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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
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
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
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
伊德里斯卡卡:
赛俩目。
托靠安拉,您已平安到达美国。我相信您的家人见到您一定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在想您。每天我都在看您买给我的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让我悲伤的是您没在这里和我一起看。我感觉很好,阿姆拉江在细心地照顾我。请代我向您的家人说一声赛俩目。托靠安拉,我们很快就能在加利福尼亚见面。
顺致敬意
罗莎娜
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
罗诗江:
赛俩目。
谢谢你体贴的话语。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也经常想起你。我已经向我家人讲了关于你的一切,他们非常渴望见到你,特别是我的儿子扎比江和勒马尔江,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你的到来。附上我对你的爱。
伊德里斯卡卡
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
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
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
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
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我一定。再等等。
“希望你没事。”
琼·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迭,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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