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很少做梦。实际上应该说，很少记得自己做的梦。但是有一个梦记得清清楚楚：仿佛是夜晚时分，投宿于瀚海边上一间小小客栈。那地方相当破败、阴暗而狭小。屋内摆着药铺柜台似的长桌，掌柜的就慢悠悠从那长桌后面走出来。似乎并不年老，却佝偻着身体，拖着花白的辫子，穿着孔乙己似的破旧长衫。手中一盏油灯，照见脸上衰颓神情。
　　但我知道他是谁，至少在梦中，我确切知道。他是陈家洛，当年红花会的总舵主。那时候正热衷于游戏，因此瀚海、客栈这意象的出现不难理解——单机版金庸群侠传玩家都知道，要想找到十四天书中的书剑，先得上西边沙漠地图中寻霍青桐——难以理解的是人物形象：为什么在我心中，陈家洛会变成不得志的衰朽老者？
　　金作十四部中，《书剑恩仇录》最早。人物也特殊：陈家洛是书生侠客。以梁羽生为代表，书生侠客的形象在武侠小说中已成定式，所谓允文允武，亦儒亦侠。但在金庸作品中，却是唯一的一个。郭靖是大漠中长大的傻小子，华山派大师兄自幼习武，想来也没读过几本书。乔峰整日跟一帮乞丐厮混，剩下段誉，好歹算是读书人，却大多是迂气傻气，看不出书卷气。到了韦小宝，更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周全的市井小混混，要想从金书中找到第二个能张口说出“浩浩愁，茫茫劫”的主角，还真没有。
　　所以揣测，金庸自己是不满意也不欣赏书生的。这念头，或者说是潜意识不知不觉地投射到了书中，影响了读者的心境。这是关于陈家洛的第一个猜想。
　　2、
　　粗粗翻了一下金庸传，找到一些简单的写作年表。作为金庸首部武侠作品，书剑于1956年在明报连载刊登。这个年份对于大多数记忆尚存的中国人应不陌生，那是大跃进的开端。此前，一场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能确切说出死亡人数的镇反运动刚刚结束。金庸的父亲在这场斗争中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杀。消息传来，为人子者独自痛哭了三日。书剑第八回有很长一段篇幅写陈家洛在母亲忌日那天潜回家中的情景。家人已不在，只剩下当年侍婢，为他整理衣裳，“眼泪一滴滴都落在长衫下摆之上”。小时候追求情节，看这一段觉得老大不耐烦，如今再看，方才品出其中滋味。在谈起小说创作的时候，金庸曾经说过，开笔所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事情，比如海宁潮、陈阁老的传说、乾隆身世之谜，想必是从小听惯的故事。然而那时的金庸，大约是有家难回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陈家洛并不能改变历史，甚至只能眼看着乾隆皇帝逼十死自己至亲至爱之人。他与乾隆，既有亲也有仇；他与家国，既有恨也有爱。倘若是杨过，说不定早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将喀丝丽抢出便走；即使是令狐冲，也可以不理会险恶庙堂，与心上人逍遥快活，无拘无束。然而，偏偏他是陈家洛，只好走不得，留不得；舍不得，却又顾不得。
　　在出世与入世的夹缝中行走，仰望天际微光——陈家洛的身上，或许有金庸自己无可奈何的影子。这，是关于陈家洛的第二个猜想。
　　3、
　　记不得是谁说过，让陈家洛来当红花会的总舵主，是个错误。在他身上，相国公子的气质远远多于江湖草莽。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陈家洛是个小资。所以对乾隆，才有要求其恢复汉统的天真幻想，才有举刀而不杀的优柔寡断。
　　小资与领袖，是两个质地完全不同的词。即便可以为了江湖大义暂时摆脱儿女情长，这也仍然是一种“拗”。无魄力、无决断，太多的悲天悯人，太多的人文色彩，换句话说，既不是造反的料，也不是搞政治的料。造反要的是李逵章进这类莽汉，斧头一举管他娘，砍过去便是；政治要的是刘邦朱元璋这类无赖，能屈能伸，既有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有诛杀功臣的狠毒。这些陈家洛完全不具备。与他类似的张无忌，最终急流勇退，为赵敏画眉去也；而他却被出身与责任牢牢束缚在这个完全不适合自己的位置上。这样的人生，对他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痛苦？
　　从个性到感情，陈家洛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这或许能够解释先前那个梦境。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以这近于调侃的语言来形容他的失败，倒是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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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看的《书剑恩仇录》不知是否三联版，有自撰后记，提到了海宁几位名人，徐志摩、王国维，并说那里的人多数有些固执的迂气。这个评价在我看来有些奇怪，徐志摩与陈家洛，两个人的共通之处其实并不多，为何要将这二人相提并论呢？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是乾隆赠与陈家洛的玉佩，同样，也是这本书里又一个让我觉得不解的地方。这句子和陈家洛其人不合适。陈家洛身上，多的是儒生式的中庸，并未强极，而用情之处，也令人觉得是多情，并非深情。以此作箴，宁有过之？
　　不得不提到陈家洛的独门武功：剑盾珠索、百花错拳。印象中金庸笔下用奇门兵刃的主角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剑盾珠索，二者均是可攻可守，正如书生行事，凡事都预留退步，难有豁出去的时候。而百花错拳则更加有趣，集采百家拳术，却又加以变通，看起来离经叛道，实则招招均有前人窠臼，这似乎也印证了我对陈家洛的看法。他不是能够冲破世俗的勇者，更缺乏一往无前的勇气。是以剑盾珠索虽然看上去很酷，却敌不过一柄简单锋锐的凝碧剑；而百花错拳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也只好在对付功力深厚的铁胆庄主时落了下风。
　　突然想到独孤求败剑冢中的用过的三把剑。第一把，是凌厉刚猛无坚不摧的利剑，第二把，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玄铁剑，而第三把，却是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以此而论，陈家洛的剑盾珠索连第一重境界也未曾达到。百花错拳，又怎及得上聚贤庄中，太祖长拳？这一点，即使金庸本人，也不是不遗憾的吧？
　　这个猜想，和陈家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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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金庸去了土耳其。归来之后发表了几封书信，在《忧郁的突厥武士们》结尾处，他写道：“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一首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升天，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
　　这一段其实在书剑里出现过。某种状态下的某人、某事或某几个字，仿佛突然便能触动人心。诗的本身并不特别，但它应当是打动了金庸的，否则不会反复在文中加以运用。一个善用文字的人，也往往会被文字出卖。所以想，在塑造喀丝丽这个人物的时候，作者是有些痴的。
　　陈的爱情也是书生式：发乎情，止乎礼。唯一一次脱略形迹，要算带喀丝丽游长城，看她沐浴。书上这一段描写极美，也是整部书中最经典的画面。若无此段，香香公主甚至无法和霍青桐相提并论，而读了这一段之后，喀丝丽便成为令我心存感慨的女子之一。这才恍然大悟：情深不寿，原是为她而写。

　　寿，并非寿命，而是长久的意思。温润如玉的下一句应是：宁玉碎，不瓦全。我喜欢这女子，爱得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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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另一位不相干的人物，圆圆曲的作者，太仓吴梅村。关于他最著名的一段八卦是和秦淮八艳之一的卞玉京。我在《浮生所欠只一死》中说二人最终未见并不确切；顺治七年，吴曾在钱谦益的好意撮合下见到了已出家为女冠的卞赛。然而卞推说有疾，虽到了钱府，旋即辞去，当真是“相见争如不见”。
　　当田国舅要将卞赛献给崇祯帝时，卞曾委婉而坚决地示意，即便为奴为婢，也要跟随吴梅村，吴却退缩了，避而不见，直到芳踪已杳之后，才来到她的住所之外，吹了一夜悲箫。翻看这一段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正是陈家洛与喀丝丽，仿佛看到陈在坟前以词相祭的情景，如出一辙。同样是决绝明丽的女子，同样是瞻前顾后的书生，借吴梅村一句词：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
　　陈家洛是负心人，也是伤心人。这是他的软弱，也是他的矛盾。高尚与卑劣，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有不同的标准，当时气盛，觉得匪夷所思，不可原谅；而现在，终于能用另一种略微宽和的眼光去看。恩仇之间没有快意，只有压抑，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才是世间事，世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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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之前的猜想有了着落。陈家洛身上似曾相识的软弱、犹疑，流淌于千年中国式文人的血脉之中。以侠的外形，写儒的实质，恰恰是文人侠客梦的滥觞。撇却扣人心弦的情节，书剑为何令我感觉压抑，又为何让我产生不安？答案或许正在于此。陈家洛其实也是我或我们的影子，明白地说，我本人，也做不到坚定明朗。遇事会苟且，会软弱，会犹豫。散漫的思想如同百花错拳，我看不到这边界，叩不开这关卡，冲不破这阻挡。
　　情深不寿，情到深处不久长。以此作为对陈家洛的最后一个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