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胳膊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地回答。
　　“你也是。”“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似得心满意足地睡了。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声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甬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她褪去衣裤，穿着游泳衣，裸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闷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十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吴林栋从我眼前象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十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划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的酣睡。
　　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汽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象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仆地而死。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访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孩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房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庸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皮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轻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贾玲，贾玲！”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摸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内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一个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其它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声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潘佑军狼狈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时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你好象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指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楞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我含苞欲放呢。”“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一女孩不错，今天不五讲四美，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她转身匆匆走了。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皮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皮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