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哩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
　　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时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
　　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屎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塌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敢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宿舍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
　　刘会元一边凸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
　　“黑心！”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康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
　　“皮裤衩穿了么？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
　　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全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在车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象看傻子。房屋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在秩序比我想像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站，和中午正点到达的列车混在一起。各车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时出站，根本没法根据车站预告判断那些人是你要搂的那次车，只好一拨拨地问。我把鞋盒盖举到每一对看上去比较体面的青年男女面前，并用热切、期待的工看着他们，最后甚至不再挑剔他们的长相，就是女的丑些也凑上去，仍然一无所获。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接女友。
　　他指点我去看一下车站悬挂的到站列车时刻表，我才发现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是过期的，按新的刻表，我接的那班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到站。
　　两个小时比较讨厌，如果回家的话到家喘口气儿就得往回踅，如果站在广场干等又实在漫长不堪忍受。我出来穿得很厚，这时已被寒风吹透，脚趾头都麻了。我得找个暖和的地方吃点东西。彼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车站附近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人，嘈杂喧嚣抢饭似的。
　　桌上堆着一摞摞油腻腌的剩碗盘，汤菜汁漫席横流，那股味一掀棉帘子能顶人一跟头。于是我坐了一站车，到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找馆子文儿的馆子这时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还大致干净，价格称贵但看上去起码不恶心不熏脑浆子，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温暖的快餐店吃一盘所所谓的意大利面条，喝了碗所谓的美国汤，然后买了罐真正的中国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时间。邻座一伙也在喝酒泡时间的男女中的一个男的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他拉开一张空椅请我过去，我端着自己的酒笑着走过去坐在他们一桌冲所有人点头。
　　“你最近干吗呢？”那男的笑着问我。
　　“没干嘛印度洋没事。”我也笑着问他，“你干吗呢？”
　　“也没事。”那男的说，“好久没见，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南边。”
　　“喔喔。”我含糊其辞地应着，盯着同桌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调笑。
　　“听说你发了，大把的钱。”
　　“没有没有。”我看第二个姑娘，觉得她长相一般。
　　“发了就发了嘛，别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发了成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倒想发，发了我还在这儿坐着？”第三个姑娘象个冻柿子霜里透红。
　　“你这人没劲，跟哥们儿不说实话。”
　　“真的真的。”我收回目光，看那男的。
　　“人家都见你了，拎着一皮包皮钱在广州开房间，就上个月，是不是谭丽？”那男的对那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说。
　　那姑娘正眼瞧瞧我：“你就是万言。”
　　“这倒没错时我嬉皮笑脸。
　　那姑娘没笑，挺正经地问我：“你认识沙青吧？”
　　“不就是那老爷们儿吗？”
　　“你，他净打岔。”那姑娘笑着对其他人说，“我没法跟他说话，人家是女孩子，什么老爷们儿。”
　　“你净打岔，忒不地道。”
　　“不是不是。”我盯着谭丽笑着说，“怎么着，她说她认识我？那你带她来找我玩呀，我们熟人也好见见面。”
　　“你们那么熟还用我带？你要真想找她我倒是可以告她一声。”谭丽暖趴地冲我笑。
　　我也暖昧地冲她笑：“你不一定非得叫上她，自己来也行。”
　　“哟，这就直接开诱了。谭丽你小心点这人蚍较坏。”
　　谭丽笑着瞟大胡子一眼，大胡子正跟柿子说笑。“我去你那工干吗？我又不认识你。”
　　“一回生二回熟，认识起来还不快？别那么见外，你瞧我第一次见你，没说几可我从心里就觉得咱们跟亲人似的。”
　　“嘻，真可怕。”
　　“可怕什么，咱们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咱俩走，他们爱干嘛干嘛去。”
　　谭丽笑得什么似的，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蛮国致地跟我逗，我们逗了一会儿，又聊了会儿别的，那帮人起身要走。谭丽站起来冲我笑着说：“走了，以后见。”
　　“不跟我走了？不走算了，回见，别忘了我，每天睡觉前闭眼想想。”
　　“你迷是一套固定路数吗？跟谁都这么说。”
　　“没错，真让你猜着了。”我笑着冲她摆摆手。那帮人可能性走后，我也忘记了自己到这干嘛来了，百无聊赖地又坐了半天，喝光啤酒接触扁啤酒罐出了快餐店。
　　街上刮着强劲的风，路面被刮得干干净净，行人都穿得很严实，捂着帽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忽的确走着。冬日苦短，天已经昏暗了，路亮但街边的商店都开了灯。我在街上顶风走了会儿发觉坚持不了，便拐胡同去找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家敲了半天门人答应。我又出了胡同，钻进街边一家个体饭馆用很长时间吃了碗面疙瘩，他们管这种面疙瘩叫“水饺”。
　　我再次来到大街，天已经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霍虹灯远远近近地闪烁，更多的商店关了门。下班的人潮已过，街上很冷清。我步行到东单路口，这儿热闹些，长安街上灯火通明，数条车龙相对川流。我看到一个大房子的门口张灯结彩，人头攒集，便信步走过去。我记得这是家菜市场，心下纳闷离春节尚有二月余，为何此刻便通宵抢购年货。待走上近前，看清那些衣着华丽的男女并听到音乐传出明白过来这儿改舞场了。我看到一个朋友正站在菜场门口一边大声和把门的小伙子说笑一边数着人往里带朋友，忙凑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把我拍了进去。

　　菜场里那些白瓷砖的水产品的池子和水泥肉困已撤去鱼、肉，摆上饮料在卖。乐队坐在蔬菜框台后面演奏。菜场上空拉了五彩纸带，悬了一些灯炮，倒也喜兴。成对的男女穿梭在鱼池子之间翩翩起舞，表情幸福。旁边的熟食罐头柜台外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大圈或站或坐观舞的人大都文质彬彬、气度非凡。我在舞场里遇到不少熟人，他们都洋洋的，一见我就问我是不是“发了”。我初还解释“哪里哪，后来便有些焦躁，怎么谁见我都说我发了，这不是害我么？我把里外衣服的兜儿全掏出来，对那些人说：”你们搜我得啦，再不成到我家搜去，谁搜出来归谁。“大家这才无话。
　　我和几个没舞伴的朋友结伙满场找单身姑娘搭讪，见一个袅娜些的就说：“你太不讲理了。”若那姑娘回头，我们就接着说：“你长成这样还让不让我们这种相貌的人活了？”一般姑娘听到这么漂亮的恭维很少有不动容的，特别是那些实长得并不必然性的姑娘，格外含羞带笑，如果再跟上一句：
　　“我也豁出去高攀一回。”十个有十个立马起身扑过来，随你带她到哪个柜台旮旯去，怎么下套怎么钻时我们转了一圈，颇有斩获，大伙儿全找到了不如意的舞伴。我虽不跳舞，也玩得蛮高兴，和一个胖姑娘打了半天岔，说她特象赫本。一帮白带舞伴其中不乏漂亮妞的熟人舞罢一曲坐到附近。我走过去想碰碰运气擗出个把，连说带笑哄了半天，那帮男的没一个凑趣的，都挺冷淡，我看没戏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走开。刚走开，听到一个女的问一个跟我说过话的男的我是谁，那男的对她说：“傻×谁知道他是谁。”我顿觉颇受刺激，情绪一落万丈，胖姑娘笑盈盈地迎上来我看她不顺眼了。
　　我一个人躲到一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闷闷地抽烟，透过站在面前的人群身体缝隙看着舞场中移来移去的各种不脚，纤脚，深感人生无常、盛宴必散。
　　一个遥遥望欠面部极富雕塑感的姑娘独自坐在菜场另一端僻静的角落，在人圈外静静地观舞，仿佛置身喧闹之外。舞场的灯光、音乐、舞步瞬息万变，唯她一动不动。我起身向她走去，愈走近愈觉其神采飘逸，在这鱼腥肉臭的场合令人精神为之一爽。她注意到我向她走来，眼睛闪闪发亮。我在她身边站定，对她说：“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的子。”她粲然一笑，犹如潮水退去露出礁耳，我看到粉红的牙床和麻将牌般的牙齿。
　　我把胖姑娘安顿在楼前小松林里，指着楼上唯一亮着灯的那扇窗户对她说：“灯一灭，你就上来。”我得先把那帮玩牌的请走。
　　“我冷。”胖姑娘娇滴滴地说，“一起上去怕什么？”
　　“你不你不想被人轮奸吧？”
　　我撇下胖姑娘蹬蹬地上楼，打开门一边往里走一边嚷：
　　“警察，警察来了，都放下手里东西坐着别动。”
　　“我们不动，你进来吧。”
　　屋里坐着三个穿着没有徽记的蓝棉大衣的男人，挺和气地望着我。其中一个招呼我：“你就是方言吧？我们等你半天了。”接着他代表另人向我作了集体自我解释：他们是警察。
　　“你别哆嗦，哆嗦什么呀？”
　　我说我没哆嗦，我哆嗦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我问警察是不是这就走，要走我就马上收拾东西，我得自个准备生活用具没人探监我得带齐了。
　　“你想去哪儿？”警察问我，“去我们那儿？不不，我们没打算接待你，你这么主动莫非干了什么？”
　　不不，我说我什么乜没干，只不过弄不清警察三更半夜来找我干吗，以为自己干了什么，干什么没干什么到局子总能说清楚。
　　“你对公安局的信任态度我们很动。”警察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找你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只要我知道。”我拍拍胸脯。
　　那太好了太好了，警察客气地向我建议大家到屋里坐着谈，这么隔着门口一里一外地说话就歉一个随时要跑一个随时准备去追似的。
　　我大声干笑着走进屋里一屁十股坐在沙发上，随即又跳起来里外奔跑着找茶杯、茶叶、开水、沏茶拆烟拿糖拿瓜子，不停地寒暄说笑话把更舒服的地方让警察。
　　“你别忙活了。”一个警察说，“你转来转去闹得我头都晕了。我们不是来作客的。”
　　警察问我的是我一个过去的叫高洋的朋友，我告诉警察这人我会十年没见他了。十年前我们刚从部队复员时天天混在一起，后来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曾打听过他，可我们一起的朋友包皮括他弟弟高晋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谁也没再见过他。关于他的下落曾有种种传闻，传得最为大家接受的是说他发了笔财买了张假护照去菲律宾了。有了开玩笑地说他在吕宋岛种烟叶，也有人说他当了新人民军，但这都是胡扯，因为谁也没去过菲律宾。
　　警察问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当时在场还有哪些人以及我们都谈了些什么。
　　我告诉警察那应该是夏天，因为我们当时都穿着短袖衬衫，整天汗津津的，我对街上到处停放支着凉篷的白色冰糕车印象很深。但考虑到我们当时是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而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南北温差又是那么悬殊，所以按历法的习惯划分那也许是春天，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春天。
　　我告诉警察那时我和一帮哥们儿刚从三军各兵种复员，上身已经换了时髦的T恤衫下身还穿着不同颜色的军裤。那段日子我们无牵无挂，一心想的只是尽情享乐。我们在吃饭，满面笑容地围坐一起大吃大喝。我们好歉老是在吃饭，不间断地在各种不同环境的餐馆里吃饭。那段日子我们肯定还饶有兴趣、忙忙碌碌地干了些别的，但我一想起那日子脑子里出现的只是吃饭，一连串印象鲜明的吃饭场面。
　　我们在一个大天井式的餐馆的露天餐厅吃饭的那次，大概是我和高洋最后一次见面……
　　这个餐馆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位置是于七、八条居民巷子的交汇处。我们是在城里的老居民区乱逛时随意拐过去的。餐馆门口象个车库入口，门上悬挂着沉重乌黑的金字的匾。门口还有水泥电线杆，站在门口可以看到放射状通向四面八方的巷子，至少有两条巷口外面是人来车往的繁华大街。餐馆门里的天井摆了上百张绿漆斑驳的铁餐桌。四周的建筑是那种高大的殖民地风格的两层楼房，有花纹繁复的水泥廊柱和同样精雕细镂的石栏以及拱形长窗的石质表面已因风需侵蚀和油烟熏染变得乌黑了。
　　餐馆正楼是一幢完全中国古典风格的巍峨楼阁，雕梁画栋，重重飞檐，窗子上刻着剔透的花鸟大草，可以联扇迭开，使正楼变成数屋大戏锌般的通堂敞轩。不知是我记忆有误还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还不到营业时间，整个天井空无一人，连服务员也不见踪影。正楼内门窗一字敞开，井井有条摆放堂内的红木桌椅擦得乌油锃亮的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和龙飞凤舞的狂草书法，四角有大盆茂盛的植物和缤纷艳丽毫无香气的花卉。当时我可能毫无感想，但今天回想起来我总感到那个豪奢颓败的餐馆在等什么人。
　　我对天井中阳光弥漫和荫凉浸肤印象怎样强烈。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形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
　　“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
　　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
　　“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
　　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
　　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
　　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到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
　　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
　　我以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察说那我其实对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皮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使劲摇头。“那大概是高洋来了。”我开玩笑。打开门，看到胖姑娘我魂飞魄散堵着门让她赶紧走。胖姑娘委屈万分，她也的确怪可怜儿的，在松涛呼啸的林中站了两小时早被冻成了青颗楞。“你怎么这样？”她鼻涕哈拉地说。我刚想告诉她谁在屋里，警察已经出现在我身后。“是谁呀？让她进来吧。”
　　“没人，”我回身笑着对警察说，“一个邻居，找我要书，我借了她一本书答应今天还她。她看过了十二点我没去就找来了。”
　　“真是爱书如命，大半夜借呀还呀的。”
　　“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
　　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
　　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
　　“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
　　警察没搭理我，抽了几根烟，闲聊一会儿又继续讯问。他们问我和高洋分手后去了哪里？我说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药店卖药膏，那药店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大街上，“没准你们还从我这里买过药呢。警察来买药我总是特客气。军警军警，当过兵的人看见警察总觉得象见着兄弟一样感到亲。当年我也差点当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干部在‘安置办’拿着表格堵着我问：”‘干不干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这人律已精神特差，没的给警察队伍抹黑，要不，咱们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们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们是不是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来，举止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派头，眉宇间透着那么一股英气。”
　　敢情警察也吃这一套，瞧他们笑的。
　　“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

　　“我说，咱别老聊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
　　“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日。后来，三年后我退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荡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样，原来挺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挺惊险，天天血光刀影。”
　　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
　　“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
　　“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
　　“高洋。”
　　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
　　“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
　　“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皮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皮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
　　“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
　　我去卧房床下拿出一把银色的长刀给警察们看。“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抽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
　　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锛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锛刀。”
　　“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
　　“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
　　“这刀我们要带走。”
　　“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
　　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
　　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