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一片漆黑寂无声息，我还以为我进了一座空房子，接着一道白光掠过，瞬间照亮了挤挤挨挨的人头，厅内变成雾状的桔红色，音乐滚滚而来，人群涌动起来，一个沙哑的男声在人头上四溢滞留。“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我撅着屁十股高抬腿一跳一蹦地钻进人群，在每个姑娘的脸上打量察看。我转到一个醉酒般摇摇摆摆原地抽筋的姑娘面前围着她跳跃像鸽子围着鸡盘旋。
　　“谭丽，谭丽。”我大声叫她，“睁眼看看我，还认识我不？”
　　姑娘睁开眼，慵懒地瞅我，又闭上继续摇头摆尾。
　　“我是方言，跟沙青特好的那个，想起来了？”
　　姑娘又睁开眼。旋即闭上，点点头。
　　“沙青在哪儿？我要找她，找她有事。”我四处环顾，跳着，踢着腿，不时踢在自己屁十股上，“这他妈曲子这么长，咱们到外边说去。”
　　我扶着晕乎乎的姑娘分开人群往外走，一路仍晃着头颠着脚。
　　来到舞场外头，我松开姑娘，震耳欲聋的音响弱了些，舞场内变成一片雾状的海蓝。
　　“我是方言，你把沙青的地址告诉我。”
　　姑娘大汗淋漓，呆滞地瞧着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对着她脸说个不停。
　　三个瘦瘦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围住我好几只手推操着我：“你干吗？”
　　“不干吗？”我保护着自己，“就问她个人问完就走。”
　　“问什么，有什么可问的？”三个人开始动手打我，往外打。
　　我一边护着头招架着，一边退着说：“别打别打，我这就走——谭丽，沙青住哪儿？”
　　“走吧，甭理丫的，咱们跳舞去。”一个男的腾出手带着谭丽往回走。
　　谭丽怔怔地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喊：“拉索发米来多。”
　　“音乐学院？”我肚子上挨不一拳一下岔了气，但我猫腰时明日了过来：电话号码。
　　“他穿得比你整洁多了。”
　　我和沙青站在大栅栏的环形电影馆里。这是个球型建筑，游艺性质。每天不停地在一百八十度宽的银幕上放两部表现飞翔和疾驶的短片，买一张票进去可以无休止地看下去。沙青是个娇小的姑娘，光嫩的脸上没有丝毫被做旧的痕迹。她对我贸然打电话相约十分警惕，坚持不肯在私下场合见我，我们就约在了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弯形馆内一无所有空空荡荡，只在地中间横设一栏杆，看电影的人大都散站在后壁，唯我二人和几个孩子倚栏而立。
　　我们是在北京飞广州的飞机上认识的，我们邻座。那是春天，我为出版社组稿。他说他是作家，语调低沉有半音阶，面目矜持有儒者风度。他说他写过《春之眼》《铃之闪》和《活动变人形》毫无愧色心地坦然眼中流露谦逊之光。我说久仰！书我都看过，不但看过，还编过其中一本。你胖了也长个了连眼镜片也薄了，是我没认出你，还是你换了砂型。他扬着脸从容地说是你没认出我，那个当了官的是假的，真人比他要胖象我这样。他始终不笑，谈学运谈流放谈写作，虽不夫云山雾沼却也有板有眼。我简直被他感动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硬吹硬侃被戳穿了仍不改弦更张，这非得有点不屈不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二杆子作风。

　　沙青说她从起飞到落地二个半小时楞是被这个又高又胖戴墨镜西服内衬条格杉的方言侃了下来。沙青和他步出机场接沙青的人没到或是没走出来，她和方言乘上他叫的计程车去了市里。在一个大饭店分头开了房间。沙青很烦躁而他很惬意。他请她吃饭洗蒸汽玩地滚球打台球。他像回到家一样自在熟悉各种玩乐技巧：
　　台球一口气能打上百分将台面打得稀稀落落；那悠闲那从容十足一个终日借此消磨时光的老手。他坚持说舆是作家，“我和他们没有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写我不写。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随便举他们某个人的作品说明身份实在无可无不可。”他说他喜欢沙青，他这么说并无猥亵之意。沙青说他喜欢我的意思是喜欢我的声音，在异域听乡音令他有莫大欣愉。像我这种职业的人你知道总是要四处跑的，久而久之南北荟萃人如轻絮反认他乡是故乡。他这么说根本不像刚从北京离开，听上去有些古怪颇似造作之语，否巴便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和他坐了半日也觉无聊，况有正事在身抽暇给接我的出版社打了个电话。对方正急得叫苦连天没接着人，生怕一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遇见什么坏人被人拐走没法交待。接到电话喜出望外叮嘱她原地别动这边立刻派车去接。接来了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一进饭店大厅就四处寻觅，看到沙青和他坐在一起走过来连连握沙青手催促她马上走，警觉地打量这衣冠楚楚的男人。他们的态度不太友好不太礼貌。后来他们也说了他们认定他不是好人心怀叵测，但他毫无局促毫不理会坦坦地坐在那吸烟连站也没站起来。当我向他特别时他也只是点点头眼睛立刻看向别处其冷淡客套就像他从来没见过你也没跟你说过半天话。
　　那天我和当地出版社的一个男编缉去饮早茶。他是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对我很好也很机智。这几天都是他陪我跑，我们相处甚洽。你知道他对我的好意已经带点浪漫色彩了。在这个豪华餐厅比比皆是的城市，我们去的那个餐厅并不特别有名，按当地标准也只是中档。顾客大都是附近居民，我们也是顺脚，那个餐厅就在出版社街对面。那天早晨已经很燥热，阳光透过梧桐树繁茂宽大的叶子斑斑点点洒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路边有条暗绿色的河，上面飘着厚厚的浮萍团叶相联，临河便道上有滑溜溜的青苔，快慢车道之间和餐厅窗外以及河对岸的居民区屋前房后到处可见芭蕉铁树鱼尾葵，白雾缭绕在绿色植物丛间。我一直想给方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总觉得应该这么做即便是萍水相逢；我也的确打了，可他住的房间换了人。我心里总惦记着这事，不知他在哪里闲坐。

　　餐厅里熙熙攘攘。人们在吃在喝在聊天。我看着各种随意端取的玲胧剔透的糯米和肉类制作的早茶点心欣喜暗生，什么都要尝一点，样样感到可口，那个本地籍的同伴也因此十分自豪。我正在吃一种闻所未闻的虾饺，看着另一种闻所未闻的透明马蹄糕。注意到了人丛中的一张脸，一张没戴眼镜的胖脸，他正在吃一根小巧的油条。我觉得他跟周围摇着扇子穿着汗衫趿着拖鞋的本地食客毫无二致，一杯茶二件点心一副闲适的神态。我想周围有些人还认识他，他们在用广东话聊天，他不但会意报之微笑还间或用广东话插上一句。我在他脸转向这边时朝他微笑，指着旁边的一张空位叫他过来。
　　他戴上眼镜走了过来坐下什么也不吃，发现我有个伴后对那个男孩子十分客气，客气得有些谦卑。我和他聊天打趣问他近日动向，他什么也不讲只是微笑。老气横秋地和那个男孩谈工作谈辛苦，两个人谈的很累。男孩明显在敷衍他，我想他也感觉得出来。但仍不卑不亢锲而不舍。男孩听我说他是作家后很说了些刻薄话，貌似调侃实含讥诮并做出种种与我亲密状。
　　他告辞了，颇为得体地告辞了。说他要去赶飞机，在餐厅外的路边叫了一辆计程车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我们在街道上急剧地拐弯，背着书包皮的儿童在前面过马路，我们从他们身边危险地擦过，街边鲜花店水果店一片艳丽，首饰店的珠宝光华熠耀。男孩告诉我他决非去赶飞机肯定是乘车到哪个公园湖边坐上半日，然后再叫一辆计程车在城市里绕上个大弯，悄悄回到他在这儿附近的寓所。他见过多次在早晨散步和黄昏纳凉的人群中，因他总穿着条格衬衫而有印象。这人是个骗子，百无聊赖拈花惹草的骗子。他的一口洋泾浜广东话一听就是外地人。男孩谆谆告诫我，大凡栖在这个城市的北佬十有八九不是好鸟。我嘴上唯唯诺诺脸上很乖很驯顺，心里说弟弟：你不必把你的生活经验加诸于我。
　　我始终没告诉那个男孩，我和他又见了一面。那是我临走前一天的傍晚，我在晚风中散步怀着憧憬，他迎面而来。实情可能正如那男孩听言他住在附近，可我仍感到欣慰感到愉悦。我喜欢和他再三邂逅。我们并排走。我告诉他那男孩的看法，似乎在他面前我什么都肯说。他说那男孩说的是对的。

　　任何事情总有它规律性的东西可循，人也一样，陈腐俗套也往往一语中的。他说但是一颗鞭炮不可能无穷尽地响下去，山崩地裂之后便是无害的了，即便鞭炮不甘也无余勇可贾。
　　他自称是个“幸存者”，是一朵纸屑，被火药熏黑的纸屑、远远炸飞的纸屑。他对我谈起燃放鞭炮前的兴奋和期待以及巨响过后的寂静……
　　街市昏暗，人车如织。我看到那三个警察在人流中迎面缓缓而来，交臂、错肩、走过——我戴着口罩象从碉堡的炮眼向外张望。许逊和乔乔走过来，走过去；瘸子和黑皮大衣走过来，走过去；李奎东、汪若海、吴胖子和刘会元一一从我面前走过。我简直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了，我想我还会依次遇到张莉、金燕、胖姑娘和每个我认识的人。沙青在我身旁咬着唇默默地走，蓦地也掉过头顺着大家走过的方向走了——她看到胖姑娘后面的谭丽。我孤单一人向前走去，看到高晋，看到夏红、新郎新娘、糙汉壮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形形色色男男女女等。我走到一个街口，人稀少了，路口的店铺都上了板，路灯幽亮，一片空旷。塞得满满的果皮箱口不时被风吹落一张纸屑在街道上打着滚儿地走一阵停一阵。
　　一个人穿着大衣迈下马路走过来，走过路灯时我看清了他的脸，是高洋。后面又有一个人大步追了上来，从军装式样上我认出是卓越。他们毫不停顿地走，消逝在黑夜中。我立在街口等着，一个高个苗条穿着华贵的女人踽踽独行慢慢走到路灯下，是刘炎，像照片上那样垂着眼皮面无表情。我小剩地叫她，她缓缓地转过脸，抬起眼，走过来，诧异地辨认我，当她抬起眼时我认出了她。
　　“你在这儿干什么？”李江云问我。
　　“我在等人。”我看着四周说，“你怎么会来这儿。”
　　“这么晚了等谁？”李江云回头往黑暗的街道上看，继而露出微笑，“不是等我吧？”
　　“你从哪儿来？”
　　“你到哪儿去？”李江云挽着我转身往回走，“回去吧，你等的人不会来了。”
　　她的手紧紧有力地攥着我的胳膊，我挣扎着扭头往回看：
　　“就差一个了。”
　　街道上空空荡荡，那个人没有出现，连影儿也没有。
　　“已经过去了。”李江云再次拖着我往前走，“你等的人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