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向名族英雄学习，比如董存瑞，当他把炸药包皮举起的那一霎那，他仰天长啸：为了新中国！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董存瑞根本没说这句话，而是另一句更言简意赅的：“X你马!”由于翻译的不同，还有另外的版本：“日你妹！”尽管这两个版本的字面相差了三分之二，但是从这个短句的谓语、宾语的性别、还有宾语的定语来看，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作为一个名族英雄，他显然还不够专业，因为他漏考虑了一件事，这句话从嘴里说出来是不带任何如惊叹号、点点点或者波浪号作结尾的，因此如果他想留下“证据”，必须要改口为“字数你妹”。总之谁也不知道他在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既然教材上说的是“为了新中国”，一定是有道理的，为了给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做思想指导，“为了新中国”是最合理的，而且我也觉得像董存瑞这种名族大英雄兴许必然不会说出什么污浊后辈思想的话。再者中国人从小就喜欢模仿，所以建立良好的榜样就如同构建和谐社会那么重要。就像我们小时候的行为规矩必须模仿大人的道德规范，中学里做题和解答必须模仿例题和正确步骤，大学教授的论文必须模仿前人或者他人的研究资料云云。又比如一个小孩背九九乘法表，要是他敢背成七三二十一，准被严厉的老师掌一耳掴，然后被语重心长地告诫：“是三七二十一，不是七三二十一，应该把小数字放前面。”当然这也是有逻辑可循的，所有动物（比如狗）都是生来就通过模仿来学习的，而人也是动物。

　　我曾经尝试不去模仿，为此我努力不通过百度资料写过一篇实数理论研究的论文，作为学年评估的作业，当然我也和王二一样是学数学的，我把论文拿去给我们系的教授看，教授扫了一眼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管对不对，有想法总是好的。”于是就在我的学年评估成绩上打了个“优”。然后到现在就没有一点音讯了。我从来没想过廖教授对我会有如此的嘉奖，说我是有想法的人，而且是不在“对”这个前提之下的。
　　我当然是不会傻乎乎再过去问：“廖教授，我的文章你看了没有？”除非我的脑子被门夹了。因为一开始这个问题就没有第二个答案，也许甚至就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又或者我还没有达到“人瑞”的资格。由此，我必须证出一个世界级猜想——比如哥德巴赫猜想，才能证明我有条件让教授读我的文章。
　　李卫公年轻时就证出了费马定理，我没有他的本事，但是我喜欢写东西，尤其是年轻时，喜欢表达自己年少轻狂的思想，但历史和廖教授告诉我，学术上面的思想永远不是像我这种普通的活人能够表达的，所以我觉得写写书评还是更加适合我。

　　对于写论文这种事情，在这个国家永远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所谓大，就是教授每年都会“发”十几篇论文，不然自己的教授地位有可能会被动摇，至少面子上挂不住；所谓小，就是对于廖教授这种级别的人来讲，写十几篇论文比拉屎还要容易。当然这个逻辑必须要排除便秘这种情形。因为每次上课，教授都会在课堂上说自己的论文业绩，就像如腹泻一般畅快，并且自信满满。
　　对于“自信”这个词，我必须解释一下，比如，你在生活和工作中会遇到种种的麻烦事情，可能会“私自以为”领导上对你有所不公，但是最后得到的解释却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权力就是一切，代表着公平。当年长的教授或者家长以这种饱经沧桑的口吻说这句话时，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信，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我深有体会。去年我和两个比我大一届的学生在当地一家广告公司帮忙开发了一个简单的小软件，花了三个人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的得到的补偿就是每人两张红色的纸钞，还是我们三个自己骑车近一个小时去公司拿的。至此之后，当学弟学妹们问我大学生找工作的经验的时候，我也会以一种饱经沧桑的口吻对他们说：“领导上永远是对的。”这就是一种自信和优越感。

　　当然，受不了打击的人会寻求网络的援助。世界上的事物都是阴阳互补的，现实生活中的公平必须由网络的不公平去弥补，由此就有了方舟子这类的人。我想如果董存瑞时代网络比较发达，就很有可能没有这个名族英雄了。
　　扯远了，继续回到写论文这个话题上。前几天小师妹刚刚跟我抱怨说她的教授发她写的论文却只提了自己的名字，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我觉得这世道如果连论文都不能抢了，那还要教授做什么？底层人民就是要干底层人民应该干的事，就像种田的就应该种田，你丫要赶去下海经商赚大钱，领导上不抓你小辫子？可能你会反驳我说，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但事实就是，只要你的脑袋还在，就有一定有辫子。领导上一直都很公平，不想抓的一个都不会抓。
　　最后，假如本文有怪诞的地方，不是作者“本意”为之，这就是历史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