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巴纳德的父母居住的十一初狭小的平房，那儿有五十家左右这样的住家。这些平房是由一位投机建筑商在小镇内匆匆修建的。小镇名叫兰达尔诺。巴纳德先生是一位身材矮小、满脸迷惑的人，年纪约莫五十五岁光景，他注意到我们的临近，就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请进来吧，先生们。”他说。
　　凯尔西警督率先发话。
　　“这位是苏格兰场的克罗姆警督，先生。”他说，
　　“他是专门就此案来帮助我们的。”
　　“苏格兰场？”巴纳德先生满怀希望地说，“真是太好了。那个行凶的恶棍真该被车轮轧死。我可怜的姑娘。”他的脸因悲伤一阵痉挛儿变形。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也从伦敦来，还有——”
　　“黑斯廷斯上尉。”波洛说。
　　“很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巴纳德先生机械地说，“请到里屋来。我不知道我可怜的太太是否可以见你们。她已经完全崩溃了。”
　　当我们在平房的起居室里坐定时，巴纳德太太总算露了面。很显然，她哭的悲痛欲绝，两眼红肿，步履蹒跚，一副遭受过沉重打击的模样。
　　“怎么，你没事吧。”巴纳德先生说，“你确信没事了吧？”
　　他扶着她的肩膀，把她让进一把椅子当中。
　　“警监很好心，”巴纳德先生说，“他把消息通知我们后，说是要等到我们经受初次震惊之后，再来调查些问题。”
　　“这太残忍了，这太残忍了，”巴纳德太太泪流满面地哭泣，“这必定是最残忍的事。”
　　她声音中带有轻微的歌唱声调，我原以为是外国口音。直到我想起门上的姓名，才意识到她讲话中的某些发音实际上已表明她是威尔士人。
　　“我知道，这的确令人深感悲痛，女士。”克罗姆说，“我们非常同情你，可是我们想要了解所有的真相，以便能尽快开展工作。”
　　“那有道理。”巴纳德先生说，一边点头表示赞同。
　　“我了解到，你女儿二十三岁了。她与你们住在一起，在姜汁猫餐厅工作，对吧？”

　　“不错。”
　　“这地方是新建的，是吧？你以前住在哪儿？”
　　“我在肯宁顿做些五金生意。两年前我退了休。我们总想住在海边。”
　　“你又两个女儿？”
　　“是的。大女儿在伦敦一间办公室工作。”
　　“昨晚你女儿没回家，你们难道不感到震惊吗？”
　　“我们并不知道她没回来。”巴纳德太太流着泪说，“她爸爸和我习惯于早睡，我们九点钟就上床休息。我们并不知道贝蒂没回家，直到警察来告诉我，说……”
　　她情不自禁痛哭起来。
　　“你女儿是否经常很晚才回家？”
　　“警督，你该知道现在的女孩是什么样。”巴纳德说，“他们挺独立。在夏天的晚上，她们才不会急匆匆地赶回家。同样，贝蒂通常十一点钟才回家。”
　　“她怎么进了？门开着吗？”
　　“钥匙放在垫子下面——我们一那样做。”
　　“我想，有谣传说你女儿已订婚了。”
　　“现在他们并不正式进行订婚。”巴纳德先生说。
　　“他叫唐纳德·弗雷泽，我喜欢他。我非常喜欢他，”巴纳德太太说，“可怜的人，这消息对他来说真是太为难了。我在想，他是否已经知道？”
　　“我了解到，他是在考特和布伦斯基尔事务所工作？”
　　“是。他们经营房地产。”
　　“他下班之后，是不是多半会同你女儿约会？”
　　“他们并不是每天晚上都见面，大概每周一两次吧。”
　　“你是否知道昨天晚上他们有没有约会？”
　　“她没说。贝蒂对她要桌什么事、要去哪儿，从来都不会多说。可她是个好姑娘。哦，我简直不能相信。”
　　巴纳德太太开始抽泣起来。
　　“镇静点，老伴。振作一点。”她丈夫劝解道，“我们快回答完了。”
　　“我想唐纳德永远也——永远也——”巴纳德太太哭泣着说。
　　“现在你该振作点。”巴纳德先生重复道。
　　“我但愿能给你些帮助，可事实上我一无所知，我一无所知，也无法帮助你们找到那个该死的恶棍。贝蒂是个可爱的、快乐的姑娘——她与那个正派的年轻人来往，这使我们回忆起我们自己年轻时代。令我感到伤心的是，有谁会去谋害她呢，这实在是令人费解。”

　　“你已经如实相告，巴纳德先生。”克罗姆说，“我想告诉你我想干什么——想去看看巴纳德小姐的房间。那儿也许会有信件什么的——或是日记本。”
　　“请过去看吧。”巴纳德先生说，站起身来。
　　他带路，克罗姆跟随他，然后是波洛，随后是凯尔西，我殿后。
　　我停了一会儿来系上鞋带，就在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在门口停了下来，车内下来一个姑娘，她付钱给司机后，匆忙向房子这边走来，手中提着一只箱子。她进门时见到我，便愣在那儿。
　　“你是谁？”她说。
　　我下了几个台阶，我感到烦恼，不只如何来回答。我要报以大名吗？或是说我是同警方一起来的。这个姑娘却没有时间供我作决定。
　　“哦，”她说，“我也猜得出来。”
　　她摘下带着的白色小羊皮帽，扔在地上。她转了转身，光照在她身上，我现在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她。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小时候我的姐妹们玩耍的荷兰娃娃。她头发乌黑，前额留剪成直直的短刘海。她的颧骨很高，整个身体形态是一种怪异的现代式的僵硬，然而挺吸引人的。她长的不怎么漂亮，相当平庸，可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东西，有股说服力，使人没有办法忽略她。
　　“你是巴纳德小姐？”我问。
　　“我是梅甘·巴纳德。我想，你是警察局的？”
　　“哦，”我说，“也不完全是——”
　　她打断我的话。
　　“我认为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我妹妹是个美丽聪明的女孩子，她没有男朋友，早上好！”
　　她说话时简短地冲我一笑，挑战性地注视着我。
　　“我相信，这个说法很准确。”她说。
　　“我可不是记者，如果你那样认为的话。”

　　“那么你是谁？”她环顾四周，“妈和爸在哪儿？”
　　“你父亲正在带警察看你妹妹的房间。你母亲进屋去了，她很难过。”
　　姑娘看来象是作了个决定。
　　“到这边来吧。”她说。
　　她拉开一扇门，走了进去。我跟着她，发现自己很快置身于一间小巧、洁净的厨房之中。
　　我试图关上身后的门，却意想不到地遇到阻力。波洛平静地闪进屋来，并掩上身后的门。
　　“巴纳德小姐？”他迅速鞠躬说。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我说。
　　梅甘·巴纳德快速地打量了她一眼，心里在嘀咕着。
　　“我听说过你，”她说，“你是位很风光的私人侦探，不是吗？”
　　“这个描绘可不太漂亮，但也足够了。”波洛说。
　　姑娘在厨房桌边坐下，她从包中摸出一支烟放在唇间点燃，然后在两口烟之间开口说：
　　“我真不明白，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在我们这样一件卑劣的小案子中能做些什么？”
　　“小姐，”波洛说，“你我都不明白的事情可能比比皆是。可所有这一切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不容易被发现的情况。”
　　“那会是些什么？”
　　“小姐，死亡能非常不幸地产生偏见。对死去的人往往会存在有利的偏见。刚才我听你对我的朋友黑斯廷斯说‘她是个美丽聪明的女孩子，而且没有男朋友。’你是在嘲笑那些报纸。但事实确实如此，当一个姑娘死了的时候，那些就是要说的话。她很聪明，她很快活，她脾气温和，她在世上毫无烦恼，她没有讨厌的熟人。对死者而言，人们总会宽容大度。你知道我此刻想做什么吗？我想找到一个了解伊丽莎白·巴纳德但并不知道她已经死去的人！然后我才有可能会听到一些有用之词——真相。”
　　梅甘·巴纳德抽着烟，静望了他几分钟，然后，最终她发言了。她的话语使我大吃一惊。
　　“贝蒂，”她说道，“是个十足的小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