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ext-indent:2em;}十二这件事甚至使我父亲惊呆了。当时一个普通的俄国人如何对待一个胆敢“反对沙皇”的人，现在要想象占来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不断掊击乃至谋害亚历山大二世①，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人间的上帝”，大家对他抱着莫名其妙的崇拜。“社会主义者”一词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所以这个词就包含着极大的耻辱和恐怖。当传说我们这个地方，甚至是罗加乔夫兄弟和苏波金娜一家的小姐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吓破了胆，仿佛是县里出现了瘟疫或者出现了圣经上所说的麻疯病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据说我们的邻居，阿尔菲罗夫的儿子突然失踪了，他原是在彼得堡一个军医学院就读的。不久，他却出现在叶列茨附近的一个水磨坊里，当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穿起树皮鞋和麻布衬衫，蓄着一大把胡须。他是在“宣传”（提起这个词也十分可怕）的时候被识破的，然后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父亲绝非是一个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的人，在各方面也不是一个胆小鬼。我童年时就多次听说过，他有时胆大妄为地把尼古拉一世直呼为尼古拉·巴尔金，叫他作粗鲁的家伙。但我也听说过，有时第二天他就完全改换了口气，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可尊敬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陛下……”。我父亲一切都取决于他那贵族的情绪，但到底总有本质的东西吧？所以“逮住了”这个满睑胡须的年轻装卸工的时候，他就只好慌了神。“费多尔·米海内奇真不幸！”谈到这个装卸工的父亲时，他害怕地说。“大概，这个小家伙要处死的。一定会处死的。”他对于重大的事件总是侃侃而谈。“活该，真活该！我很可怜那老头子，但却不能对他们讲什么客气。我们就是讲客气才弄出法国革命的！我不会错，我肯定，你们要记住我的话，这个额头圆圆的、阴沉的蠢猪一定要当囚犯，要给全家丢丑的！”现在，这种会丑和可怕的事情突然落到我家的头上了，怎么搞的呢？为什么呢？总不能把哥哥也叫作额角圆圆的、阴沉的蠢猪吧。他的“犯罪活动”看来比苏波金娜家小姐们的活动还更荒谬，更难以置信。苏波金娜家的小姐虽说也属于富贵的善良人家，但她们毕竟由于自己少女的愚蠢，随随便便就被什么罗加乔夫的兄弟们弄糊涂了。哥哥的“活动”是什么，他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我不很清楚。我只知道，这种活动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在一个“著名的人物”，——一个叫杜勃罗霍托夫的师范生的领导下开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哥哥——一个只靠自己的奇才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中学和大学的人，去把自己全部青春的热情献给“地下工作”？莫非是彼拉和塞索伊卡②的悲惨的命运？无疑。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但为什么他象所有的同年人一样，在诺沃谢尔基，在巴图林诺都从不注意生活中的彼拉和塞索伊卡呢？在许多方面他都很象父亲，无怪父亲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说：“不，好极了！我喜欢喝它两蛊！让它头昏脑涨！”让它头昏脑涨这句话本来是酿酒厂里常说的，一但喝醉了的人也用它来表示自己感到年青和快乐，感到身上有一种愉快的萌动。感到已摆脱理性的束缚，摆脱日常事务的牵挂和约束。农民们谈到伏特加酒时也这样说：“尽量喝吧！喝了它人就可以解脱！”“罗斯就是纵酒作乐”这句名言看来并非象表面解释的那样简单。难道装疯卖傻，漂泊流浪，宗教狂热，自焚和一切暴乱，甚至那令人惊叹的描述和俄罗斯文学引以为荣的文艺感染力同这种“乐趣”没有血缘关系吗？--------------------①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五五至八一年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②彼拉和塞索伊卡是哪一作品的主人公，不详。十三我哥哥改名换姓，易地迁居，藏了很久。后来，他认为没有危险的时候，便来到巴图林诺，但一到此间的第二天，就被宪兵逮住了。这是我们一个邻居的管家去告密的。事有凑巧，就在宪兵来到巴图林诺的那天早晨，这个管家被一棵树打死了，这棵树是照他的吩咐在花园里砍伐下来的。我当时想象出事的这幕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大花园，当时秋色正浓，树木疏落，秋风秋雨把满园弄得凋零斑秃，到处结了寒霜，铺满败叶，枝干已经发乌。只剩下几点黄黄红红的衣着。一个清鲜明朗的早晨，阳光闪灼，林间草地上光彩熠熠，一束束暖和的金色的光柱在树干之间倾泻着，它们流到窎远的潮湿而寒冷的空间，流到底下阴暗的角落。那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晨雾，象一层薄烟似的映照着蓝天的光泽。在两条林荫道的十字路口，一棵雄伟的百年械树撑开巨大的树冠，直插潮湿的明亮的晨空，那象黑色的花纹一样的枝丫，有些地方还吊着淡黄色的齿状的大叶。几个只穿着衬衫的农夫，把帽子推到后脑勺，高高兴兴地嘿呼着，用闪亮的斧头猛劈着，因年岁而变硬了的粗大的树干，越砍越深，。与此同时，那管家把两手插在衣兜里，仰望着在空中抖动的树梢。也许，他是在沉思，怎样巧妙地埋伏下来，好逮住那个社会主义者的吧？但这时大树突然哗啦一声，树梢出其不意地向前倾倒，急速，沉重，可怕，哗啦啦地穿过旁边的树枝，向他身上压下来……后来我多次到过这个庄园。它曾一度是属于我母亲的。爱败家的父亲，喜欢把一切都卖掉，老早就把这庄园拍卖而且把钱也花光了。新的领主死后，这个庄园又转让给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获得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太太”，从此就荒废了。土地分给农民，庄园只好听天由命。我打大路走，经过这座庄园（它离大路只有一俄里远）的时候，常常拐进去；沿着一条宽阔的橡树林荫道走进这个庄园，进入宽敞的庭院，把马留在马厩附近，就转身进屋……在俄罗斯文学中，有多少闲置的土地，多少荒芜的花园总是被热情地描写过啊！为什么荒凉、偏僻、破落会叫俄罗斯人的心灵感到如此亲切和欢欣？我走到屋前，走过屋后的花园……马厩、下房，粮仓以及空院周围的其它杂用房屋，惨淡阴沉，变得十分刺眼。这些房屋破败、倒塌，情景凄凉，菜园和打谷场也都杂草丛生，与后边的田野连成一片。那用灰色薄板包镶的木屋，自然也已陈腐、衰老，但一年一年更令人迷恋，我就特别喜欢欣赏它的带小格框子的窗户……当你偷偷地窥视这座古老的。空空如也的房屋，亵渎地探察它的过去，观看它寂静而奥秘的神殿的时候，你多么想说出你当时的感情！屋后的花园虽有一半已被砍伐，但还有许多古老的椴树、槭树、意大利的白杨树、白桦和橡树，仍旧是很美的。在这个荒废的花园里，这些树孤独和沉默地度过了长久的岁儿度过了永葆青春的晚年。在这孤寂和沉默中，它们过着悠闲自在的幸福生活，显得更加优美。难道天空和古树会看得厌的么？每一棵树总有自已的表情，自己的轮廓，自己的灵性和自己的心思。我在树下徘徊，凝望着炯娜多姿的树梢，看着纷披的枝叶，心中苦于要了解、识破和牢记它们的容姿。在花园下边辽阔的斜坡上，我在数株巨大的橡树根前坐下来，想着这些树木的形态。斜坡上长满了深草和野花，鲜艳、温柔，那些家级题的树墩在它们之间显得格外粗笨。在斜坡下边的田地里，一些池塘还贮满着清水。在花草的衬映下，池水明净晶莹……这时我的神思仿佛已离开了现实生活，怀着忧郁与奇想，从天国的远方俯瞰着人间，察看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这里，我每次都想起那个被老槭树压倒并同这棵树一起毁灭的可怜的人，想起哥哥被这个人无端坑害而遭遇不幸的命运，想起那个遥远的秋天的日子。那天，两个大胡子的宪兵把我哥哥送到城里去，送进那座监狱。在监狱中，曾有一个忧郁的囚徒从铁窗里看着夕阳，这使我当时大为震动……那一天，父母都失去常态，紧跟在哥哥的官车后头，驱车直奔城里；母亲并没有哭泣，她那发乌的眼睛冷淡而可怕。父亲既不看我，也不看她，只是拚命抽烟，老是嘟哝着：“这是胡诌，鸡毛蒜皮的事！你要相信，过几天这种无稽之谈就会破产的……”当天晚上，哥哥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送到哈尔科夫，他曾因参加那里的地下活动而被逮捕。我们上火车站去送他，看来，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来到车站，不得不要走进三等乘客的候车室。在这里，我哥哥在宪兵的监视下，候着火车，他失去了支配自己的权力，已不能同一些体面的、自由的人坐在一起，不能同他们一起喝茶或吃点心。我们一走进这个杂乱无章、熙熙攘攘、吵闹不堪的候车室，哥哥的样子使我痛苦，他作为囚犯已处于孤立和无权的地位，这一点一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感到自己的身价卑微，因而只好难堪地一笑。他远远地独个儿坐在角落里，靠近进月台的大门旁边，虽还英俊可爱，但那瘦削的身躯，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上衣，外披父亲的貉皮袄，模样却异常可怜。他四围空寂无人，——宪兵们常把围着看热闹的娘儿们、农夫和小市民赶开，他们出于好奇诚惶诚恐地看着这个已落入笼中的活着的社会主义者。特别好奇的是一个乡下的老大爷，他身材修长，头戴高大的海龙皮帽，脚穿沾满灰尘的深统套靴，他睁大眼睛，凝视着哥哥，象发连珠炮似的向宪兵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竟使他们无言以对。宪兵们不时看着哥哥，象看一个犯了过失的孩子一样，他们都必须把他监视起来，必须把他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其中有一个宪兵突然亲切而又温情地笑着对我母亲说：“夫人，您别担优，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的……您同他坐一会吧，到开车还有二十来分钟……少尉马上打开水去，您可吩咐给他买点路上吃的东西……您做得很好，给了他一件皮袄，在车厢里，晚上可有点冷呵……”我记得，这时母亲开始哭了，她坐到哥哥附近的椅子上，突然放声大哭，用手帕捂住嘴巴，父亲呢，痛苦得皱起眉头，甩了一下手就赶快跑开了。他没有受过任何苦难和不愉快的事情，一旦有这类事情发生，总是出于自卫而想方设法尽快躲避起来，他甚至连一点点生离死别的痛苦也要逃避，老是突如其来地颦眉蹙额，使送别的人大为扫兴，而且嘀嘀咕咕，说什么送的时间愈久，流的眼泪就愈多。他到小卖部去喝了几杯伏特加酒，然后去找站上的宪兵上校，请他允许哥哥乘坐头等车厢……十四这天晚上，我除了惘然若失和困惑莫解之外，没有任何感觉。哥哥刚一押走，父母也都走了……，此后，我久久地熬受这新的心灵上的病痛。父亲不知为什么在第二天早晨就同母亲走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灿烂，象我们家乡十月份常有的天气那样。只是在城里，凛冽的北风吹得冰肌刺骨。一切东西都显得特别明净，宽敞。无论是大街小巷，或是空旷的郊外，都好象完全失去了空气一样。一明朗的天空上，飘浮着白烟似的浮示，自云之间不时闪出一丝强烈的绿光……我把父母送到寺院和城堡跟前，这儿有一条公路通向田野，路面已结了薄冰。硬得有如石块一样。田野那边。一片萧索冷落。只因为有了阳光和云影，它才显得有些光彩斑驳。马车就在这里停下来。当我们收抬停当。准备启程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虽然它不时从云间探首窥望，耀眼的光芒却不怎么暖人，待我们出城来到田间，北风可吹得叫人难受，以至坐在赶马车座上的车夫，也不得不弯下头来。父亲穿着皮袄，戴着冬季的皮帽，胡须吹得满脸飘扬，直扑到眼睛，害得他眼里冒起金星，泪水直流。我从车上下来，母亲又辛酸地哭了，她那灰色的风帽贴到我的脸上，父亲呢。只在我身上匆匆地划了十字。用冻僵的手放到我的嘴唇上，然后冲马车夫的背后喊了一声：“走吧！车蓬半支的马车顿时轰隆一响，那匹强壮的栗色辕马仰起头来，摇动了轭下的小铃铛，那两匹枣红色的拉边套的马立刻跷起了屁股，步伐整齐地跑起来。我久久地站在公路上，目送着这个车蓬，看着滚动的后轮，看着毛茸茸的辕马的蹄子，它们在车身下的轮子之间飞舞着，看着拉边套的马的铁掌，它们在车子两侧高高地、轻巧地奔跑着。我久久地听着逐渐远离的轭下的哭泣声，心中十分痛苦。我穿着一件薄大衣，寒风刺骨，只好缩起两肩，抵御寒冷，想着昨夜父亲在贵族旅馆吃饭时，一边给自己斟黑啤酒，一边说的那番话：
　　“这是胡扯，鸡毛蒜皮的事！”他肯定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唉，让他们逮走吧，也许还要送到西伯利亚去，送吧，他们会送去的。现在送到那边去的人还少么，我问你们，托波尔斯克①有什么地方比叶列茨、沃龙涅日差些呢？简直是胡扯，鸡毛蒜皮的事！正如古洪·扎顿斯基所说，坏事会过去，好事也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