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多大年龄？”
　　“26岁。”
　　“喔，有那么大了?”
　　“你呢？”
　　“我16岁……你想想，16岁就得去掉一条腿怎么行？”
　　“他们想给你截到什么位置？”
　　“截到膝盖——这可以肯定，没有载得再少的，我在这里看到的都是这样。往往截去的还要多。就这样…剩下那残肢晃晃荡荡……”
　　“你安上一条假腿好了。你打算干什么事情呢？”
　　“我真想上大学。”
　　“上什么系呢？”
　　“语文系或历史系都行。”
　　“考试你能通得过吗？”
　　“我想是能通得过的。我从来不怯场。一向很镇静。”
　　“那很好。安上了假腿对你会有什么妨碍呢？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也许你会更坐得住。在学术上你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那么，一般生活呢？”
　　“除了学术，你指哪方面的一般生活？”
　　“喀比方说……”
　　“结婚，是不是？”
　　“哪怕是指这一方面……”
　　“会找到的！每一棵树上都会飞来鸟儿……你现在选择什么呢？”
　　“你指什么？”
　　“是要腿还是要命？”
　　“这要靠运气。说不定一切都会过去！”
　　“不，焦姆卡，靠运气是搭不成桥的。靠运气也许只会落得空欢喜。凡是有头脑的人，对事情能否成功不是靠侥幸。对你说过肿瘤的名目吗””
　　“好像是叫做‘艾斯阿’。”
　　“‘艾斯阿’？那是肉瘤，得开刀。”
　　“怎么，你能肯定？”
　　“是的，我敢肯定。要是现在对我说，要截去一条腿，那我必定会同意截去。尽管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运动——步行或者骑马，汽车在那边倒是不能开。”
　　“怎么？他们不打算给你开刀？”
　　“是的，不打算开刀。”
　　“是你耽误了时机？”
　　“这怎么跟你说呢…讲不是耽误了时机。不过，这也是部分原因。在野外我忙得团团转。3个月以前我就应该到这里来，可是我不想把工作扔下不管。由于走路、骑马不断摩擦，情况愈来愈精，伤口恶化，开始流脓水。而每次流过之后就会觉得好些，于是又想工作了。总是想再等一等。即使这会儿我也感到擦痛得很厉害，恨不得剪去一条裤腿或者光着屁股坐着。”
　　“他们没给你包扎吗？”
　　“没有。”
　　“能让我看看吗？”
　　“你看好了。”
　　“喔一喔，是多么……多么黑啊！”
　　“它本来就是黑的。我一生下来这里就是个很大的胎记。你瞧，现在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可这儿……是什么？”
　　“这儿是3处溃疡留下的3条疫管……总之，焦姆卡，我的肿瘤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我的这瘤子叫黑素细胞瘤。这坏东西一点也不饶人。通常是8个月，人也就完蛋了。”
　　“你从哪儿知道的？”
　　“还是在来这里之前，我读过一本书。读了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不过问题是，哪怕我来得并不晚，他们仍然会不敢给我开刀。黑素细胞瘤很可恶，手术刀稍稍一碰，马上就会转移。它也是想活着，按自己的方式活下去，你懂吗？在我耽误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腹股沟里也出了毛病。”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是怎么说的呢？”
　　‘她说必须设法弄到那种胶质金。如果能弄到胶质金，有可能制止腹股沟里的转移，腿上则可用爱克斯光抑制，这样便有可能拖一拖…”
　　“能治好吗？”
　　“不，焦姆卡，我的病已不可能治好了。总的来说，黑素细胞瘤是不治之症，还没有人治好过。能给我怎么治呢？截去一条腿还远远不够，可再往上能截到哪儿呢？眼下的问题是：怎么个拖法？我还能赢得多少时间：几个月，还是几年？”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
　　“是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焦姆卡，这我已经能够接受了。要知道，并不是活得时间更长生活就更充实。对我来说，现在的全部问题在于我还来得及做什么事情。总得抓紧时间在世上做成什么呀！我需要3年时间！如果我还能活上3年，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3年的时间我不能躺在医院里度过，而是在野外。”
　　他俩在瓦季姆时扎齐尔科靠窗的床上轻声慢语地交谈。全部谈话只有邻床的叶夫列姆会听得见，但他从清晨起就像一截没有知觉的木头似的躺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再就是鲁萨诺夫，大概他也能听到，他曾以同情的眼神看过扎扎齐尔科几次。
　　“你能来得及做什么呢？”焦姆卡皱着眉头问道。
　　“好吧，让你听个明白。我现在正在检验一种新的、大有争论的设想，中央的一些大学者对它几乎不相信。这种理论是：根据放射性的水可以发现多金属矿石的矿床。你知道‘放射性水’是什么吗？……论据倒是有千百种，但纸上谈兵岂不容易。既可以肯定又可以否定。而我有一种感觉。感觉到可以在实践中证明这一切。但为此必须一直呆在野外，根据水情去具体地找到矿藏，而不需要根据什么别的。当然，最好是反复试验。而工作就是工作，哪方面不要耗费精力？比如说吧，没有真空泵，只有离心泵，为了使它发动起来，就得先把空气抽出去。怎么抽呢？用嘴吸！这样也就喝了不少放射性水。而且，这水我们平时也喝。吉尔吉斯工人说：‘我们的父亲不喝这里的水，我们也不喝。’然而我们俄罗斯人却喝它。既然有了黑素细胞瘤，我还怕什么放射性？我正应该去那里工作。”
　　“真是个傻瓜！”叶夫列姆头也没转，声音沙哑而干巴巴地说。可见，他什么都听见了。“人都快要死了，还研究什么地质学？它帮不了你的忙。不如好好想想——人靠什么活着？”
　　瓦季姆的那条腿保持不动，而他的头，在灵活自如的脖子上轻而易举地转了过来。他有意让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一闪，柔软的嘴唇微微一颤，随即毫不见怪地答道：

　　“靠什么活着，这我恰恰知道。靠创造性的劳动！而且，这很起作用。不吃不喝都行。”
　　他用一支带棱的塑料杆自动铅笔在牙齿之间较轻敲敲，观察这句话他理解了多少。
　　“读一读这本书，你就会大吃一惊！”波杜耶夫那难看的指甲在蓝色的封面上敲着，他还是那样躺着，没有转身，也看不见扎扎齐尔科。
　　“我已经看过了，”瓦季姆极其迅速地回答说。“这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毫无奋斗目标，没有动力。在我们看来，应当多做工作！而且不是为了填自己的腰包。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鲁萨诺夫为之一震，他的眼镜透出赞赏的目光，他大声问道：
　　“请问，年轻人，您是共产党员吗？”
　　瓦季姆把视线转向了鲁萨诺夫，还是那么落落大方。
　　“是的，”他温和地说。
　　“我早就敢于肯定了！”鲁萨诺夫得意地宣称，并举起一个指头。
　　他可真像一位大学老师。
　　瓦季姆拍了拍焦姆卡的肩头：
　　“好啦，回到自己那儿去吧。我得继续工作。”
　　于是他又埋头读那本《地球化学方法》，书里夹着一页纸，上面有几段摘录，字写得很小，惊叹号和问号标得很大。
　　他一边读，一边写，握在手指中间那有棱的黑色自动铅笔微微移动着。
　　他全神贯注地在读，仿佛人已不在病房里，而得到他精神支持和鼓励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想在打第二针之前再振作一下，并决定此刻彻底解决叶夫列姆的思想问题，免得他在这里继续散布悲观情绪。于是他正面望着他，左右扫视地对他进行开导：
　　“那位同志给您上了很好的一课，波社耶夫同志。不应该就那么屈服于疾病。也不应该一接触宗教式的小册子便深受其影响。您起的作用实际上有利于……”他本想说“有利于敌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出具体的敌人，可在这里，在医院的这些病床上，究竟谁是敌人呢？……“应当善于看到生活的深处。首先要看到功勋的本质。是什么促使人们去建立生产上的功勋？或者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功勋？或者，比如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人们忍饥挨饿，缺衣少鞋，没有武器……”
　　今天叶夫列姆异乎寻常地不爱动：他不仅没有下床在通道上走来走去，而且似乎也失去了平时对许多其他动作的兴趣。先前他只注意保护脖子，要转头时就不得不把身体也扭过去，而今天他的腿和胳膊都动也不动一下，只有用一个指头敲敲书本。劝他吃早饭，他回答说：“肚子没吃饱，光舔碗底不顶用。”早饭前和早饭后他都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偶尔他还眨眨眼睛，当真会以为他已经僵化了。
　　而眼睛是睁着的。
　　他的眼睛睁着，正好一点也用不着转身就能看见鲁萨诺夫。除了天花板和墙壁，他能看到的只有这个白嘴脸的家伙了。
　　他也听到鲁萨诺夫都开导了些什么。于是他的嘴唇微微翁动，发出的还是那种没好气的声音，只是口齿更不清楚而已：
　　“国内战争时期怎么了？莫非你在国内战争时期打过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了口气：
　　“我跟您，波杜耶夫同志，按年龄来说还不可能参加那次战争。”
　　叶夫列姆鼻子里吭味了一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参加。我参加过。”
　　“这怎么可能呢？”
　　“很简单，”叶夫列姆慢吞吞地说，说一句停一会儿。“拿起一把转轮手枪，也就参加了打仗。挺好玩。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那您是在什么地方打过仗？”
　　“伊热夫斯克附近。打的是立宪派。我亲手枪毙过7个伊热夫斯克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的，看来他现在还记忆犹新：作为一个毛孩子，当年他是在叛乱城市几条街道的什么地方把那7个大人先后结果的。
　　这个戴眼镜的人还向他阐述过什么，但今天叶夫列姆的耳朵仿佛浸在水中，只是偶尔冒上来听一会儿。
　　随着黎明的到来，叶夫列姆睁开了眼睛，看到上方一块光秃秃的天花板，猛然间，许久以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而且早已忘怀的事情，毫无缘由地清清楚楚出现在他的记忆之中。
　　那是11月的一天，战争已经结束。天在下雪，而雪一落地马上就化，落在从壕沟里掘起来的较温暖的泥土上更是即刻消融，不见踪影。当时在挖煤气管道的基坑，规定的深度是1．8米。波杜耶夫经过那里，看到深度还不合乎要求。但是施工队长却走过来厚颜无耻地要他相信，全线的纵断面已经挖好了。“怎么，还要量一量吗？那对你会更糟。”波杜耶夫拿起一根量杆，量杆上每隔10厘米烫着一道横的黑线，每50厘米处的横线就更长些。他们走过去量，不时陷在泡烂了的泥浆里。他穿的是高筒靴，施工队长脚上是半高迹皮鞋。量了一个地方，只有1．7米。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去。那里在挖土的有3个人：一个是瘦高个儿的农民，脸上是黑乎乎的胡子茬；另一个是退伍军人，头上戴的依然是一项军帽，那帽徽早已被摘掉了，帽边和帽檐都是漆皮的，而箍带上全是石灰和泥巴；第三个人年纪很轻，头戴鸭舌帽，身穿城里人穿的那种短大衣（当年在穿衣方面还有困难，公家也没发给他们），大概还是他上中学的时候做的，又短又窄，而且已经穿旧了。（他的这件短大衣，叶夫列姆似乎只在这时才第一次看得那么清楚。）前两个人还勉强在挖，挥动铁锹往上翻土，尽管湿源源的泥巴粘在铁锹上甩也甩不掉，而这第三个小伙子，胸部抵着锹柄站在那里，像被支起来吓唬鸟儿的一个稻草人，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雪，两手抄在窄小的油筒里。根本没发给他们手套，而脚上，只有那个军人穿着靴子，其余两人则穿着用汽车防雨市胡乱缝制起来的胶鞋。“干吗呆着不干活？”施工队长对这小伙子喊道。“想挨罚口粮是不是？等着瞧吧！”小伙子只是叹了口气，更耷拉脑袋了，揪柄也似乎往他胸中插得更深了。这时，施工队长朝他脖子上敲了一下，他抖了科脑袋，又开始用锹挖土。

　　他们着手量壕沟。挖起来的立紧翻在沟的两边，要凭肉眼看准沟上没达到什么刻度，就得使劲往那里弯身于。那个军人仿佛是在帮忙，而实际上在使尺子往旁边倾斜，企图以这种手段多量出十厘米。波杜耶夫对他骂了一阵娘，使尺子垂直，结果只量得1．65米。
　　“你听我说，首长，”这时，这个军人悄悄求他。“这最后的血厘米，你就高抬贵手吧。我们实在挖不动了。肚子里空空的，没有力气。再说这天气，你也看到了……”
　　“要我为你们去挨审，是不是？你们还能想出什么点子来！图纸上要求很明确。斜坡要平坦，而底面也不能形成一个槽。”
　　在波杜耶夫直起身来，把尺提起，把脚从泥浆里拔出来的时候，他们3个人都向他昂起了头——一张脸上满是黑胡子茬儿，第二张像走投无路的灵提，第三张布满了柔细的绒毛，还从来没有刮过。雪纷纷扬扬地落在他们这不像活人的脸上，他们却一直朝上望着他。终于，那小伙子咧着嘴说：
　　“没什么。你早晚也会上西天的，工长！”
　　可是，波杜耶夫并没打报告关他们禁闭，而只把他们都干了什么如实地记了下来，免得代他们受过。如果回想一下，那么，比这还对立的场合也是有的。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0年了，波杜耶夫已不在营里工作，那个施工队长也自由了，临时铺设的那条煤气管道，也许已不再输气，管子也派了别的用场，——可是剩下来的，却是今天冲进他耳朵里的第一个声音：
　　“你早晚也会上西天的，工长！”
　　叶夫列姆拿不出任何有份量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说他还想活下去吗？那小伙子岂不也是想活。说叶夫列姆意志坚强？说他悟出了某种新的道理，希望按另一种方式生活？病才不听这一套呢，它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在叶夫列姆褥垫底下已经放了四个夜晚的这本带花金字的蓝皮小书里就这样写道，印度教教徒相信人死时并非整个儿全死，他的灵魂将转移到动物或其他人身上去。这一条现在正合波杜耶夫的心意：哪怕能带走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不致全被埋葬。哪怕死后能留下自己的一点什么也好。
　　只是他并不相信灵魂可以转世，一点也不相信。
　　脖子的疼痛向他的头部放射，一刻也不停，而且颇有节奏，每次4拍。这4拍在他头脑里总是出现这样的回响：叶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号。叶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号。
　　如此周而复始，没完没了。连他自己也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重复的次数愈多，自己仿佛愈是脱离开注定要死的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他愈来愈习惯于自己的死亡，把这看作是邻床病人的死亡。而他心中那个把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之死视为邻床病人之死的另一个叶夫列姆·波杜耶夫，似乎是不应该死去的。
　　而那个被视老邻床病人的波杜耶夫又怎么样呢？他得救的可能性似乎已没有了。难道真的只剩下喝烨树菌子煎汁这条路？可是信上写着，这东西必须不间断地连续喝上一年。这就需要干的菌子两普特，如果是湿的，就得4普特。这意味着要寄8只包裹。还要求菌子不是陈的，最好是刚从树上剥下来的。这样就不能把所有的包裹一次性地寄来，而是分开寄，一个月一次。谁能为他及时收集那么多菌子并往这里寄呢？而且是从俄罗斯那边寄来？
　　这事必须得有自己的亲人才能办。
　　叶夫列姆一生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跟他密切得有如亲人。
　　这本来可以托他的第一个妻子阿明娜收集和邮寄。除了她，过了乌拉尔那边，他没有人可托。但她必定会在回信中说：“你就死在那围墙里边好了，你这条老狗！”即使这样，她也是对的。
　　从常情来说，她是对的。可是按这本蓝皮书上的说法，便是不对的。按书上的说法，阿明娜应当可怜他，甚至爱他——不是作为丈夫来爱，而只是作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来爱。这样，就应当寄菌子邮包来。
　　书上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人人都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巴由
　　这时，地质学家说活着是为了工作这句话，正好飘进叶夫列姆片刻清静的耳朵里。叶夫列姆也就用指甲敲了敲书的封面，对他说了那句话。
　　而后来，他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于是，疼痛又开始往他的头部放射。
　　只要这种刺痛不折磨得他受不了，那么此刻会使他感到最轻松、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动也不动地躺着，不治病，不吃饭，也不说话，什么也不去听，什么也不去看。
　　简单地说，就是与世隔绝。
　　但有人在摇他的腿和胳膊肘，原来外科的一位姑娘已在他床边站了好久，叫他去换药，而艾哈迈占这会儿正帮她把波杜耶夫叫醒。
　　这么一来叶夫列姆就得起来瞎忙活了。他必须把“起床”这一意志传给6普特重的肉体，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叫胳膊、腿和腰一齐使劲，强迫裹着肉的骨头从陷人麻痹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活动它们的关节，让沉重的躯体竖立起来，变成一根柱子，给它穿上衣服，再移动这根柱子经过走廊和楼梯去受无谓之苦——先解后缠几十米长的绷带。
　　这一过程总是时间很长，又疼，好像是在乏味的噪音中进行。除了叶夫根尼妞鸡斯季诺夫娜，还有两个从来不亲自做手术的外科大夫，她给他们讲解和示范，还对叶夫列姆说了些什么，然而叶夫列姆没有回答她。

　　他感觉到，他们已没有什么可谈了。所有的话语都淹没在单调乏味的噪音里。
　　他们把他的脖子缠得比上次更粗，像套上了一只白色的颈箍，他也就这样回到病房里去。绕在他脖子上的东西比他的脑袋还大，此时只有上半个脑袋才露出箍外。
　　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好与他打了个照面。他一边走，一边掏出盛马合烟的荷包。
　　“喏，他们是怎么决定的？”
　　叶夫列姆想说：的确，他们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在换药室里他虽然好像什么也没听过去，但现在却完全明白了，所以回答得很明确：
　　“随便到哪儿去咽气好了，只是别死在我们院子里就行。”
　　费德拉乌惊恐地望着那可怕的脖子，心想说不定他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他问道：
　　“叫您出院吗？”
　　这一问才使叶夫列姆想到，他不能再按自己的心愿躺到床h去，而是要准备出院了。
　　这就是说，随后，在腰也不能弯的情况下，还得换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
　　接下来，是使出全身的力气移动躯体这根柱子走过城市的街道。
　　想到还得拼命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既不知为什么要做，又不知为谁而做，他实在受不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他，目光流露的并不是怜悯，而是战友式的同情：这颗子弹打中了你，而下一颗就有可能击中我。他并不了解叶夫列姆过去的生活，在病房里也没跟他做朋友，但他喜欢他的直率，而且在奥列格一生所接触过的人中间这还远远不是最坏的一个。
　　“喏，握握手吧，叶夫列姆！”他抡起手臂伸给对方。
　　叶夫列姆接受了这有力的一握，咧嘴笑道：
　　“生下来随风飘，长大了尽胡闹，通往西天的路可只有这一条。”
　　奥列格转身出去抽烟，而送报的女化验员走进门来，就近把报纸交给了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接过来刚刚打开，可是鲁萨诺夫看见了，立刻十分委屈似地朝那个还没来得及退出去的化验员大声说：
　　“喂！喂！您要知道，我曾明确跟您说过，报纸要首先给我！”
　　他的声音里含有真正的痛苦，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不可怜他，反而骂骂咧咧地说：
　　“可为什么必须先给您呢？”
　　“怎么为什么？这还用问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苦于无法用言语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是明摆着的。
　　如果在他之前有人以其外行人的手指打开刚来的报纸，他就会从内心里产生妒忌。这里谁也不可能像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样吃透报纸上的文章精神。他把报纸理解为公开传达的、实际上却是用密码写成的指令，其中不便把一切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有头脑的行家可以根据种种小的迹象，根据文章的编排，根据回避和略去的内容对最新动向构成正确的概念。正是因为这一点，鲁萨诺夫应当第一个拿到报纸。
　　然而，这道理要说出来吧又不能在这儿明说！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得转为诉说：
　　“要知道，马上就要给我打针了。我想在打针之前先看一下。”
　　“有针？”啃骨者语气缓和了。“哦马上就给您……”
　　他把报上有关中央会议的报道和文件以及被挤到角落里的其他消息匆匆浏览了一眼。他本来就要出去抽烟。此时，他已把报纸弄得飒飒响，正打算折起来递给鲁萨诺夫，忽然注意到什么，又细心地看起来，而且，几乎是立刻以警觉的声音说出同一个长长的词儿，仿佛让它在舌头与上腾之间反复磨擦：
　　“有……意……思……有……意……思……”
　　贝多芬式的四个沉闷的命运叩门声在头顶上方轰然作响，但病房里谁也没有听见，也许永远也听不见。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萨诺夫的神经全然紧张起来。“快把报纸拿过来！”
　　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意把任何一条消息指给别人看。对鲁萨诺夫的问话也没回答。他把报纸的附页插在中间，一折为二，再折成送来的那样，只是这6个版面的报纸没能按原折痕折起来，有点鼓鼓囊囊。这时他朝鲁萨诺夫跨出一步（对方也朝他跨过来一步），把报纸递给了他。还没走出门口，他就把绸子荷包解开了，开始用一小条报纸哆哆噱佩地卷一支马合烟。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在用哆嗦的两手打开报纸。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有意思”这个词儿像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肋骨之间。到底什么事情会使啃骨者觉得“有意思”呢？
　　他那一双精于此道的眼睛迅速掠过一个个标题，掠过发布的会议文件，突然，突然……怎么？怎么？……
　　用毫不醒目的字体发布出来的一道命令，对于不了解其中奥秘的人来说是一点也不重要的，但他却仿佛从报纸上听到这道命令的叫喊声！空前的叫喊！这是一道不可想像的命令！——关于最高法院的大换班！全苏最高法院！
　　怎么回事？！马图列维奇——乌尔里赫的副手下台了？！杰季斯托夫下台了？！帕夫连科下台了？克洛波夫下台了？连克洛波夫也下台了！！最高法院成立多久，克洛波夫就在里边待了多久！连克洛波夫也被撤职了！……今后还会有谁来保护干部？……换上的全都是些新人，名不见经传……掌管司法部门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全都一下子被赶下了台！一个不留！？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这是历史的脚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上出汗了。仅仅是在今天早晨他才让自己定下神来，说服自己相信一切恐惧都毫无根据，可是你瞧四回巴
　　“给您打针。”
　　“什么？？”他失去理智地跳了起来。
　　汉加尔特医生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注射器。
　　“把袖子卷上去，鲁萨诺夫。给您打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