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人，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样实在腻味！…小IW 便提一下，由于耍花招太多，疲于应付，结果也干出了蠢事。我请你们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我把信交出去了，结果他们拿去跟病历钉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件事上我被骗了：现在他们正放手对我进行激素疗法，而本来他们好像还有所怀疑。）等我拿到了一纸证明，就不吵不闹、和和气气地离开这里。
　　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以后，为了使肿瘤不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湖的草报把它制住。用剧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种浩然正气，因为毒药不用佯装成无害的药物，它就那么直言不讳：“我是毒药！请您当。心！要么别用，要么您就冒险！”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么。
　　要知道，我并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我的生活，时而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时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现在我只想在两者都没有——既没有看守监视，也没有病痛折磨的情况下多少过一阵子，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希望回到我们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们的乌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这样，夜里醒来就能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几点钟了。只希望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度过，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灯照亮的夜空，而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行。对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我还想跟您一起（当然，也带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热消退了的时候，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儿去，在水较深、没到膝盖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让两腿顺流而放，就这样久久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跟对岸的苍资竞赛。
　　我们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悄然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连我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们也想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未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简直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只要用它去烫人一次，就会把人变成一辈子残废。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么司空见惯！
　　有一个问题，过去我早就思考过，而现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学校里所教的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这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劳改营帮助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孤立无援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说到奉承、拍马、撒谎，营里的人有意见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是那么回事。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香味、激动统统付出——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仅此而已。成为一具活动的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照付？在部队呆过7年和在劳改营呆过7年，这两个7年——童话里或圣经里所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这代价是不是太残酷了？
　　你们最近的来信（到得很快，只五天的时间）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还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在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啊！哪怕只干上一年像样的工作也好！不过，他们会要我吗？要知道，这项工作肯定要越出监督范围的，而且，总的说来，这种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有污点的人。
　　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10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