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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火车是我平生一件快事。可悲的是如今谁对它也没有了那种如同对好朋友的亲密感情。我在加来登上了预订的卧铺车，这样免得再到多佛尔，而且也避免了乘船的疲惫，终于在梦寐以求的火车上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旅行一开始就潜伏着危险。和我同车厢的是一个中年夫人，她是个穿戴华丽，富有经验的旅行者，随身带了许多手提箱和帽箱。她和我搭上了话。这很自然，因为我俩合住一个包厢，这种包厢像其他二等车厢一样有两个铺位。在某些方面，二等车比一等车还舒服得多，因为这种车厢空间大、使人有活动余地。
　　我的同伴问我去哪儿。我告诉地去巴格达。她立刻兴奋起来。她碰巧就住在巴格达。她断定我到那住在朋友家，并说她多半也认识他们。我说不住朋友家。
　　“那你住在哪儿呢？总不会到巴格达住旅馆吧？”为什么不呢？不然要旅馆干什么用？我至少心里嘀咕着，可嘴上没说。
　　“啊！旅馆可住不得。你可别那么干。我告诉你应该这样：来找我们！”
　　我有点吃惊。
　　这位C夫人告诉我她丈夫在巴格达，她本人是当地最早的居民之一。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一再感谢并补充说我的计划尚未定下来。幸运的是，C夫人不和我一起走完全程，这得感谢上帝，因为她的话总是滔滔不绝。
　　旅行正如所期待的那样。过了的里雅斯特，列车穿过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凭窗眺望，眼前是一个景色全异的世界，富有奇特的魅力：掠过峡谷，望着牛车和别致的运货车，审视着站台上的人群；在尼斯和贝尔格莱德偶尔下车转转，看着原来的车头被一个涂着截然不同的字母和符号的新的庞然大物所取代。旅途中自然又结识了几个人，令人高兴的是他们都不像第一个那样张张罗罗。我先后遇到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一位荷兰工程师和几位土耳其女人，一天的时光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最后—位几乎无法交谈，我俩只断断续续地用法语谈了几句。我发现自己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而明显地感到脸上无光。这位夸耀起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十三次怀胎，三四个流产了。
　　只有亲身旅行才能认识到大千世界是多么关照和善待人们，当然并不总是事事都遂人心愿。那位女传教士极力劝我服用治疗肠胃的药：她带了大量的泻盐。荷兰工程师就我在伊斯坦布尔住在何处严肃地责备我，他警告我当心那个城市不安全：“你得留神。你住在英国，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总有丈夫或亲属保护你。出门在外不要相信人们说的话。除非你知道带你去哪儿，千万不要去娱乐场所。”事实上，他把我看成个十七岁无知的孩子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他在到站的当天晚上邀我去吃饭。
　　“去托卡特里安旅馆，”他说，“那是个上好的旅馆。住在那儿相当安全。我九点去接你，带你去一家可口的餐馆，就这样。
　　那是俄国夫人们开的，是些出身高贵的白俄女人。她们烹调技术高超，在餐馆内举止非常得体。”
　　第二天，他办完自己的事后来找我。带我去看了几处伊斯坦布尔的名胜，还给我找了个向导。“别从库克斯的公司雇向导，他要价太高、我向你保证这个向导非常正派。”
　　我们在俄国夫人穿梭往来、温文尔雅的微笑和对我那位工程师朋友屈尊俯就的态度中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来，他又带我看了伊斯坦布尔的几处风景，最后把我送回托卡特里安旅馆。我俩在门口停住了脚步，“我想是不是，”他探询地盯着我，“我想现在是不是……”他估计到我可能做出的反应后，那种探询更是显而易见了。接着他叹了口气说：“不问了。我想还是不问更明智些。”
　　“我觉得你非常聪明，”我说，“而且很够朋友。”
　　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送到嘴边吻了吻，便从我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他是个正派人，在他热心的安排下，我观赏了伊斯坦布尔的风光，我应该感谢他。
　　第二天，库克斯公司的代理人以最传统的方式请我，带我们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海达帕夏重又乘坐东方快车旅行。我很乐于身边有个导游，因为海达帕夏车站使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疯人院。人人都在呼喊着，尖叫着，砰砰地敲打着要求海关官员办手续。我领教了库克斯公司向导的本事。
　　“请给我一英镑。”他说。我给了他一英镑。他随即跳上海关的长凳子，边喊边高高地挥动着钞票：“这儿，这儿。”他的喊声见效了。一位披着金色绶带的海关官员朝我们奔来，用粉笔在我行李上涂上记号。对我说：“祝您旅途愉快。”随后去驱赶那些没有依此办理的人们。“我把你上车的事都安顿妥当了。”库克斯公司的向导说，“那么？”我不大清楚要付多少小费，可当我掏出土耳其货币时，他不容置疑地说：“你最好留着这些钱，会有用的。你再给我一英镑好了。”虽然我有些迟疑，但想到吃一堑，长一智，就递给了他一英镑，他敬礼表示感谢，转身走了。
　　从欧洲进入亚洲，存在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差别。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列车沿马尔马拉海从容不迫地向前行驶，穿山越岭，沿途景色迷人。车厢里的旅客也变得形形色色，尽管难以描述各自的特征。我感到了人地两生，但对我的所做所为和我去的地方愈加有兴趣。列车每停靠一站，我都环顾站台，观看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乡下人在站台上挤来挤去，把不曾见过的熟食卖给车上的乘客。烤肉串，包着叶子的食物，涂得五颜六色的鸡蛋，应有尽有。列车愈往东行，膳食变得愈难以入口，顿顿都是一份油腻而无味的热饭。
　　第二天晚上，列车停下，人们纷纷下车去观看西里西亚门堡①。这是个难以描绘的时刻。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来往于近东地区，不止一次路经此地，由于车次不同，曾在不同时刻下车停留：有时在凌晨，这时景色的确壮观；有时，就像第一次这样在傍晚六点；有时令人遗憾地在午夜。第一次我运气不错。我随其他人下了车。伫立在那儿。夕阳渐渐西沉，景致美不胜收。来此地我惬意极了，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我返回车厢后，汽笛长呜，列车沿山谷盘旋而下，穿行于山涧，又从山下的河谷钻出。就这样，列车缓缓穿过土耳其，从阿勒颇进入叙利亚——
　　①土耳其南部陶鲁斯山脉的山口。－－译注
　　到阿勒颇之前，我却触了霉头。我身上挨了臭虫咬。我一辈子都特别易遭这种虫子咬。它们藏在老式的木制车厢里，贪婪地吸吮着车上旅客的鲜血。我体温上升到102c（华氏，译者注），胳膊也肿了。我发着高烧，头痛，感到凄惨。然而，那位法国朋友给我很大帮助：他下车买了些葡萄，那种当地特产的小粒甜葡萄。尽管母亲和姨婆教育我在国外吃东西一定要先洗再吃，我却把它抛到脑后。每过一刻钟，我就吃点葡萄．这使我热度大大下降。我对其他什么都没胃口。那位法国朋友在阿勒颇与我分手，到第二天，肿痛有所减轻，感觉也好多了。
　　我在列车上又度过了冗长乏人的一天，列车似乎始终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爬行。而且总是不断地在环境毫无变化的无名小站停车。列车终于到达大马士革。车站里一片喧嚷声、搬运工一把夺过我的行李．叫喊着。出了车站，我看到一辆写着东方宫殿旅馆字样、外观漂亮的汽车。一个穿制服的仪表堂堂的人救了我和行李的驾。我和其他几个手足无措的旅客一起上了车，汽车驶向旅馆，那儿已经给我预定好房间。这座旅馆富丽堂皇，宽敞的客厅，大理石光彩照人，只是电灯昏暗得无法看清周围。
　　记得我在大马土革呆了三天，这期间我按计划由库克斯公司的人导游，四处游览。有一次．我和上了年纪的牧师和一位美国工程师结伴去看了一处十字军的城堡，工程师对近东都一无所知。我们八点三十分在汽车上首次相遇。那位老牧师目光慈祥，把我和那个美国工程师当成了夫妻。
　　老牧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婚姻生活的好处，索取与给予的必要性，并祝我们幸福。我俩没做什么解释，或者说曾试图解释，美国工程师对着老牧师的耳朵大声告诉他我们并非夫妻，最好别管别人的事时，老牧师看上去很沮丧。
　　“但你们应该结婚，”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摇了摇头说：“姘居，知道吗，这不合适，这的确不合适。”
　　我去看了看可爱的贝勒贝克，逛了逛集市和斯特雷特大街，在那儿买了许多当地制造的令人爱不释手的铜餐具。
　　我估计现在的大马士革，这种老手艺人和人家存留无几：他们被工厂取而代之。当时，镶花木箱和桌子已经屡见不鲜，到处都能仿制，仍是手工制作，采用传统图案和工艺。
　　进一步的游览只是增强了我返回大马士革的决心，我又去大马士革的许多地方观光．随后。我踏上了穿越渤海去巴格达的路途。这时，旅行事务由奈恩运输公司承办。该公司拥有由六轮汽车组成的车队，格里·奈思和诺尔曼·奈思兄弟俩负责。他阀原籍澳大利亚，都很豪爽。我是临行前一天晚上结识他俩的。
　　汽车黎明时分出发。两个身材魁梧的年轻司机正忙碌着。我跟在行李后面出来时，他们正忙着把几支步枪塞进汽车，随手用一抱毛毯盖祝这时，一队人来到旅馆的台阶下。使我惊奇但不一定高兴的是，领头的不是别人，就是在的里雅斯特分手的那位C夫人。我还以为由于我在这盘桓游览，此时她已经到巴格达了呢。
　　“我猜想你就会走这条路线，”她面带笑容地和我打招呼，“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带你去阿尔韦亚，巴格达的任何旅馆都不适合您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像是陷入樊笼。我从未到过巴格达，更没见过那儿的旅馆。就我所知，它们会乌烟瘴气，充斥着臭虫、跳蚤、虱子、蛇和那种我特别厌恶的灰蜂螂。于是我不得不结结巴巴地表示感谢。我俩安顿下来，我意识到“阿尔韦亚的公爵夫人”就是我这个朋友C夫人。她拒不坐在她的座位上，那儿靠近尾部，她坐在那儿会晕车。她要坐在司机后面的位置上。而那个座位已被一位阿拉伯妇女一星期前预定了。那位阿拉伯妇女上了车，坚决不让出那座位，她的丈夫也一旁帮腔。随后便是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一位法国妇女也要坐那儿，一个德国将军也似有此意。我弄不清楚都吵嚷些什么，但世风如此，四人中的弱者失去了好座位，被赶到车尾。德国将军、法国和阿拉伯妇女都带上了遮沙面罩，C夫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留了下来。我从不会吵嘴，而且不会把握时机，不过，我的座位号实际上是很理想的。
　　汽车按时开出。我出神地望着汽车隆隆驶过黄色的沙漠，起伏的沙丘和戈壁，格调单一的景色终于使我昏昏欲睡，我随手翻开一本书。我从不晕车，但现在的座位靠近车尾，这六轮汽车的颠簸又如同海上的轮船一样，就这样在颠簸中看着书，我不知不觉地就晕车了，而且很厉害。我觉得丢了面子，可C夫人倒还体贴地对我说，晕车常常事先想不到，下次地会关照给我找个靠前的位置。
　　四十八小时穿越沙漠的旅行既令人着迷又充满凶兆。
　　人们这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被罩在真空之中。使我深有感触的首先是，正午时分根本辨不出东南西北，听说就是在这个时辰，巨大的六轮汽车常常迷失方向。
　　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除浩确的沙漠之外别无他物，根本谈不上路标。漫漫旅途只有一个释站，鲁特巴大城堡。
　　估计大约是午夜时分到了那里。冥冥夜色中，蓦地出现了闪烁的光亮，到驿站了。城堡的大门打开了，门旁黑洞洞的枪口警惕地对着我们，那是骆驼队的士兵在警戒，提防伪装成旅客的土匪。他们深色的粗犷的面庞令人胆战心惊。经过详细检查才放我们进入城堡，大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里面有几间摆放着床铺的屋子，我们五六个妇女在一间屋子里休息了三个小时后就又起程了。
　　大约是清晨五六点钟，晨熹微露的时刻，我们吃了早饭。沙漠披着一层朝晖，淡紫、杏黄和湛蓝，加上冷丝丝的空气，使人感到奇妙无比。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良辰美景。它使人忘掉尘世。面对清晨纯净爽人的空气．静谧、甚至不闻鸟语，细沙从指缝中流下，远方旭日冉冉升起，此时品尝着香肠、香茗。人生还有何求？汽车继续前行，终于来到了幼发拉底河畔费路查，从船只搭成的浮桥上过了河．经过哈巴尼亚的航空维修站，继续前行，直到看得见棕榈树丛和一条凸起的公路。往前走又过了一座浮桥，渡过了底格里斯河，进入了巴格达市，首先映于眼帘的便是一条两边是招摇欲坠的建筑物的衔道，街道中似乎矗立着一度青绿色圆顶的漂亮的清真寺。

　　我根本没机会去看旅馆的情况。C夫人和她丈夫带我上了一辆舒适的轿车。沿着巴格达驶去，经过莫德将军塑像，出了城，路两旁是行行棕榈，成群漂亮的黑色水牛在水塘中游憩。完全不同于刚才的景色。
　　2
　　在巴格达，他们夫妇俩待我很热情。大家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很愉快。我为自己曾有过身陷樊篱的预感而惭愧。阿尔韦亚现在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穿流不息，可在当时，它还距离城市中心几英里远呢。
　　一天。我搭车去水牛镇游览。这个镇子如今乘火车从北面进入巴格达时仍可看到。在陌生人眼中，它看—上去似恐怖之地．破屋陋舍，巨大的围栏里满是水牛及粪便，奇臭难闻，汽油筒搭成的棚舍使人相信这是贫困和耻辱的缩影。但事实却远非如此。水牛的主人们生活得满不错，尽管他们住得邋里邋遢，但是一头水牛价值一百多英镑，如今就更值钱了。水牛的主人自认为很走运，女人们在烂泥中踽踽而行时．脚踝上饰戴着的漂亮的银制脚镯和绿松石显露可见。
　　我不久就听到有人说在近东看到的一切都得打折扣。
　　一个人生活和行为的准则，观察和行动，都得颠倒重新研究。看到一个男人粗鲁的打手势叫你走开，你忙跑开了。实际上他在邀你过去。另一方面、假如他向你招手，那就是让你走开。远远地面对面站着两个人，冲着对方大喊大叫，颇有立刻就杀死对方的架势，其实不然。这是兄弟俩无聊地打发时光，提高嗓门是因为谁也懒得向前迈那两步路。
　　阿尔韦亚的人们待我极为友好。打网球，开车去看赛马，带我去观光，逛商店，我感到就像在英国一样。从地理上看，我在巴格达，而精神上我仍在英国；我出游的想法就是离开英国去看看异国风光。我打定主意得改变一下。
　　我打算去访问乌尔。我询问了一下，高兴地发现他们并不阻挠我，而是鼓励我去。旅行都安排好了，而且带了不少不必要的装饰品。
　　我如期出发。对给我背东西的家伙，我略怀戒心地盯着他。他细高的个子，带着一副陪着夫人们走遍近东，比她们本人还了解应该如何是好的神气。他穿着鲜艳的衣服，把我安顿在那光秃秃的不太合适的车厢中，对我行了个额手礼，就走了。临走时向我解释说，到适当的车站他会来带我去设在站台上的餐厅用餐。
　　那些年，我坐车旅行到乌尔车站的钟点时有变化，可是时间总是不凑巧。这一次大概在早晨五点。在像乌尔这样的考古发掘颇有成果的地方，人们每分钟都在疲于奔命地忙碌着，弄来不少兴致勃勃的妇女四处闲逛是最可气的事了。伍利夫妇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游客们结伴观光，由导游陪着去值得一看的地方，随后匆匆返回。我却被视为贵客受到热情接待，我应该对此倍加感谢才是。
　　这种优待完全是由于伦纳德·伍利的妻子凯瑟琳·伍利刚刚读过我的《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的缘故。她对此书津津乐道，所以我也受到像接待重要人物那样的款待。
　　她还询问同行的其他游客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有谁还没看过，她就极力地推荐。
　　伦纳德·伍利态度殷勤地陪我参观，伯罗斯神父是个耶酥会神父和碑铭研究专家，他也带我四处游玩。这人是个见解独特的人物，他描述事物的方法与伍利先生形成有趣的对照。伦纳德·伍利用充满想象力的眼光看待一切：这地方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一千五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模样。我们每到一处，他就能使其活起来。他讲解时，我会毫不怀疑地确信某个角落的那间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居。这是他对历史的再创造，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谁听到他的话都会相信他的解说。伯罗斯神父的口才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总是以一种充满辩解味道的语调来形容院落、教堂或商业区。
　　一次午餐时，他对我谈起他觉得我可以写篇很好的侦探故事，他极力主张我动笔。直到那时，我对他爱看侦探小说还全然不知。他勾勒出的这个故事，虽说实际上还是个轮廓，却多少描绘出了一个曲折的故事画面，我拿定主意有一天会动笔的。过了许多年，大概在二十五年后，突然有一天，这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又重现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把它加以组合安排，写了一篇篇幅很长的短篇小说。伯罗斯神父那时早已去世，但我希望他天上有灵，我是怀着深深的谢意采用他的构思的。像任何作家那样，我把它融合在我的构思之中，他的痕迹很难看得出来，可他的灵感是这篇小说的源泉。
　　凯瑟琳·伍利后来与我结成莫逆之交。她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人们总是有一半对她恨之入骨，另一半则为之倾倒，这或许是由于她的情绪飘忽不定，令人难以把握。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如果需要与一位妇女结伴去沙漠，或是其他什么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那么她会比任何人都更能使你的旅行情趣盎然。她谈论的事决不是一杯白开水，她会促你沿着一个崭新的思路去考虑问题。地不会矫揉造作，但只要她想博得你的高兴，她就办得到。
　　我爱上了乌尔这块地方。傍晚美丽的景色，宝塔式建筑耸立着，夕阳半遮半映、浩确的沙海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颜色，杏黄、瑰红、湛蓝、紫红，我喜爱那儿的工匠，带班的，挎篮子的孩子，考古发掘者，他们的手艺和生活。历史的吸引力摄取了我的心灵。目睹从沙中慢慢发掘出一柄熠熠闪光的匕首，真是富于浪漫色彩。望着从沙中小心翼翼地捧出陶罐和其它器皿使我也心血来潮要做个考古工作者。我想，我一直过着一种无意义的生活是多么地不幸呵。这时，我羞愧地回想起在开罗我还是个姑娘时，母亲极力劝我到卢克苏尔和阿斯旺一览埃及的辉煌历史，我却醉心于和小伙子们约会跳舞跳到凌晨。我想现在一切还为时不晚。
　　凯瑟琳·伍利让我那个佣人先返回巴格达，说我何时回去还不一定。这样，我可以避开那位热情的女主人的注意返回巴格达，从而毫无顾忌地住到了底格里斯王宫旅馆。
　　那家旅馆毫不逊色。首先穿过一片昏暗，那是休息厅和餐厅，总是挂着窗帘。二层楼每间客房都有阳台、就我所知，任何一个过路人都能从那儿望见屋里，你躺在床上也罢，整日里人们总是来来往往的。这家旅馆的一侧濒临底格里斯河，河上千舸竞帆．宛如仙境一般。
　　促成我旅行的那对举止文雅的豪夫妇曾给我推荐过一两个人。我估摸这些人不好交际，而只是被介绍给他们自己认为值得结识的人。这些人曾陪他们去看了城市的名胜。尽管阿尔韦亚英国味十足，但巴格达仍是我见到的第一座东方城市，纯东方化的。从拉希德大街转弯，拐进窄小的衔巷，就会来到格调迥异的伊斯兰集市：铜器摊前钢匠们敲敲打打，香料市摊放着各种香料。
　　豪夫妇的一位朋友，莫里斯·维克斯是个英印混血，自己过着独居的生活，他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引我去那些不易被人发现的集市闲逛。我俩穿过棕调树丛和枣园到河边散步，也许我对他的谈吐比眼中所看到的更感兴趣。从他那儿我才第一次学会考虑时间的概念。我以前没有从非人格的角度考虑过时间的问题。但是对他来说，时间以及时间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旦你考虑到时间及其无限性，个人的东西就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你了。悲哀、苦难，所有生命中有限的东西部以截然不同的面目出现了。”
　　他问我是否读过邓恩①的《时间试验》，还借了一本给我，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有了某种变化，不是内心变化，由不是外表的变化，而是我看待事物更客观了，在一个充满着内在联系的大千世界里，我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人们可以不时地把握自己，从另一个既有的平面上观察自己的存在——
　　①邓恩（1867—1936）美国幽默作家和新闻记者。－－译注
　　开始时会很笨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舒适感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对宁静的真切理解。
　　对其里斯·维克斯，我感谢他引导我心胸开阔地面对生活。他藏书很多，有哲学及其他各方面的，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时我怀疑我俩还能否再次见面，我觉得不见面也知足了。我俩就像黑夜里撩舷而过的两艘航船。他递过一件礼物。我接受了。这是一件不曾有过的礼物，因为它是智慧的礼物。它来自头脑，而不仅仅来自心灵。
　　我不能在巴格达再呆下去了，因为我急于赶回家准备过圣诞节。
　　在旅馆里，我结识了皇家非洲步枪队的德怀尔上校。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他上了年纪，对中东的事无所不知。我俩的话头是从肯尼亚和乌干达开始的，我提到我的哥哥曾在那儿住了许多年，并告诉他我哥哥叫米勒。他审视着我，随之脸上浮现出一种我已熟悉的表情，一种充满疑问神情。
　　“你是说你是米勒的妹妹？你哥哥是烟鬼比利·米勒？”我从没听说过烟鬼比利这个绰号。
　　“疯疯癫癫的？”他探询地补充说。
　　“是这样，”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你比他年纪小多了，是不是？”
　　“比他小十岁。””他出门时你还是个孩子吧？”
　　“对。我对他不熟悉，可他放假时常回家来。”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曾听说他住进了医院，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介绍了我哥哥的生活的情况，他如何被送回家等死，虽然医生说他活不多久了，可他又活了几年。
　　我和德怀尔上校从此结为好友。有时我去他那里吃饭，有时他来我旅馆进餐；我们的话题总是扯到肯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以及我哥哥的一些轶事上。
　　德怀尔上校以一种专横和军事化的方式给我安排了下次出国旅行的游玩日程。“我给你安排了三次旅行，”他说，一旦你合适，我又脱得开身，我就跟你定下时间。我想到埃及什么地方碰头。”接着他把旅行计划讲给我听。
　　我脑海里时常出现疑窦：这样的日程安排我身体吃得消吗？也许，我们俩人都知道这种安排不过是想想而已。他是个孤僻的人。德怀尔上校行伍出身，过着严格的军旅生活，而且渐渐地与不愿离开英国故土的妻子产生了隔阂。据他说，她所关心的就是在幽寂的路边有所清静的小房子过日子；他的孩子对他回家休假毫无亲热的表示。他们认为他去原始地区旅行是荒唐的。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天气渐渐地变了。炙人的太阳见不到了，甚至偶尔会下场雨。我订了回国的票，可能我会怀着遗憾之情告别巴格达，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我已经制订了重返巴格达的计划。
　　3
　　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搭乘劳埃德·的里雅斯蒂诺号船去贝鲁特旅行。在那儿住了几天，再次随奈恩运输公司的车队穿越沙漠。船离开亚历山大勒达沿海岸航行。海面波浪起伏，我身体有些不适。在船上，我注意到另一位妇女，这位叫西比尔·伯内特的妇女后来告诉我，她也不习惯于颠簸的海浪。入们通常叫她鲍夫·伯内特，是当时的空军少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的妻子，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和丈夫团聚。她是个很有见地的女人，心直口快，爱好旅行和观赏异国风光，她在阿尔及尔有一套漂亮的住宅。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些英国天主教徒，她们去伊拉克瞻仰《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领头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女人，叫威尔布里厄姆婶婶，西比尔·伯内特说她活像个大甲虫，说得太对了。她是个人人都想和她作对的女人。
　　我们到了巴格达，我拜会了几位老朋友，在那痛快地玩了四五天，随后就接到伍利夫妇的电报，去了乌尔。
　　这年六月，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们，当时他俩回家探亲，我还把刚刚买下的克莱丝威尔街巷中的一幢小房子借给他们祝就在他俩修缮房屋时，他们为我安排了一项迷人的计划。
　　我在初夏前一星期左右到了乌尔，待他们收拾好行李后，就和他们一道走，穿过叙利亚，直奔希腊，能和他俩同行去希腊的德尔法，我很高兴。
　　我顶着沙漠风暴到了乌尔。以前在那儿旅行曾遇到过沙漠风暴，但这一次更猛烈，持续了四五天。我从没领教过四周到处弥漫着沙粒的情景。尽管窗户紧闭，还挂着防蚊帘，可到了晚上，床上仍是一层沙子。虽然睡前到门外抖干净，但次日早晨脸上的沙子还是不少。整整受了五天的罪。

　　然而我们却谈天说地，大家一团和气，我在那儿过得有滋有味。
　　伯罗斯神父又到了那里，还有建筑家威特伯恩，这次还有伦纳德·伍利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他已经当了五年助手了，可前一年我来时他刚好不在。他是个身材削瘦，皮肤黝黑的青年人，沉默寡言，极少开口，但对自己分内之事极为熟悉。
　　我很快看到他善于处事。他和工匠们关系融洽，更难为他的是，把凯瑟琳·伍利哄得团团转。凯瑟琳对我说：“马克斯当然是个出色的助手。我不知道要是这些年没有他会怎么样，我想你会喜欢他的。我派他陪你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纳杰夫是穆斯林死者的圣城，卡尔巴拉那儿有座建筑精美的清真寺。我们收拾妥当后去巴格达，他陪你去那里。你沿途可以看看尼普尔。”
　　“哦．”我说，“但是，他难道不想去巴格达吗？我是说，他回家前要去那儿看看朋友吧。”一想到让这个年轻人陪着就不痛快，他在乌尔操劳了三个月，或许要一个人去巴格达玩一玩呢。
　　“噢，不会的，”凯瑟琳肯定地说，“马克斯会乐意的。”
　　像马克斯这样在艰苦的考古发掘地努力工作。终于可以去休息，可以去散散心的年轻人，牺牲自己时间开车陪一位比自己年长，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陌生妇女去看什么风景，大家竟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看来马克斯把这事也当作很自然的事了。他是个表情庄重的年轻人，我在他面前有些紧张。我暗自有些揣揣不安。是不是应该向他表示歉意。我也确实结结巴巴地向他透露过这趟旅行不是我的主意，可马克斯却表现出蛮不在乎的样子。他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回家可以一程一程地走，先和伍利夫妇一道走，既然他已到过德尔法，就和他们分手，去看看巴萨神庙和其他希腊名胜。
　　他本人也愿意去尼普尔看看。那是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去那儿他总是兴致勃勃，当然还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全值得一看。
　　我俩如期起程。在尼普尔玩得很痛快，尽管累得精疲力竭。
　　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到了迪瓦尼亚，我们住在迪希伯恩斯家过夜。
　　这一晚真让人费解。迪希伯思斯太太四处应酬，不但要和身旁的人交谈，还要照应我和马克斯。马克斯回答得彬彬有礼；传教士夫妇一言不发，做妻子的死死盯着丈夫，而他却绞扯着手绢。
　　我打着瞌睡，朦胧中脑子里冒出一个地道的侦探故事的情节。一位传教士因精神过分紧张而渐渐地失去了理智。
　　为什么精神紧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每到一地，他都绞扯着手绢，把手绢撕成碎片，从而提供些线索。线索、手绢、碎片，天旋地转，我打瞌睡差一点滑到椅子下面去。
　　这时，左耳旁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考古学家，”迪希伯恩斯先生不怀好意地说，“都是骗子。”
　　我睡意全没了，琢磨着他这个人和他的话。他这话是挑衅性地冲我来的。我觉得维护考古学家的信誉没什么必要，于是就口气温和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骗子呢？他们说假话了吗？”“一切。”迪希伯思斯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说什么他们知道文物的年代了，挖掘出什么东西，什么这是有七千年的历史楼，那件有三千年之久唉，什么这个帝王那时当政啦，另外那个帝王取而代之啦，骗子，统统是骗子，无一例外。
　　“难道这还会有假吗？”我说，
　　“果真如此？”迪希伯恩斯先生嘲讽地一笑，不说话了。
　　我和传教士说了几句话，可他没什么表示。接着迪希伯恩斯先生再次打破了缄默，透露出他愤愤不平的缘由：“一般情况下，我都得把起居室让出来给考古学家那家伙。”
　　“噢，”我不安地表示，“对不起，我没想到。”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上了路。我俩造访了纳杰夫，那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真正的墓地，死者的城市。带着黑色面罩的穆斯林妇女来来往往地哭泣着。这是极端分子的温床，不是随便可以来的，需要事先通知警察，他们会注意是否会发生狂热冲突。
　　我们离开纳杰夫，前住卡尔巴拉，那儿有漂亮的清真寺，拱顶金碧辉煌。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近处观赏它。我们在警察哨所里过夜。在维多利亚时代长大的我，夜里去叫醒一个不太熟悉的年轻人，请他陪我去厕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很快就习惯了。我叫醒了马克斯，他又叫来一个警察，警察提了盏灯，我们三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个奇臭难闻的地方。马克斯和警察又陪着我一起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一个正在采摘玫瑰花的花匠，拿着一束花走过来。我站在那儿等着，准备报之以优雅的一笑。我丝毫也没料到，他竞不睬我一眼地径直走到马克斯前，深深地鞠一躬，把花递给他。马克斯呵呵一笑，对我说，“这是东方，馈赠都是给男人而不是给妇女。”
　　在回巴格达的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到古遗址的土丘上看看，去四周转转，捡起陶瓷碎片。我尤其对那些有釉的碎片着迷。鲜艳的颜色：碧绿、青绿，湛蓝，还有一片有金色图案的碎片，都是些马克斯不感兴趣的近代的东西，可他对我的爱好抱宽容的态度，我俩收集了一大口袋。
　　凯瑟琳和莱恩·伍利早已到达巴格达，对我们迟到一天颇为不快，这是由于绕道乌凯迪尔的结果。我被开脱了责任，因为我只管手拎个小包跟着走就是了，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
　　过了几天，我们坐火车离开巴格达去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登上返回的旅程。我的朋友德怀尔上校到巴格达北站为我们送行。
　　到阿勒颇的第二天，凯瑟琳本来没发烧，可她却说不舒服。她那付神情容不得身边有任何人。
　　“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莱思手足无措地说。
　　“喂，”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安慰他说：“我想她自己知道怎么办最好。大概她不要别人打搅她，我晚上再看她，那会儿她会好一些。”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马克斯和我去卡拉特——锡曼探访十字军的城堡。莱恩说他自己留在旅馆。如果凯瑟琳需要什么，他好随时照应。
　　马克斯和我兴高采烈地走了。天气晴朗多了，车开得挺顺当。我们沿盘山路行驶，四周到处是灌木丛、红牡丹和成群的绵羊，后来随山路缓缓而上，绵羊变成了黑山羊及小羊羔。我俩终于到了卡拉特——锡曼，随即开始野餐。我俩席地而坐，环顾周围，马克斯讲述着他的身世，他的生活。他即将离开大学时就交上了好运，在伦纳德·伍利手下找了这份工作。我俩又四处捡了些陶片，待夕阳西照时我们才起身回去。
　　我们离开阿勒颇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马克斯带我去看五花八门的教徒。这令人相当紧张。
　　我俩看到了马龙派教徒，叙利亚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聂斯托里教徒，以及许许多多我记不得名称的教徒。其中一些人我叫他们是“洋葱教士”，就是说，他稠带着像洋葱那样的圆圆的头巾。希腊东正教堂最使人念念不安，因为在那儿我和马克斯不容分说地被分开，我和其他女人—起被挤到教堂一边。这是个充满神秘气氛的仪式，大部分在祭坛帷幔后进行。帷幔后圆润响亮的声音随着缭绕的香火传到厅堂里。大家都按指定的间隔捣蒜式地鞠躬。后来马克斯才找到我。
　　4
　　离开阿勒颇，我们乘船去希腊，沿途时常靠岸。到雅典时。我感到少有的高兴，满怀着期待。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清楚地记得我站在旅馆的接待柜台前，接过一迭邮件，最上面是几封电报。至少两星期没得到家里的音讯了，我心头笼罩着不祥的阴影。我打开电报，他们告诉我罗莎琳德患了肺炎。
　　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脚步，突然把脚迈进了雅典街道旁的树坑里，踝骨严重扭伤，无法走路了。我坐在旅馆里听着莱恩和凯瑟琳的宽心话。心里惦记着马克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轴绷带和一块膏药。他轻声地解释说他在路上会照顾我和我的脚伤。
　　“但是你要去达萨庙啊，”我说，“你不是去见什么人吗？”“噢，我改变计划了．”他说，“我考虑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和你一道走。我可以扶你去餐车或给你弄点吃的，结你当个帮手。”
　　这真是求之不得了，简直不能相信。我想，而且一直这么认为马克斯真是个好人：他不言不语，没什么同情之类的话，可他干实事。他会急人所需，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
　　我和马克斯次日晚上就启程了。一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家庭的事情，他的弟兄，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母亲——一个爱好艺术、喜好绘画的法国女人。
　　一到伦敦。我就提心吊胆地给家里打电话，已经五天没听到家里的消息了。听到我姐姐告诉我罗莎琳德好多了，已脱离了危险，恢复得很快等情况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罗莎琳德明显在迅速康复，我见到她仍吃了一惊。
　　我当时对孩子患病时变化之快毫无经验。罗莎琳德看上去瘦了，高了，无精打彩地靠在扶手椅上，一点也不像我的孩子。
　　作母亲的自然都宠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呢？可是我情不自禁地认为我女儿比大多数孩子更逗人喜爱。她有一种本事，回答问题常出人意料之外。一般人往往会想到孩子的答案，而罗莎琳德的回答常使我吃一惊。也许是她身上有爱尔兰血统。阿尔奇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大概是从她的爱尔兰祖母那儿继承了这种出其不意的本事。
　　当人们三岁、六岁、十岁或二十岁时，大家没什么差别。
　　大概在六七岁时这点尤其明显，因为还不到会做作的年龄。
　　而到了二十岁，人们就会扮嘴脸或赶时髦了。如果时尚推祟理智，你就会变得文质彬彬；如果姑娘们愚蠢轻浮，大家都不例外。然而随着生活的进程，你就会腻味这套做作的角色，于是又恢复了个性，日复一日地恢复了本色。这有时会使周围的人惶惑不解，然而却使本人得到了解脱。
　　我琢磨这是否适用于创作。初学写作时，通常极端崇拜某一作家，不自觉地模仿其风格。其实这种风格并不适合于你，因此写得不伦不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祟拜的影响减弱了。你仍然佩服某些作家，甚至还希望写得像他们那样，但是显然达不到。你大概懂得了文学创作谦卑感。如果我的作品像伊丽莎白、鲍思、穆里尔、斯帕克或格雷厄姆、格林的著作，我就可以得意地一步跨人文学的殿堂，但是我自叹弗如，我从未想过试图模仿他们。我深知我就是我，我只能尽力而为，却不能干那些奢望之事。
　　我脑海时常闪过一个悬挂在我房间中的奖状，这肯定是在赛船会上的掷椰子比赛中获得的。那上面写着：“当不上火车司机，就当个加油工。”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好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自己是照此办了。尽管我也做过一番努力，但我从不一味干那些劳而无功的事。鲁默·戈登在她的一本著作中曾列举了她的好恶。我觉得这很有趣，随即写下了我的好恶。我觉得还可以加以补充，列举一下我的擅长和我的短处。自然，我的所长要比所短多得多。
　　我不擅长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个健谈者；极易受暗示的影响，因此，我往往独自一人去考虑我究竟想干什么或需要干什么。我既不会素描更不会油画；不会做模型，也不会任何雕塑；不火烧眉毛决不着急；不善于口头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字会更得心应手。我可以坚持原则，但决不是别的什么。尽管我知道明天是星期二，可如果有人告诉我多次明天是星期三，我也会信以为真，并据此行事。
　　我擅长什么呢？嗯，擅于写作。可以做个过得去的音乐家，可做不了专业的音乐家，只能为独唱的人伴奏。遇到问题时，会临时想办法凑和，这本事可有用；用发卡或别针来凑和的本事会令人吃惊。我可以自诩干家务事颇有一套，等等。
　　下面是我的好恶。
　　我不喜欢人多，熙熙攘攘、大声喧哗、冗长的谈话、聚会、特别是鸡尾酒会、到处烟雾缭绕。我不喜欢任何酒，除非用于烹调，不喜欢果酱、牡蛎、半生不熟的食物，灰蒙蒙的天空。最后，我最厌恶热牛奶的味道。
　　我喜欢阳光、苹果、几乎任何音乐、列车数字游戏、任何有关数学的东西；喜欢航海、洗澡和游泳；我好沉默、睡觉、作梦、吃东西，喜欢咖啡的味道、山谷中的百合花、狗；喜欢看戏。

　　我可以把这些列举得更好听，听起来更郑重其事，更有意义，但是那样就不是我了，我想还是顺从自己的秉性吧。
　　我既然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得对朋友进行估价。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有助于严格的反剩卡洛和我把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讨厌鬼，一类是忠实的伙伴。讨厌鬼并不多，但有些是你开始没有看透的，误以为是知心朋友，可一旦你的名声变得不太好听，他们就会立刻冷落你。另一方面我发现许多朋友竟能始终如一地待人，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是谁也无法比的。
　　在所有的品行中，我最推崇忠诚。忠诚和勇敢是人类两大最优秀的品德。任何形式的勇敢，无论是体力的还是精神的，都使我满怀敬意。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品德。如果你要生活，就不能没有勇敢，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异性朋友中，我发现许多值得尊敬的忠实的伙伴。
　　大多数女人的生活中不乏俯首贴耳之人，其中有一个以规规矩矩的方式接近我的人特别使我感动。他给我送来了许多鲜花．给我写信，最后要求我嫁给他。他是个鳏夫，比我年长。他告诉我说，初次见到我时，他觉得我年龄太小了，可现在他可以给我幸福和一个温暖的家。我被他的话打动了，但我并不想嫁给他，对他也从没有过那种感情。他是个好心肠的朋友，仅仅如此而已。有人钟情于你总是叫你感到激动，但是仅仅为了安慰或伏在男人的肩膀上哭泣而结婚就太愚蠢了。
　　不管怎样，我并不希望谁安慰我。
　　我害怕结婚。我认识到，许多女人迟早会认识到这一点。即在生活中惟一能伤你心的人只有自己的丈夫。再没有更亲近的人了。再没有比每日相伴的亲人更叫人依赖的了，而这就是婚姻。我拿定主意决不把自己托付给别人。
　　在巴格达，一位空军朋友说过一些令人不安的话。他讲述了自己婚姻的坎坷，最后说道：“我觉得生活都安顿下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了。但是最终出点纰漏。或者找一个情人，或者找几个情人。
　　要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
　　有时，我心神不定地认为他的话是对的。但是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比结婚强。几个情人不会伤你的心，而只有一个情人往往会令你伤心，但也不是像丈夫那样叫人心碎．对我来说，丈夫成为过去。当时，我脑子里不考虑任何异性。但是，我那位空军朋友的话也不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
　　使我惊讶不已的是即使没明确宣布和丈夫分居或离婚，人们也会不厌其烦地问起这件事。一个小伙子曾用认为我毫无道理的口吻对我说，“你已经和丈夫分居了，或许还将和他离婚，那么你还祈望得到什么呢？”开始时，我也弄不清自己对人们这种关心是高兴还是气恼。我想基本上是高兴的。另一方面，它有时会把事情弄得复杂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一位意大利人就是这样。这是我不懂意大利人的习惯而自作自受的。他问我船上夜里装煤的声音是否搅得我睡不着觉。我告诉他没这回事，因为我的卧舱在船的右舷，不临码头一边。
　　“噢，”他说，“我想您是三十三号卧舱吧。”
　　“不是，”我说，“我的是个偶数：六十八号。”
　　在我看来，这话无可挑剔吧？可是没想到问你卧舱号的意大利的习惯，意思是能否去你卧舱。随后他没说什么。可午夜过后，这位意大利人来了。滑稽场面也随之出现。我不懂意大利语，他不通英语。于是我俩用法语压低嗓音叽叽喳喳地争吵起来，我很生气，他也很恼火。我们是这样说的：“您怎么敢到我的卧舱来？”“您邀请我来的呀。”
　　“没有的事。”
　　“您邀请了。您告诉我您的卧舱号是六十八号。”
　　“不错，可那是由于您问我的。”
　　“当然是我问的，我问您是因为想到您卧舱来，您告诉我可以来。”
　　“我没有。”
　　我俩吵了一会，声音时高时低，最后我让他别作声了。
　　我相信隔壁卧舱的使馆医生和夫人会对我妄加猜测的。我气愤地撵他走，他坚持要留下来。最后他恼羞成怒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于是我向他道歉，说我的确不知道他当时的问话实际隐含的其它意思。我最后终于把他赶走了。尽管他仍忿忿不平但却弄清楚了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走到哪混到哪的女人。第二天早晨，使馆医生的太太冷冷地白了我一眼。
　　没多久，我就发现罗莎琳德从一开始就以很实际的态度掂量我的每一个求婚者。
　　“嗯，我想你肯定会再结婚的，我自然要关心那个人是谁。”她向我解释说。
　　马克斯此时从法国他母亲那儿回来了。他说在大英博物馆找份工作，并想知道我是否在伦敦。刚好我的出版人科林斯准备在萨伏依举行一次大型宴会，特别邀我去见见出版我作品的美国出版商以及其他一些人。那天的会面排得满满的，于是我乘晚车去了伦敦，邀请马克斯来吃早饭。
　　我一想到要与他重逢就感到兴奋，但奇怪的是，他的到来竟使我窘迫不已。在那次结伴旅行中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我难以想象此次相会为什么使我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他看来也有些拘谨。可待我俩吃完我亲手制做的早餐时，我们又恢复到老样子。令人高兴的是我没有和他失掉联系。
　　继《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后，我又在写《七面钟之谜》。这是我以前那本《名苑猎凶》的续集，属于被我称之为“轻松惊险小说”那类书。这种书容易一挥而就，无需太多的情节和构思。
　　此时我对写作又恢复了信心。我觉得每年写一本书不成问题，还能写几篇短篇小说。那时，我写作的直接动力就是能赚到钱。写一篇小说，就可以带来六十倍的收入，扣除所得税，当时每英镑扣四至五先令——这样，足足四十五英镑就归自己了。这极大刺激了我的创作欲望。
　　当时是个讲求实际的年代，我成了一个手头阔绰的人。
　　我的作品在美国连载出版，其收入远比在英国的连载权的收入可观。而且还免征所得税。这被认为是资本的收入。我并没即刻得到这笔稿费，但我可以感到财源不断，在我看来，要做的事就是不顾劳累地赚钱。
　　我常常觉得现在不妨只字不写，因为一动笔就招致一堆麻烦。
　　马克斯到了德文郡，我俩在帕丁顿见了面，乘晚车回到家。
　　和马克斯又见面了，我真高兴。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亲密，几乎不用开口就明白对方的意思。第二天晚上，我和马克斯互道晚安后，我就在床上看书。这时，有人敲门，接着马克斯走了进来，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手里拿着一本我借给他的书。
　　“谢谢你借给我这本书，”他说，“我很喜欢。”他把书放在床边，随后坐在床头，深情地望着我：他说要娶我作妻子。
　　第二天他乘车离开，我去送他时，他说：“你肯定会嫁给我的。”
　　这时天刚蒙蒙亮，我不能继续和他争辩。望着他远去，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悒悒回到家。
　　我问罗莎琳德是否喜欢马克斯。
　　“当然喜欢，”她回答说，“我非常喜欢他，比R上校和B先生还要喜欢。”
　　我相信罗莎琳德对什么都一清二楚，只不过是出于礼貌而不挂在嘴边罢了。
　　以后的几个星期是多么难熬埃我感到凄然怅惘，脑子里一片混乱。起初，我曾决计不再结婚，我得有保障，不再受任何伤害；没有比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得多的人更蠢的事了；马克斯年轻，还不了解他自己；这对他不公平，他应该娶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我刚刚尝到了独立生活的甜头。后来，这些论点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变了。不错，他是比我年轻，但我俩共同点太多了。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转变。假如初次见面我就想到马克斯可能会成为我丈夫的话，我就会倍加小心，决不会轻而易举地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我没料到竟会发生这种事，俩人都心情愉快，在一起交谈是那样的充满乐趣，无拘无束，仿佛是一对夫妻一般。
　　就在这一等莫展之际，我向我的神灵请教。
　　“罗莎琳德，你认为我再结婚如何？”
　　“嗯，我料到你会这样的，”罗莎琳德以一种始终明察秋毫的口气说话，“我的意思是，这事很自然，对不对？”“唔，也许对吧。”
　　“我可不赞成你跟R上校结婚。”罗莎琳德若有所思地说。这倒挺有趣，因为只上校过份地宠着罗莎琳德，他为讨她高兴而和她玩游戏玩得似乎很开心。
　　我说出了马克斯的名字。
　　“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了。”罗莎琳德说，随后又补充说，“我们可以自己弄条船，行不行？他可就派上用场了。他网球打得不错，是吧？我可以和他打网球了。”她毫无顾忌地设想着，完全是从她个人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
　　尽管如此，那个夏天仍是我一生中最难提的。人们纷纷反对我和他结婚，也许这实质上给我增添了勇气。我姐姐坚决不赞成：年龄差别！甚至我姐夫詹姆斯也委婉地道出要我慎重从事的告诫。
　　我终于把消息透露给伍利夫妇。看上去，他们都很高兴。莱恩当然不必说了，可凯瑟琳总是捉摸不透似的。
　　她不容置否地说：“只是你两年之内决不要嫁给他。”
　　“两年之内？”我沮丧地道。
　　“对。这是命里注定的。”
　　“哦，我认为这样不明智。我已经比他大许多了，年龄愈来愈大，结婚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还是应该让他享受生活的甘美才好。”
　　“我认为这对他毫无益处。”凯瑟琳说，“对他这种年龄的人毫无好处可言，他会认为万事如意的。我认为最好让他等两年，不能再短了。”
　　这个主意我不敢苟同，这似乎是个严厉的清教徒的观点。
　　我的婚事弄得满城风雨，给我带来了难堪，于是我想尽量地不再声张了。我们商定卡洛和玛丽·费舍还有罗莎琳德跟我们一起去斯凯岛，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我们的婚事预告将在那儿公布，在爱丁堡的圣哥伦教堂举行婚礼。
　　随后，我带马克斯去探望宠基和詹姆斯，詹姆斯虽然没有提出异议，但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宠基仍极力阻止我们的婚事。
　　在列车上，我几乎反悔。马克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家里情况。
　　“你说的是詹姆斯·瓦茨吗？”他问，“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叫詹姆斯·瓦茨，那是你姐姐的孩子？他可是个绝妙的喜剧演员，极擅于模仿人。”
　　听说马克斯和我的外甥是同届同学，我简直要坚持不住了，我俩的婚事似乎毫不可能了。
　　我绝望地说：“你年龄太小了，太小了。”
　　这次马克斯真的害怕了。
　　“根本不小。我上大学的确年纪不大，可我的同学都说我很老成，我和瓦茨那帮人根本不同。”但是我在良心上仍感到不安。
　　宠基竭尽全力要说服马克斯，我都怕会引起马克斯的讨厌，事实恰恰相反。他说她是那么真诚，那么急切地渴望我幸福。人们对我姐姐的断语总是如此。
　　临别时，宠基泪如泉涌，不再说话。詹姆斯向我很宽厚地告别。好在我外甥杰克没在家，不然会把事情弄糟的。
　　“当然，我一眼就看出你打定主意要嫁给他，”我姐夫说，“我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
　　“嗨，简，你不知道，我奸像每天都在变来变去。”
　　“这倒未必。我希望你会一切随心。这不是我所希望你选择的，但你总是很有眼力，我觉得他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年轻人。”
　　我多么喜爱亲爱的詹姆斯啊，他总是那么苦口婆心，“别理会宠基，你知道她的为人，生米煮成熟饭她就会改变看法的。”
　　我问宠基能不能去爱丁堡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认为最好是不去。“我会哭出声的，扫大家的兴。”我为此由衷地感谢。
　　在圣哥伦巴教堂内举行婚礼后，我俩仍分居两地，像古老的歌谣说的那样，我们在教堂前的草坪上分手了。马克斯回到了伦敦以便三天内完成乌尔的研究，而我则在第二天和罗莎琳德一起回到了克雷斯威尔，在那儿忠诚的贝西迎接我，她还蒙在鼓里。马克斯两天后坐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克雷斯威尔门口，我们乘车去多佛尔，从那里渡过海峡去我们蜜月的第一站：威尼斯。
　　蜜月是马克斯一手安排的。我相信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沉浸在蜜月的幸福之中。惟一与蜜月不和谐的就是东方快车上的臭虫，甚至在到威尼斯之前，它们就从木板下钻出来，频频袭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