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就像自然需要哲学家一样，它也需要艺术家，为了一种形而上的目标，即为了它的真正的自我神化，藉此它终于把自己设立为纯粹的、完成了的形成物，一种它在自己生成的动荡中从未得以清晰地看见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了它的自我认识。歌德曾经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对于自然来说，它的一切尝试有多大效果，全要看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终于猜出了它的结结巴巴的话语，在半途上截住它，替它表达出了它的尝试的真正意图。有一回他如此宣告：“我常常说，并且仍将不断重申，世界争执和人类争执的causafinalis(第一因)是戏剧诗艺。若非如此，原料就绝对派不上用场了。”……惟有在今日的或者正在来临的诞生中，一旦我们上升到了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的那些最高等级，我们的爱和恨的新目标便也将向我们显现，--那时我们便有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义务领域，我们的恨和我们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是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彼此都厌倦得要命，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借助于一切艺术来把自己弄得有趣一些。他们听任他们的艺术家把自己当做诱人的美餐端上桌，他们浑身上下撒满了整个东方和西方的作料，于是当然啦！现在他们闻上去就非常令人有兴趣了，按照整个东方和西方的口味看都是这样。他们立志要满足任何口味；每一个人都应受到款待，不管他心血来潮地想尝香的还是臭的，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希腊菜还是中国菜，感伤的戏还是下流的戏。现代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变得有趣和兴致勃勃，众所周知，在这方面，他们最著名的厨师是法国人，最糟糕的则是德国人。归根到底，这一点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更是一种安慰，而如果法国人嘲笑我们缺乏魅力和优雅，或者，如果他们看见一个刻意追求优雅和风度的德国人，便不由得想起一个要在鼻子上穿环和叫喊着要文身的印第安人，我们可不要责怪他们。

　　自然总是希望惠及天下的，但它不善于为此目的寻求最灵活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这是它的大苦恼，它因此而是忧郁的。它之所以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是想藉此使人的生存变得有道理和有意义，这无疑是出自它本身需要拯救的冲动；可是，他通过哲学家和艺术家所达到的效果往往是多么含糊，多么微弱无力！一般来说，它做的有成效的事是多么稀少！尤其在用哲学家惠及天下的事情上，它极其狼狈；它的手段似乎仅是心血来潮，乱点瞎试，以至于它的意图遭到了无数次失败，绝大部分哲学家都百无一用。自然的历程看起来像是浪费；不过，浪费的根源不是罪恶的奢靡，而是缺乏经验；可以想像，倘若它是一个人，它是无法摆脱对它自己和它的笨拙的气愤的。自然把哲学家像一支箭一样射向人类，它并不瞄准，但它希望这支箭会落到某处。然而，它无数次地弄错了，于是它恼羞成怒了。它在文化领域里行事就像它播种植物时一样挥霍。它用一种笼而统之、粗枝大叶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它便牺牲了太多的力量。

　　艺术家同其作品的鉴赏者和爱好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一门重炮之于一群麻雀。为了甩掉一片雪花而造成一次雪崩，为了击中某人鼻子上的一只苍蝇而把那个人击毙，这是莽汉的举动。艺术家和哲学家是一个反证，驳斥了自然在其手段方面的合目的性，即使他们为其目的之聪慧提供了出色的证据。它本应击中一切，却总是甚少击中--而且这少数也不是以它发射艺术家和哲学家那样的强度击中的。令人悲哀的是，作为原因的艺术和作为结果的艺术不得不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它作为原因何其壮伟，它作为结果何其孱弱，如同余音一般！毫无疑问，艺术家遵循自然的意志，他是为他人的幸福创作的。尽管如此，他仍明白，在这些他人之中，决不会有人像他自己那样地理解和喜爱他的作品

　　。由于自然的笨手笨脚，他必须具备最高水平的爱和理解，如此方能唤来较低水平的爱和理解；伟大高贵被用作了造就相对渺小卑贱之物的手段。自然经营得很不高明，它的支出远远大于它的收入；不管它多么富有，它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如果它的治家原则是少量的费用和百倍的收益，它的安排就合理多了，譬如说，只有少量的艺术家，他们只具备较少的力量，而同时配备以数量充足的接受者和欣赏者，让他们具备比艺术家本身更强有力的性格。这样，艺术品的效果相对于原因就会是百倍响亮的回声了。或者，难道我们至少不该期望原因和结果在强度上相当，可是自然落后于这期望多么遥远啊！艺术家、特别是哲学家看起来像是他们时代中的偶然之物，宛如隐士，或者宛如散兵游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1875-1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