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采尔更是培养出高明玻璃球游戏者的圣地”，这是一句介绍著名华尔采尔学校的古老谚语。卡斯塔里属下的许多学校中，华尔采尔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课程中侧重于音乐，也就是说，其他许多学校都各有其侧重学科，例如：考普海姆学校侧重古典语言学，波尔塔学校侧重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普兰华斯特学校则侧重于数学，而华尔采尔学校的传统恰恰相反，倾向于培植能够协调科学与艺术的人才，此种倾向的最高象征便是玻璃球游戏。尽管玻璃球游戏在这里也如同在其他学校里一样，既非官方活动，也不是正式传授的必修学科。但是，凡在华尔采尔就读的学生，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课外研习此项学科。事情不难理解，因为举办玻璃球游戏活动的会址及其各种附属机构均设于小城华尔采尔：诸如专为游戏庆典而建的著名玻璃球游戏大厅，规模宏大的玻璃球游戏档案馆及其属下的各种办公机构和图书室，就连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寓所也设在这里。即便种种机构均为独立单位，华尔采尔学校也绝非其附属或分支，然而它们的精神却笼罩着整个学校，尤其是举行公开游戏大赛的庄严典礼气氛更弥漫遍及整座小城。当然，全市上下无不自豪于拥有这所学校和这一游戏。当地居民称华尔采尔学校的学生为“学者”，称来此研习玻璃球游戏的客人们为“解结者”，这是拉丁语“游戏者”一词的转化。
　　附带提一下，华尔采尔学校是卡斯塔里属下所有学校中规模最小的，每次招收学生总数从未超过六十人，这种情况无疑会使学校略显特殊和贵族色彩，总有点与众不同，似乎只培育精英中的精英人才。事实也确乎如此，过去几十年里，许多艺术大师和所有玻璃球游戏大师都出自这座令人尊敬的学校。当然，对华尔采尔这种灿烂夺目的声誉绝不是毫无争议的。到处总有人认为，华尔采尔人纯为自鸣得意的崇美者和娇生惯养的王子，除了玩玻璃球游戏便一无所能。偶尔，在其他几所学校里也会刮起一阵反华尔采尔风，对他们横加指责，但恰恰是这类半是戏谑半是斥责的尖刻话语，说明一切均起因于羡慕和妒忌。不管怎么说，一个学生被安置在华尔采尔总是一种殊荣。约瑟夫·克乃西特也领会到了这点，虽然他既不虚荣也无野心，然而就接受这一殊荣来说，他也充满了愉快的自豪感。
　　克乃西特和几个同学一起步行来到华尔采尔。他对未来充满期望，并且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一踏进南门就立即被古老小城的棕色外观所吸引，被庄严肃穆的校园迷住了，学校前身是一座西妥教会②的修道院。他刚刚在接待室用过茶点，等不及换上新服装，就独自一人溜出去观看自己的新家乡了。他在一度曾是古城墙的遗址旁发现了一条步行小路，便沿着这条小河边的小路往前走，在一座拱形桥顶上站停住，聆听着水磨的沙沙声，随后经过墓园走入一条林荫道，他看见并辨认出了高高树篱后的“玻璃球游戏者学园”，为玻璃球游戏者特辟的小城市。这里有举行庆典的大会堂，有档案馆，有各种教室，有贵宾楼，还有教师的住宅。他望见一个穿着玻璃球游戏服装的男子从其中一幢住宅走出来，心里暗忖：会不会就是一位传说中的游戏能手，也许正是玻璃球大师本人呢。他感到这里的气氛对自己具有强大魅力，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可敬、神圣，充满传统色彩，顿时产生较艾希霍兹时更为接近“中心”的感觉。当从玻璃球游戏区往回走的途中，他又觉察到了城市的另一种魅力，也许不那么令人崇敬，却同样令人激动。这便是小城本身——一个小小的世俗世界：那些忙忙碌碌的商业交易活动，那些小狗和小孩子，那些店铺和手工作坊的气味，那些留着胡子的市民和坐在店堂门后的胖太太，那些喧嚷玩耍着的少年，那些斜眼望人的年轻姑娘。许多东西都让克乃西特回想起业已遥远的往日世界，想起自己熟知的小城贝罗奋根，想起过去一直深信、早已被自己忘怀的一切。如今，他灵魂深处正在对一切作着反应，种种景象、气味和声音无不例外。和艾希霍兹相比较，在这里等待他莅临的是一个不很宁静，却更色彩绚丽、更富裕殷实的世俗世界。
　　学校开学后，尽管也有几门新课，克乃西特最初仍然觉得只是旧课程的继续而已。真正的新东西丝毫也没有，除了静修练习。这对他而言，也因已经音乐大师指点而不是新的尝试了。当年他很乐意接受冥想指导，却只把它当作放松身心的愉快游戏。直到后来——我们将要谈到此点——他才从自己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它的真正的极高价值。
　　华尔采尔学校的校长奥托·切宾顿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奇人，却有点让人害怕，克乃西特看见他时已年近六旬。我们后来所见关于学生克乃西特的记载，不少记录出自校长那一手漂亮而遒劲的书法。事实上，最初是同学们对新来的青年产生了好奇心，而不是教师。克乃西特尤其与其中的两位建立了非常富有男子气概的友谊关系，有许多文字往来材料可资佐证。一位是与克乃西特同年的卡洛·费罗蒙梯，开学头几个月他们就成了好朋友，费罗蒙梯后来成为音乐大师的代理人，地位仅次于最高教育当局的十二位成员。我们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尤其是他所撰写的论述十六世纪琵琶演奏风格的史话。他在学校里的浑名是“嗜米者”，同学们都很赞赏他的游戏才能。他和克乃西特的友谊始于谈论音乐，继而共同研习互相切磋，他们的交往持续了许多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部分得自克乃西特写给音乐大师的书信，信很稀少，内容却都非常丰富。克乃西特在第一封信里称费罗蒙梯是“音乐专家，擅长于华丽装潢、装饰音、颤音等等”，他们曾一起练习演奏科帕林，普赛尔和1700年代其他大师的作品。克乃西特在其中一封信里对此类练习和音乐作了详尽描述，“在演奏某些片段时几乎每一个音符都给加上了装饰音”。接着写道：“当人们一连几个钟点连续不断地奏响重复音，强烈颤音以及连音时，感觉自己那些手指上好像都充了电。”
　　克乃西特进华尔采尔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后，他在音乐方面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他熟读并能熟练演奏各个世纪和各种风格的乐谱、谱号、略符以及低音符，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方音乐王国的宝藏，他无不努力以自己独特方式去亲近熟悉，他从技巧研究出发，小心翼翼地探索每首乐曲的感觉和技术，最终深入通晓了它的精神实质。恰恰由于他热衷于把握音乐感觉，努力于从耳朵对乐曲的感觉性、音响性以及感人性的体会去读通读懂各种各样不同音乐风格的精神实质，使他没能倾注全力学习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课程，以致别人奇怪他怎么在这方面延误落后了很长时间。许多年后，他在一次讲课中说了下列的话：“谁若仅从玻璃球游戏所提炼出的乐曲摘要去认识音乐，也许会是一个优秀玻璃球游戏者，却不会是优秀音乐家，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优秀历史家。音乐并非仅由我们用理论将其抽象出来的那种纯粹的振动和样式所组成，纵观世界几千年来的音乐，无不首先建基于感觉的愉悦，呼吸的迸发，节拍的敲击，在于人在各种歌声的掺和中以及各种乐器的合奏中所体会的色调、磨擦和刺激而诞生的。毫无疑问，精神是最主要的。而新乐器的发明和老乐器的改进，新唱腔和新构思的引进，新规则或新禁忌的吸收，永远只是一种姿态和外表而已，就如同世界各国的服式和时尚仅属外表一样。然而，人们必须从感官知觉上把握和品味这些表面的感官特征，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它们所由来的时代和风格。人们演奏音乐时得运用双手和指头，运用我们的嘴和肺，而不是单靠大脑；因而，只会读乐谱却不会很好操弄任何一种乐器的人，不应当参与议论音乐的谈话。因而，对音乐的发展史也绝非凭借哪一部抽象推理其风格发展的历史著作就得以理解的。就以我们能否认识音乐上的衰微时期为例，倘若我们看不到每一次衰微都是感官和数量因素压倒了精神因素，肯定就完全不能入门。”
　　克乃西特有一阵子似乎决心只想成为音乐家。他如此偏爱音乐，以致耽误了其他选修课目，其中包括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课程，情况发展得很严重，乃至第一学期尚未结束，便被校长召见。克乃西特毫无惧色，顽固坚持自己作学生的权利。据说他对校长答复道：“我若有任何正规课目不及格，您便有权处罚我，但是我没有。
　　同样的，我也有权处置我的课余时间，可以用四分之三或者甚至是全部时间研习音乐。我是遵守校规的。“校长切宾顿为人极精明，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当然他从此特别注意这个学生，据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待克乃西特相当冷淡和严格。
　　克乃西特学生年代这一段古怪时期大致持续了一年，也许还得再加上半年。他学习成绩一般，表现并不突出——从他和校长的冲突事件判断——，他的行为是一种有点儿执拗的自我退缩，不和任何人结交，只向音乐倾注全部热情，几乎摒弃了一切其他课余项目，包括学习玻璃球游戏。毫无疑问，他的若干表现具有青春期的特征。这段时期内，他偶尔遇见异性总持怀疑态度，也可能是出于害羞——就像其他家里没有姐妹的艾希霍兹学生一样。他读了许多书，尤其是德国哲学著作，莱布尼兹、康德和许多浪漫派作者的书他都爱读，而以黑格尔对他的吸引力最为强烈。
　　现在我们必须简略介绍一下克乃西特的另一位同学，旁听生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此人在当年华尔采尔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所谓旁听生就是以来宾身份在学校听课，也即他不打算长期逗留卡斯塔里学园，更无意进入宗教团体。
　　学园里常有这样的旁听生，但人数很少，显然最高教育当局并不乐意吸收这样的学生，因为他们一旦修完学业便会立即打道回府，重新返归世俗生活。然而，国内有几户古老的显贵家庭，曾为创建卡斯塔里出过大力，至今仍保留着旧习俗（至少没有完全消除），总要选送一个天分够人学标准的孩子以宾客身份入精英学校就读，这是那几家贵族继承至今的特权。
　　这些旁听生虽然也得与其他学生一般遵守同样的校规，但可不必常年疏离家庭和故乡，这样也便在学生中形成了一个颇为特别的集团。他们每逢假期就回转家庭，因而始终保留着自己出生地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在同学们眼里也便始终只是客人和外人。期待着他们的是双亲的家庭、世俗的前程、职业和婚姻。这类贵宾学生中也有人受到学校精神感召，征得家庭同意后最终留在卡斯塔里，还进人了宗教团体，但是这种情况少而又少。多数人则相反，但是历史证明，不论在哪一时期，每当公开舆论因种种原因转而抨击反对精英学校和宗教团体时，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政界要人曾挺身而出强硬卫护两者，其中不少人青年时代曾是这类贵宾学生。
　　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就是这样一位旁听生，他是较年轻的克乃西特一进华尔采尔就结识的朋友。特西格诺利天赋很高，他口才出众，擅长辩论；他性格刚烈，但脾气有点儿暴躁，他的出现常使校长十分恼怒，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简直无可挑剔，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忘却自己旁听生的特殊地位，反倒尽量设法引人注意，甚至以挑战姿态直言不讳地宣扬自己是一个持世俗观点的非卡斯塔里人。
　　两位学生出人意外地建立了特殊的友谊。两人都极有天分，都感受了精神召唤，这使他们成为兄弟，尽管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反。也许需要一位不同凡响的老师，具有超人智慧和高度技巧，才能够沙里淘金，运用辩证法则不断在矛盾对立中求得综合。切宾顿校长倒是不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和愿望，他不属于那类讨厌天才的教师，但要解决目前这个实例，他却缺少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两个学生对他的信任。
　　自封为外人和革新派的普林尼奥，一贯对校长保持敬而远之的警惕态度。更不幸的是切宾顿校长和约瑟夫因课余学习问题发生冲突，约瑟夫当然也不会转而向他征询教导指点了。
　　幸好还有一位音乐大师。克乃西特请求他的帮助和指点，这位富有睿智的老音乐家认真考虑后，以极巧妙的手法把他的玻璃球游戏课程引上了正道，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青年克乃西特遭逢的这场巨大危机和歧途，在大师的手下化险为夷，并转化为克乃西特的一个光荣使命，年轻人也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约瑟夫和普林尼奥之间又友好又敌对的交情发展史，或者也可称为一部两大主题并进的乐曲，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精神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一段历史大致情况如下。
　　最先引起对方注意，又受其吸引的当然是特西格诺利。这不仅由于他年龄较大，又漂亮潇洒，能言善道，而且主要由于他不属卡斯塔里，而是一个“外人”，一个来自世俗世界的外人，一个有父母、有叔伯姑姨、有兄弟姐妹的人，对这个人来说，卡斯塔里王国连同其一切规章、传统和理想统统不过是一段路程，一个中转站，一次短暂的逗留而已。在这位外人眼里，卡斯塔里不算整个世界，而华尔采尔也和普通学校没什么两样，在他看来，返回“凡俗世界”既不羞耻也非受罚，等待着他的不是宗教团体，而是功成名就之路，是职业、婚姻、政治，总之，是每一个卡斯塔里人私下里渴望知道得越多越好的“真实生活”。因为，对卡斯塔里人就如同对古代那些修行的僧侣一样，“凡俗世界”一词便意味着某种卑下而不可接触、因而显得神秘、富于诱惑力和魅力的东西。如今这个普林尼奥居然毫不隐讳自己的依恋之情，他不以属于世俗世界为耻，反倒引以为荣。他如此强调自己的不同观点，一半出自孩子气和开玩笑，也有一半确是出于自觉的宣传热忱。凡是有机会，他就搬出自己那套世俗观点和尺度来对照比较卡斯塔里的标准，并宣称自己的观点更好、更正确、更符合自然，也更合乎人性。他日若悬河地一再提出“符合自然”，“健康的人类常识”等等，借以批判禁欲的不合人情的学校精神。他不惜大量搬弄口号和夸张字眼，圭而他聪明机智、趣味不俗，没有让自己的言论沦为低级谩骂，而且多少运用了华尔采尔通常辩论时惯用的手法。他要替“世俗世界”及其平常生活辩护，反对卡斯塔里的那种“狂妄自大的经院哲学精神”，他还要向人证明，即便让他运用敌人的武器来作战，他也照赢不误。他绝不愿人们把他视作盲目践踏精神文化花园的粗野愚人。

　　约瑟夫·克乃西特经常站停在一小群以演说家特西格诺利为中心的学生附近，他默不作声，只是聚精会神地谛听。演说家的言辞使他觉得又奇怪又吃惊，甚至有点恐惧，普林尼奥贬抑否定所有在卡斯塔里被奉为权威和神圣的东西，在他那里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都是成问题或者可笑的，而这一切却是克乃西特深信不疑的。不久，他注意到并非人人都在认真谛听演说，许多人显然仅仅为了消遣取乐，如同人们在市场里听人叫卖商品。此外，他也不时听见有人用嘲讽或者严肃的日吻回敬普林尼奥对学校的攻击。虽然如此，总有几个同学一直聚在这个普林尼奥身边，他永远是中心，不论哪个场合，恰巧没有对手或者出现了对手，他永远具有吸引力，一种近似引诱的吸力。
　　约瑟夫和聚在这位活跃演说家周围的人群一样，总是怀着惊讶或者嘲笑的神情倾听着他那滔滔不绝的激烈言论。克乃西特虽然感到演说常让他产生不安甚至恐惧，但仍被其巨大的诱惑力所吸引，这并不是因为其语言精彩有趣，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与自己具有某种极严肃的关系。这倒不是他在内心与那位大胆演说家起了共鸣，而是一旦知晓那些怀疑确乎存在或者确有存在可能性。它们便会让你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开始时还不太糟糕，只是感到有一点困惑和有一点不安，这是一种混杂着强烈的冲动和良心上的负疚感的东西。
　　终于到了他们结交的时刻。特西格诺利注意到听众里有一个认真思考自己言论的人，没有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嬉笑怒骂，他见到的是一位静默寡言的金发少年，该少年英俊文雅，有点儿害羞，当他回答这位普林尼奥客气的问话时，竟满脸通红，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普林尼奥揣测这位少年追随他已有一段时间，便决定以友好的姿态相回报。为了完全征服对方，他邀请克乃西特次日下午到自己住处小坐。但这个又害羞又拘谨的男孩并不容易征服。普林尼奥不得不大感意外。那孩子站开了，不想和他攀谈，就这么着谢绝了他的邀请，这刺激了年龄稍长的对方。反过来说，追逐沉默寡言的约瑟夫，起初也许仅仅是出于虚荣自负，后来竟越来越认真，因为他察觉到这里出现了一位对手，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朋友，也许会是敌人。普林尼奥一再看见约瑟夫出现在自己附近，觉察到他在留心倾听，但是只消他略一向对方走近，那怕羞的男孩便立即后退躲开了。
　　克乃西特的躲避是有原因的。很久以来、克乃西特便感觉另一个孩子对他或许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带来某种美好的东西，可以扩展他的眼界、认识和悟性，也可能带给他陷阱和危险，不管怎么说，都是他必须正视的现实存在。他把普林尼奥言论在自己心里引发出怀疑不安的最初冲动告诉了他的朋友费罗蒙梯，但这位朋友却全不重视，断言普林尼奥是个不值得为之浪费时间的狂妄自大之徒，说罢又重新潜心于音乐演奏之中。约瑟夫本能地感到，也许校长是他释道解惑的适当人物，但自从那场小小过节之后，他们之间便不再存在坦诚的信任关系，他也担心自己不被切宾顿理解，更担心自己议论普林尼奥的叛道言词会被校长视作告密行为。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因普林尼奥的主动接近而使他日益感到痛苦。克乃西特只得转而求助于自己的保护人和灵魂导师。他给音乐大师写了一封极长的信。这封信被保存了下来，现在我们引证其中一段如下：“普林尼奥是否希望获得我对他的赞同，或者只想找一个对话伙伴？目前我还不大清楚。我希望是后者，因为要我转向他的观点，无异于把我导人不忠之路，并且毁坏我的生活，我毕竟是卡斯塔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如果我真的产生了返归世俗世界的愿望，我也没有父母亲和朋友可以投靠。然而，即便普林尼奥发表那些亵读卡斯塔里言论的目标全不在于影响别人还俗，我也已十分困惑不解了。不瞒您说，敬爱的大师，普林尼奥的见解里确实有我无法简单否定的内容，他唤醒了我内心的共鸣，有时候十分强烈。要求我支持他的见解。倘若这就是自然的呼唤声，那么这也是同我所受的教育，同我们熟悉的见解彻底背道而驰的。普林尼奥把我们的教师和大师们形容为僧侣特权集团，把我们同学们称呼为一群受监护的被闭割的绵羊。
　　这些言语当然粗暴而且过分夸大，但是其中也许还有若干真实内容，否则不可能令我如此心烦意乱。普林尼奥敢讲一切让人吃惊和气馁的话。例如他说：玻璃球游戏是一种倒退回副刊文字时代去的玩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字母游戏，也许会毁坏我们以往种种不同艺术与科学的语言。这种游戏只进行联想和类比。他还说：我们这种不事生产的隐退生活恰恰证明我们全部精神教育和态度之毫无价值。他还分析道：我们以各个时代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为例子分析其规则和技巧，却拿不出我们自己创作的新音乐。他又说，我们阅读和阐释品达或者歌德的作品，却羞于拿起笔来写自己的诗句。对于这些指责，我无法一笑置之。上述指责还不算是最利害的，最令我痛苦的指责是他说我们卡斯塔里人所过的生活犹如靠人喂养的笼中鸟儿，我们不必自食其力挣面包糊口，我们不必正视现实生活，不必参与生存竞争，对于那一部分用辛劳工作和困苦生活建立了我们豪华生活的人，我们既一无所知，也不想去知道。“
　　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也许已经辜负了你的善意和慈爱之心，尊敬的师长，我已准备接受惩罚。呵斥我吧，处分我吧，我会因而感激不尽。但是我还特别需要得到指点。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还能支撑一小段时间，但是我没有能力让自己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因为我太微小太没有经验了。也许还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我不能向校长先生吐露心事，除非您命令我向他诉说。因此，我不得不写信来烦您，这件事已开始成为我的大灾难，我实在不堪负荷了。
　　倘若我们也能拥有音乐大师回答这封求救书的亲笔复信，那该多好！可惜他的答复是口头的。音乐大师接到克乃西特信后不久就亲自来到了华尔采尔，他要主持一次音乐测验，于是就在这短暂逗留期间着实替他的小朋友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是从克乃西特后来的追记中得知这些情况的。音乐大师没有让他轻易过关。他首先是仔细审阅了克乃西特的成绩单以及课外学习科目，发现他过分偏重课外项目，由此判定校长的看法正确，他坚持要克乃西特向校长承认错误。至于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的关系，他也提出了详尽的方案，直到把这个问题也同校长进行一番讨论后，他才离开华尔采尔。此行的后果有二：一是在特西格诺利和克乃西特之间开始了引人注目的、凡是参与者都会永志不忘的竞争游戏；二是克乃西特和校长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没有联系他和音乐大师的那种神秘的亲密感情，却至少是相互开诚布公和轻松缓和的。
　　克乃西特在音乐大师为他框定的生活方式内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被允许接受特西格诺利的友谊，由他自己承受对方的影响和攻击，任何老师都不得于涉和监督。他的导师只对他提出一个任务：面对批评者必须保卫卡斯塔里，并将辩论提高到最高层次。这就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克乃西特都必得掌握卡斯塔里和宗教团体的基本制度与原理，他必须对此进行彻底研习，并且反复背诵、牢记不忘。这两位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之间的辩论很快就驰名全校，人们争先恐后前往助阵。
　　特西格诺利原先那种进攻性的讥讽语调逐渐温和了，他的论点也较为严谨和负责了，他的批评也比较符合实际了。在他们交锋之前，普林尼奥始终是这类辩论中的赢家，因为他来自“世俗世界”，具有世俗的经验、方法、攻击手段，还有那种带点儿不择手段的态度，他早在家乡时便因同成年人交谈而熟知了世俗世界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指责。如今克乃西特的答辩却迫使他看到，尽管他颇为熟识世俗世界，优于任何卡斯塔里人，但是他绝不可能像一个把卡斯塔里视为家乡、故土，视为命运所系的人那样深刻地认识卡斯塔里及其精神。他不得不看清，也逐渐不得不承认，自己仅是一个过客而不是永久居民，他也认识到这个教育王国也和外面的世俗世界一样，有着几百年积累而得的经验和不言而喻的原则，这里也存在着传统，是的，这是一种可以称之谓“自然”的传统，他对此认识甚少，而克乃西特目前正作为发言人为之辩护。
　　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辩护士角色，克乃西特必须努力读书、静修、克己，以便日益进一步廓清和深入掌握摆在面前要他为之申辩的问题。特西格诺利在辩才上比对手略胜一筹，他那些世俗社会经历和处世智慧也给他火爆与虚荣天性增添了若干光彩。他纵使在某个问题上输给了对方，他还会考虑到听众而想出一条体面的或者诙谐的退路。克乃西特则不同，每当他被对手逼进了死角，他大致就表示：“普林尼奥，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得再思索一下。请稍等几天，我会告诉你的。”
　　辩论就始终保持着这种互相尊重的形态。事实上，不论对辩论者还是对旁听者，这一种辩论早已成为当年华尔采尔学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了。然而对克乃西特而言，压迫感和矛盾感始终未能稍稍减轻。他身负重任，又备受信赖，能够不辱使命，便足以证明他具有潜力和天性健全，因为他完成任务后并无任何受到损害的明显痕迹。可是他私下里却非常苦恼。如果他对普林尼奥怀有友情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对一位聪明机智的同伴、一位能说会道的世俗朋友，也是对这位朋友兼对手所代表的陌生世界的感情，因为他已从普林尼奥的为人，从他的言谈和举止中认识了一或者也可以说是想象出了那个人们称为“真实的”世界，那里有慈爱的母亲和孩子们，有饥饿的穷人和他们的家庭，有新闻报刊和选举竞赛。普林尼奥每逢假期就要回转那个既原始又精致的世界里，去看望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向姑娘们献殷勤，参加职工集会，或者去高雅的俱乐部作客，而克乃西特这些时候则留在卡斯塔里，要么和伙伴们散步或者游泳，要么练习弗罗贝格的赋格曲。或者读黑格尔的哲学。
　　约瑟夫确知自己属于卡斯塔里，必须过一种规定给卡斯塔里人的生活，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虽然普林尼奥也曾咄咄逼人地指责精英学校的学生们过寄生生活，但他自己也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呀。不，他说的不对，普林尼奥所属的那个世界并非更为完善更为正确。不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不仅存在，而且恰似克乃西特从世界历史书里读到的那样，是永恒存在着的，而且今天和过去始终完全类似，而且许多国家的人全然不知道还有另一种性质的世界，不知道精英学校和教育学园，不知道宗教团体、学科大师以及玻璃球游戏。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比较单纯、原始、混乱，也比较危险的无庇护的生活，和卡斯塔里人的生活调然相异。原始的本能世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存的，凡是人类都会在自己内心深处党察到它的存在，都会对它有些好奇，有些思念，有些共鸣。人们的任务是合理处置这种原始的本能世界。可以在自己心里为它保留一席之地，但决不会回归其中。因为与之并行，并且凌驾其上的是第二个世界——卡斯塔里世界、精神世界，是一种更有秩序、更受庇护、同时又需要持续不断发展改进的人工创造的世界。人们要为这个世界服务，却不错误地对待或者轻视另一个世界，不带偏见地看待任何一种隐约的欲念或者怀乡之情，这才是唯一的正道。
　　事实上，卡斯塔里的小世界早就已经替另一个大世界提供服务了，它献出了教师、书籍和科学方法，维护了那个世界之智能和道德的纯洁性，卡斯塔里是培育训练极少数献身思想和真理的人们的学校和庇护所。为什么这两个世界竟不能和谐协调，不能兄弟般和睦共处呢？为什么人们竟不能够让两者在每个人的心里联合一致呢？
　　正当约瑟夫为完成任务而疲惫不堪，几近耗尽精力难保平衡的时候、很少来访的音乐大师突然来到了华尔采尔。大师从年轻人的若干外表迹象，诊断出他的情况不佳，约瑟夫面容疲惫，目光烦躁，动作紧张。大师问了几个试探性的问题，得到的只是愁眉苦脸和拘谨寡言，对话无法继续，情况十分严重，大师借口要告诉他一个关于音乐的小小发现，把他带进了一间练琴室，让他取来翼琴，调好音，老人用很长时间边演奏边讲解奏鸣曲式的起源与发展，直至这位年轻人稍稍忘却自己的烦恼，变得放松和专心，开始怀着感激心情倾听大师的讲解和演奏。大师耐心地花了必要的时间，终于把他导人准备接纳忠告的状态。当老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中止讲解，演奏了一首加布里尔的奏鸣曲作为结束，随即站起身来，一边缓缓地在这间小小琴室里来回踱步，一边讲述了下列故事：“许多年以前，我曾一度下苦功夫研习这首奏鸣曲。那是我担任教师以及后来升为音乐大师之前的事，当时我正从事自由研究。我年少气盛，想要用新观点写一部奏鸣曲的发展史，但是过了好长一段日子后，我的工作不仅毫无进展，而且日益怀疑这种音乐和历史研究是否确有价值，是否比那类游手好闲之徒的无聊嬉戏更具真实内容，是否纯属生动实际生活的华而不实的代用品。总而言之，我已处在一个必须突破的危机之中，当时，一切研究工作，一切求知努力，一切属于精神生活的内容，都因受到怀疑而失去了价值，转而情不自禁地羡慕每一个在田地里耕作的农夫，每一对在夜幕下的情侣，甚至每一只在树叶间鸣啭的鸟儿，以及在夏日枝头高唱的知了，因为它们看来比我们更符合自然，它们的生活看来多么充实多么幸福，虽然我们对它们的苦恼全不知晓，对于它们生活中的艰难、危险和不幸一无所知。

　　简单地说，当时我几乎失去了平衡，那是一种糟糕状态，简直可说难以忍受。我为取得自由想出了许多荒唐透顶的逃避办法，譬如我曾想进入世俗世界当一名乐师，在结婚宴会上演奏舞曲。当时倘若就像古老小说里描述的出现了一位外国来的募兵官，邀请我穿上军服，跟着任何哪支军队开赴任何哪个战场，我都会跟着去的。情况越来越糟，正是这类状态的必然结果。我完全丧失了自持能力。以致不能独力对付困境，不得不寻求援助。“
　　音乐大师停顿了片刻。轻轻唉了一声，便接着往下说：“当然，我那时有一位指导老师，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有问题请他指点，毫无疑问是合理而正确的。但是事实往往悻于常理，正当我们碰到困难，偏离正途，极须纠正之际，却恰恰是我们最嫌恶常轨，最不愿意回归正途之时。我的指导老师对我上个季度的学习报告很不满意，曾严肃地批评我的错误，但我那时深信自己有了新发现或者具有新观点，对他的指责颇为反感。总之。我不想去找他，我不愿向他低声下气，也不愿承认他是正确的。我也不愿意向我的同学们吐露心事。那时，我们附近住着一位怪人，一位梵文学者，人们都戏称他‘瑜伽僧人’，我只是见过他，听说过他的传奇而已。有一天我在心清恶劣得忍无可忍之际，便去访问了这个怪人。虽然我也与旁人一样经常嘲笑他的离群索居和古怪行径，心里却是暗暗仰慕他的。我走进他的小房间，想和他谈话，却见他正以印度教的端正的坐姿在闭目静修，一副不容打扰的样子。我见他脸上似笑非笑，显出一副完全脱离尘世的模样。我无可奈何，只得站在门边，等候他从出神入化的状态中返归人世。我等待了很长时间，总有一两个钟点之久，后来实在太累，顺势滑倒地上，就在那里靠墙而坐，继续等待。末了，我终于见他慢慢醒了过来，他微微转动头部，晃晃肩膀，缓缓伸开盘着的双腿，就在他正要站直身子时一眼瞥见了我。
　　“有什么事？‘他问。
　　“我站起身，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是那首安德列‘加布里尔的奏鸣曲。’“他也站起身来，让我坐在屋里唯一的椅子上，他自己则侧身坐在桌子边。
　　‘加布里尔？他的奏鸣曲于扰你了？’“我开始向他叙述奏鸣曲和我的关系，供认自己正因而陷于困境。他极详尽地询问我的情形，让我感到吹毛求疵。他要知道我研究加布里尔及其奏鸣曲的一切细节，他还要知道我何时起床，读书多久，演奏多久，何时用餐，直至何时就寝。我不得不如实答复，既然已经向他求教，就只能忍受他的盘问。事实上他使我羞愧不堪，在每一件细枝末节上都查问不休，把我过去几周乃至几个月内的整个精神和道德生活状况作了无情的解剖分析。
　　“接着，这位瑜林信仰者突然沉默下来，看到我对此毫无反应，便耸耸肩膀问道：”你还看不出自己错在哪里么？‘我说实在看不出。于是他以惊人的精确性把刚才所提的问题的答案统统叙述了一遍，直至追忆到我开始出现疲乏、厌倦以及思想停滞的种种症状，随即告诉我，唯有过分埋头研究的人才会发生这类情况，也许对我而言，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要恢复业已丧失的自制能力，还要借助外力重新振作精神。他又向我指出，当初我自作主张中断了有规律的正常静修课程，那么至少应该在出现疾病苗头时就联想到是玩忽这一功课的恶果，而立即恢复静修。他说得完全正确。我的静坐作业已荒废了很长时间，要么没有空闲，要么没有心情，或者干脆就是放不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更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持续疏忽竟使我把这门功课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我已发展到近乎悲观绝望的境地，这才不得不经由另一个外人提醒自己延误了的功课。事实上，我费了极大努力才把自己从这种迷茫堕落状况中拯救出来，我不得不从头开始有规律的静坐练习，以便逐渐恢复沉思潜修能力。“
　　音乐大师说到这里，停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轻轻叹息一声后，继续往下说道：一这就是我当年发生的事，直到今天，提起此情此景，我仍觉羞愧难当。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约瑟夫，我们对自己要求越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当时的工作对我们要求越多，我们就越需要凭借静修作为积蓄力量的源泉，使我们的精神和灵魂不断在协调和解中得到更新。而且我，——我还想再给你讲几个例子，譬如一件工作越是热切吸弓哦们，时而使我们兴奋激动，时而又使我们疲乏压抑，那么我们就越容易忽视这一源泉，如同人们执着于某项精神工作时往往很容易忘记照料自己的身体。
　　历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人，要么深谙静修之道，要么是不自觉地掌握了静修所导向的境界。至于其他人，即或是才华横溢又精力过人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和垮台，因为他们自认为的重要工作或者雄心壮志反倒成了支配者，使他们丧失了摆脱眼前纷繁、保持间距以达目标的能力。是的，其实你是知道的，你第一次练习静坐时就知道了。但是这又是无情的现实。一个人倘若有一次误入歧途，才会懂得什么是无情的现实。“
　　这则故事对约瑟夫无疑如醍醐灌顶，他这才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于是便战战兢兢地重新练习静坐。音乐大师第一回向他展示了个人私生活的片断，讲了他的少年时代和学习研究时代，约瑟夫对此也满怀感激之情，因为这让他破天荒地懂得了，即使一个半人半神，他也可能犯有幼稚的错误，也曾经误入歧途。约瑟夫更深深感激这位可敬老人的信任，竟肯向他坦述自己的秘密。一个人可以误入歧途，灰心丧气，屡犯错误，违反规章，但他也可以结束这些错误，回转正路，甚至最后还可以成为一位大师。约瑟夫克服了自己的危机。
　　约瑟夫在华尔采尔的头两三年间，当他在和普林尼奥持续进行友谊辩论时期，校方对这两个朋友的争论始终持观看戏剧的态度，而上自校长，下至最年轻的新生，无不或多或少参与了演出。克乃西特和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普林尼奥每次放假回家，每次拥抱过故土之后，都能带回新的精神；同样，约瑟夫每读一本书，每进行一次思索，每练习一曲静修功夫，每次与音乐大师重逢后，也都能获得新的力量，使自己更为胜任卡斯塔里辩护人的角色。很久以前，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初次体验精神感召的力量。如今他又第二次体验到了感召的力量，流逝的岁月渐渐把他铸就成了完全的卡斯塔里人。
　　现在他早已修完了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课程，甚至就在学习期间，他便趁假期在一位老师帮助下设计了自己独创的玻璃球游戏草图。如今他已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取之不尽的使内心愉快、轻松的精神源泉。自从他与卡洛·费罗蒙梯如饥似渴地演奏翼琴和钢琴以进行游戏练习以来，他觉得没有任何事物比终于进入玻璃球游戏无限辽阔星空那样令他如此痛快、清醒、强大、自信和幸福的了。
　　年轻的克乃西特也正是在这几年里写下了一些早期诗歌，我们在费罗蒙梯的手抄本里读到的很可能比原作数量要少得多，因此我们只可以假定，这些诗篇——其中最早之作甚至写于克乃西特对玻璃球游戏尚未人门的年代——不仅曾协助他演好自己承担的角色，还帮他度过了那些危机年代。诗篇中有的颇见艺术匠心，有的显示出匆匆急就的粗糙痕迹，但是每一个读者都会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窥见到克乃西特当年受普林尼奥的影响而导致的精神震动和深刻危机。某些诗句发出一种不和谐音，表露出他曾深感迷惑，对自己以及自己所过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以致后来写下那首题名为《玻璃球游戏》的诗，才好似重返了虔诚信仰。此外还得提一下，这些诗篇本身就包含一定程度承认普林尼奥世界的意义，也是对卡斯塔里某些不成文规定的小小反叛，因为他不仅敢写诗，还敢不时拿出来给许多同学公开传阅。
　　而卡斯塔里原则上是禁止纯艺术创作的（即使是音乐创作也只限于严格的乐式组合），至于写诗那简直就是旁门左道，绝不许可的。因此这些诗篇断然不是打油诗，不是闲暇之余的娱乐词藻，它们诞生于压力的激流之中，能够写下这样的诗句，并敢于坦露信仰，必然需要相当顽强的勇气。
　　这里也不能不提另一方的情况。同样的，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在他论敌的影响下也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不仅见之于他在辩论方法上的巨大改变。普林尼奥和约瑟夫相互切磋又相互争论的几个学期里，他目睹自己的对手不间断地发展成长，已经成为卡斯塔里人的典范。朋友的形象在他眼中日益强大而生气勃勃地体现着这个思想王国的精神。正如他曾以自己出生世界的那种骚动气氛感染过约瑟夫一样，他本人也同样因吸入了卡斯塔里空气而折服于它的迷人魅力。普林尼奥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曾以僧侣制度及其危险性为题作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发言，当时领导玻璃球游戏课目的最高当局也在场。他讲完后便拉了约瑟夫出去散步，向他坦白了自己的情况，下面所引，出自费罗蒙梯的一封书信：“约瑟夫，我当然早就知道你并非盲目虔诚的玻璃球游戏者和卡斯塔里的圣徒，虽然你极其出色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我们两人在同一论战中各有自己的薄弱点，我们也显然知道敌方不仅有存在的权利，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你站在培养精神这一方，我则站在符合自然生活这一边。在论战中，你已经学会如何追踪世俗生活的诸多危险，并把攻击的矛头瞄准了它们。你的职务是指出：缺乏精神滋养的自然生活会陷入泥潭，会转化成兽性，甚至必然越陷越深。因而我不得不一再提醒你们，纯粹建立在精神上的生活是多么冒险，多么可怕，最终必然一无所获。嗯，我们各以自己的信仰为优而辩论，你为精神思想，我为自然生活。但是请别为我下面说的话生气，有时候我感觉你是真正天真地把我看作了卡斯塔里原则的一个敌人，一个从根本上把你们的研究、静修和游戏视为蠢事的家伙，即使他出于某种原因也曾短期涉足其中。我的朋友，你若真认为如此，你就彻底错了！我要坦白告诉你，我已愚蠢地爱上你们的严格宗教制度，常常情不自禁地当作幸福本身而喜爱和迷恋。我也不隐瞒你，几个月前我回家逗留期间，我和父亲有一场意见不同的谈话，我最后总算争得他的允许，学习结束后仍继续留在卡斯塔里，并可为进入宗教团体而努力——倘若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愿望和决定的话。当他最后表示同意时，我真是高兴极了。然而，我现在决定不使用他的允许，这是我最近才明白的道理。哦，千万别以为我已失去了兴趣！我只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我而言，继续留在你们身边也许意味着一种逃避，这种逃避也许很崇高很正派，却无论如何只可说是逃避。我决定回去做一个世俗世界的人，但是这个外人会永远感谢卡斯塔里，他会继续保持你们的许多精神训练方法，他会每年都来参加伟大的玻璃球游戏庆典。”
　　克乃西特听了这番话很感动，便把普林尼奥的自白转告了好朋友费罗蒙梯，而费罗蒙梯则在方才援引的同一信中添加了自己的看法：“我对普林尼奥的看法总是不够公正，在我这个音乐家看来，普林尼奥的自白竟像是一种音乐上的体验。两种对立物：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或者普林尼奥和约瑟夫的两种对立观点，在我眼前逐渐升华，从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矛盾转化为一次音乐协奏。”
　　普林尼奥结束四年学业即将离校时，他把自己父亲邀请约瑟夫·克乃西特到他家度假的亲笔信交给了校长。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非份要求。离开校园外出旅行或短期逗留的事倒确实有过先例，但主要是为了研究工作；情况倒也并非罕见，却大都有特殊原因，而且只是那类较年长、较有成就的研究人员，年轻的学生则史无前例。由于邀请信出自有声望家族的家长之手，校长切宾顿不便直截了当地拒绝，就转呈给了最高教育当局裁决，并立即得到两个字的简洁答复：“不准”。两个朋友只得就此分手。
　　“我们以后还会努力邀请你的，”普林尼奥说，“这件事迟早会办成的。你总有一天会来我们家，会认识我们这里的人；你会看到我们也是人，而不是一钱不值的粪土。我会非常想念你的。还有，约瑟夫，我看你很快就会升到这个复杂的卡斯塔里世界的上层。你确实很合宜于进入宗教团体，按我的看法，你担任领袖要比当助手更合宜，尽管你名字的意思恰恰相反。我预祝你前程远大，你会成为游戏大师，你会脐身显要人物之列的。”
　　约瑟夫只是神色悲哀地望着他。
　　“只管讥笑吧！”他竭力压制着离愁别情说道：“我从不像你那样具有雄心大志。待我得到一官半职时，你早就当上总统、市长、大学教授或者国会议员了。到时可别忘了我们，普林尼奥，不要忘了卡斯塔里，不要完全把我们当成陌生人！我们毕竟需要在外面也有了解卡斯塔里的人。而并非仅有只会嘲笑我们的人才是。”
　　他们互相握手道别，普林尼奥离开了。

　　约瑟夫最后一个学年的生活过得十分安静。他那曾经十分重要的任务，作为公开辩论的头面人物的使命突然结束，卡斯塔里不再需要人为它辩护了。这样，他就把课余时间全都倾注在玻璃球游戏上了，游戏也越来越吸引他。在他那时期的一本笔记本里，有一篇阐释游戏意义及其理论的文章，开头第一句便是：“由精神和肉体两者组成的生命整体是一种动力学现象，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仅能把握其美学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在韵律运转过程产生的意象中才得以把握。”
　　>>>>>>>>>>>>>>>>>>>>>>>>>>>>>>>>>>>
　　研究年代
　　约瑟夫·克乃西特如今已经二十四岁左右。华尔采尔学业终结，他也就结束上学生涯，开始了研究岁月。除去艾希霍兹那几年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华尔采尔年代可算他一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时候了。对于一个刚刚摆脱学校约束正热烈向往无限的精神世界的青年来说，眼前所见无不具有既美丽又动人的光彩，他还从未经历过幻想破灭，因而不论对自己舍身奉献的能力，还是对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全都没有丝毫怀疑。
　　恰恰是约瑟夫·克乃西特这类人——不因具有某种特长而早早被迫专注于某项专业，从而向整体性、综合性和万有性发展自己的才华——，这种自由研究的初春年代往往是幸福快乐到近乎沉醉的时期。倘若没有受过精英学校的训练，没有学过保护灵魂健康的静修课程，没有接受过教育当局的仁慈管教，这种自由研究也许会严重危及他的天性，成为他的厄运，就像在卡斯塔里教育模式建立之前几个世纪里发生在无数天才青年身上的情况。当年那些古老的高等学校里，浮士德式的年轻人简直比比皆是，他们在学术自由、波涛冲天的科学海洋上扬帆飞驶，他们一知半解而横冲直撞，结果必然招致船只失事而失败。浮士德正是这类一知半解天才的典型，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其实，今日卡斯塔里的研究自山程度比较以往几个世纪一般大学里不知要高上多少倍，因为这里提供研究的材料和机会极其丰富。此外，在卡斯塔里做研究绝无物质匮乏的后顾之忧，也不必受虚荣心、恐惧心、父母干扰、生计事业等等的限制和影响。在卡斯塔里王国属下的一切学科分院、研究机构、图书室、档案馆和实验室，对每一个研究者，不论其家世如何，也不论其前途如何，全都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在这个宗教性的教育团体里，完全依照每个人的心智和性格品性区分等级。
　　与世俗世界高等学校里许多有才能的大学生往往成为自由、精神诱惑的牺牲品恰恰相反，卡斯塔里大致不存在这种情况。当然这里也有大量危险、灾难和困惑——何处存在人类免受灾难之地呢？——不过卡斯塔里的学生至少排除了某些能够令人越轨、堕落或者陷于困境的因素。学生既不会成为醉鬼，也不会将青春年华虚度在夸夸其谈或者秘密结社的愚蠢活动上，那却是古老时代的学生们常犯的过错。另外，他们也不会突然发现读错专业，拿错学位，造成无法弥补的缺陷，因为卡斯塔里的规章制度排除了这类弊端。
　　甚至就连沉醉于女性或者迷恋某项体育运动之类的危险，也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说到他们与妇女的关系问题，卡斯塔里的学生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落入婚姻的陷阱，他们不必像旧时代的学生那样被迫压制性欲，或者向出卖肉体的女性求欢，因为卡斯塔里人既不准结婚，也就不存在任何婚姻道德的约束。但是卡斯塔里人既没钱也没私人财产，故而也不可能用金钱购买爱情。在卡斯塔里地区，普通市民家庭的姑娘习惯晚婚，因此婚前几年特别喜欢找某个学生或者学者作情人。这些青年大都无意于财富门第，他们重视思想能力却也同样重视感情能力，又大都富于想象力和幽默感，因而，既然不能够为对方提供钱财，便不得不以自己本身作为酬谢了。
　　在卡斯塔里，学生们的女友绝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会娶我为妻么？她知道他不会结婚。事实上，这一情况却也偶有发生。时不时会出现某位精英学生由于婚姻而返回世俗世界的事。他们放弃了卡斯塔里和进入宗教团体的权利。不过在学校和宗教团体的整个历史中，这类叛教行为还是少而又少的稀罕事件。
　　读完全部课程后，每个精英学生从事研究工作的自由程度确实是极高的，他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学习和研究的范围。唯有当这个学生一开始并无法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兴趣决定方向时，这种自由才受到限制，也即是每半年必须提交一份研究计划，其实教育当局对此计划执行情况也只是宽厚地稍作检查而已。对于那些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青年人——克乃西特正是其中之一——刚涉足研究工作便能够获得如此广阔的活动天地，简直叫人有点又喜又惊。教育当局允许他们享有这种近似天堂生活的自由，其实目的只为不让他们流于懒散怠惰。他们可以涉足一切科学领域，可以综合研究各式各样不同的科学学科，既可以同时爱上六种或八种科目，也可以一开始便只研究某个狭窄的课题。他们只需遵守卡斯塔里学园范围内普遍通行的道德标准，每年交一份记录他们当年听过的演讲、读过的书籍以及所完成研究工作的报告之外，便对他们无任何要求了。只有当他们参与某项专题研讨会时——包括研习玻璃球游戏和音乐——，才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核和考试，他们得依照研究会领导人的要求提交论文或完成考试，这一切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类课程纯属课外兴趣，他们也可以凭兴趣一连几个学期、几个学年总是呆在图书室里，总是只去听听演讲就算了。有些学生拖了很久也决不定主攻课目，以致耽误了进入宗教团体的机会，然而教育当局总以极大耐心等待他们的考察性漫游，是的，甚至鼓励他们在一切可能的学科项目和研究方式中进行筛选。只要他们品行端正，每年撰写一份“传记”，便别无要求了。
　　我们今天得以拥有克乃西特在自由研究年代撰写的三篇“传记”，真要感谢这种经常受嘲笑的古老习俗。这些文字因而完全不像他在华尔采尔时期撰写的诗篇那么具有私人感情色彩，嗯，那是一种多少带有违禁成份的纯粹文学作品，而这些文字只是正规而普通的学校作业。这种习俗早在卡斯塔里开创初期就已产生。那些尚未获准进入宗教团体的年轻研究人员，必须不断撰写一种特殊形式和风格的语文作业，也即当时命名为“传记”的随笔性文字，一种虚构的自传，他们可以任选一个过去的时代作为自传的背景。此种作业的目的在于能够让每位作者置身于所写时代的文化环境之中，能够让他倒退回任何古老时代的精神气氛里去，并且设想自己如何在那里过着一种符合实际的生活。他们最优先选择的时代是：古罗马帝国，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或者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普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者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是的，他们熟悉那些时代及其时尚。专攻语言学的年轻学子们习惯于用他们业已掌握其语言和风俗演变国家和时代的语言风格撰写自己的学校作业。因此常有写得极有水平的虚构传记，其中有以一二零零年左右罗马教廷文体，以修道院通用的拉丁文体，以《传奇小说一百篇》中的意大利文体，以法国的蒙且文体，还有以许万斯·冯·鲍勃费尔德所用的巴洛克式德语撰写的传记。
　　古老亚洲神仙投胎下凡和灵魂转世学说的残余痕迹，也在这些自由撰写的、充满游戏色彩的文字中遗留了下来。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全都熟知这样的想象：在他们今生今世之前可能有过前生前世，他们曾在另一个时代里、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个肉体生活过。当然，他们并没有视之为严格的信仰，也不认为是一种学说，而不过是一种锻炼想象力的游戏而已，设想着自己在各种不同情况和环境下的情景。人们从事这项撰写工作，就如同参与形形式式的文体研讨会，或者就像他们经常进行的玻璃球游戏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深入渗进许多不同的文化、时代和国家之中，他们试着把自己本人视为一张面具，视为一种生命现极的须臾转换外衣。这种撰写传记的风俗既有刺激性，又有许多实际优点，否则就不可能长久流传至今了。
　　此外还得提一下学生中有不少人不仅程度不等地相信了转生观念，还认为自己杜撰的生平传记乃是事实。由此可见这类想象出来的前生前世已经不是单纯的文体练习和历史研究，它们也是作者的愿望图景和升华了的自画像。作者们用特定服饰和品格描绘出了自己渴望实现的希翼和理想。再进一步从教育角度来说，这种撰写传记的做法也不失为好主意，对血气方刚青年的创作需求提供了合法途径。在卡斯塔里，独具个性的严肃艺术创作历经几代的禁忌之后，已被科学研究和玻璃球游戏所取代，然而青年学子们的艺术创作冲动并没有就此消失。它出现在他们的往往扩展成了短篇小说的“传记”中，这是一片获准开拓的沃土。许多撰写者通过这类工作向着认识自我的王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另外，还常常出现年轻人利用写作自传对今日世俗社会和卡斯塔里进行批评或者革命性的斥责，而老师们大都对此持体谅的宽容态度。此外，还必须说这些传记对老师们了解那些不受严密管束享受最大自由的学生这一段学习时代状况颇有裨益，其中常常惊人清晰地显示出作者们的智慧和道德品性。
　　约瑟夫·克乃西特所写的三篇传记已被保存下来，我们将一字不差地收入本书，它们也许还是本书最珍贵的部分呢。克乃西特是否仅仅写过三篇传记，是否已有散失，人们对此颇多怀疑，但只能是猜测而已。我们则确知下列情况：克乃西特递交了第三篇作文《印度传记》后，最高教育当局的秘书处曾向他传达领导指示说，倘若他还写传奇的话，希望他以近代历史为背景，要多多引证当时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从传闻和书信中得知，他确实曾着手准备下一篇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他想把自己写成一个施瓦本的神学家，后来放弃宗教而改事音乐，这个人曾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的弟子，又做过欧丁格尔的朋友，还曾在辛岑道夫的兄弟会团体里短暂作客人我们知道，他当年曾阅读而且摘抄了大量古老的，甚至是极为冷僻的书籍，既有关于教堂、虔敬主义和辛岑道夫的著作，也有论述那一时期祈祷仪式以及教堂音乐的书籍。我们还知道，他曾切切实实迷上具有魔力的主教欧丁格尔，也曾对本格尔大师有过真纯的敬爱之情。他曾设法复印了一张本格尔的照片，在他书桌上搁了好多时候。此外，他还曾试图从正反两种角度如实记述他所尊敬的辛岑道夫，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项工作，满足于自己已经学得的东西。他声称自己还没有能力撰写这样的传记，他无法进行如此多角度的研究，也无法收集到大量细节材料。克乃西特这番自述使我们有理由判定，那三篇业已完工的传记与其说是一位学者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一位品性高尚又诗意盎然的男子的创造性自白。我们认为这才符合实情。
　　对克乃西特来说，如今除了享受自选研究课题的自由之外，还能够从中获取另一种放松的快乐。他毕竟与其他学生不同，不仅与他人一样受过一个精英学生的全部教育：严格的学习制度，精确分配的课外作业，教师们细心周到的管理和监督，而且，在这一切之外，他还因普林尼奥的原故而承担过重大责任，这压力诚然把他的精神与思想潜能激发到了极点，却也令他不堪负荷，消耗了太多精力。让他扮演卡斯塔里代表人物，让他承担辩护人角色，确实超出了他的年龄和能力，以致他常常觉得处境危险，他获得成功，完全由于一种坚强过人的意志力和超人的才能。同时，如果没有音乐大师从中大力协助，他恐怕也根本完不成任务。
　　克乃西特度过了几年不同寻常的华尔采尔学习年代后，人们发现这位年方二十四岁的青年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得多，还略带疲劳过度的模样，令人惊奇的是毫无身体受损的迹象。那几年沉重的负荷几乎把他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们虽然没有可资证明的直接材料，却可以从他对待自己盼望已久才获得的头几年自由研究岁月的态度中略见端倪。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最后几学期里始终处于显眼位置，几乎成了公众偶像，可他一毕业就立即毫无保留地引退了，是的，如果人们探访一下他当年的行迹，便会得出下列印象：他最愿意让自己隐匿得无影无踪，他觉得没有任何环境和社会对他完全无害，也没有任何生活方式让他完全隐蔽。因此他对特西格诺利若干又冗长又热情澎湃的来信，最初还有简短而冷淡的回信，后来便彻底置之不理了。
　　闻名全校的克乃西特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他的声誉在华尔采尔却长存不衰，甚至继续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竟发展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传统。
　　在克乃西特从事研究的初期，他曾因上述原因而回避华尔采尔，这也就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研究高级的玻璃球游戏课程。从表面来看，这似乎可以确定克乃西特当时曾引人注目地忽视了玻璃球游戏课程，但据我们所知，总体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这种貌似任性的脱轨行为，不合常情的运行道路，不仅纯粹是受玻璃球游戏影响，而且是促使他最终返回玻璃球游戏井为之献身的必要途径。关于这一情况，我们打算作较详尽的叙述，因为这是颇为说明他个性的特点。约瑟夫·克乃西特以如此独特奇怪的方式进行自由研究，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青春才华。他在华尔采尔求学年代，不但与众人同学了玻璃球游戏入门课程和反复研习课程，而且在最后一个学年时在同学圈内获得了超出众人的优秀声誉。当时他受到游戏魅力的强烈吸引，在完成初步课程而尚未离校前，又被接纳参加了更高一级的课程，作为在校学生简直可说是极其罕见的殊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