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一清早从家里出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赶着一辆大车在巷子里走，怪腔怪调地叫道：
　　“卖牛奶，卖牛奶，卖牛奶！”
　　昨晚下了第一场温暖的春雨。凡是没有修马路的地方一下子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花园里的桦树枝上布满了翠绿的绒毛，稠李和杨树抽出了芳香的细长叶子。住宅和商店都卸去了套窗，把窗子擦得干干净净。在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的旧货市场上，一座座货棚旁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群。有些衣服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上搭着熨得笔挺的长裤和背心，在市场上走来走去。
　　小饭馆周围挤满了不上工的男人，他们穿着干净的腰部打褶的上衣和擦得发亮的皮靴；还有些女人，头上包着花花绿绿的绸头巾，身上穿着钉有玻璃珠的外套。警察挎着用黄丝带系住的手枪，站着岗，窥察什么地方有纠纷，好借此排遣他们难堪的无聊。在林荫道上，在一片新绿的草地上，孩子们和狗在奔跑嬉戏；保姆们兴致勃勃地坐在长凳上聊天。
　　大街上，左面半边路面没有照到阳光，还很潮湿阴凉，中间的路面已经干了。沉重的载货马车不停地在街上隆隆驶过，四轮轻便马车辘辘地行驶着，公共马车不断发出叮-的响声。四面八方响起教堂参差错落的钟声，震得空气不住地颤抖，号召人们去参加和监狱教堂一样的礼拜。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向各自的教区走去。
　　聂赫留朵夫所雇的马车没有把他送到监狱门口，而在通往监狱的路口停下。
　　在这通往监狱的路口，在离监狱大约一百步的地方，站着一些男人和女人，手里多半拿着包袱。右边有几所不高的木屋，左边是一座两层的楼房，门口挂着招牌。用石块砌成的巨大监狱就在前面，但探监的人不准走近。一个持枪的哨兵走来走去，谁想从他身旁绕过，他就向谁吆喝。
　　木屋小门旁边，在岗哨对面的右边长凳上坐着一个看守。他身穿镶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来探监的人都走到他跟前，报了他们要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跟前，报了玛丝洛娃的姓名，穿制服的看守也记了下来。

　　“为什么还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
　　“他们正在做礼拜。等做完礼拜，就放你们进去。”
　　聂赫留朵夫走到探监的人群那里。人群中走出一个人，衣服褴褛，帽子揉皱，光脚上套着一双破鞋，脸上布满一道道伤痕，向监狱走去。
　　“你往哪儿溜？”持枪的哨兵对他吆喝道。
　　“你嚷嚷什么呀？”衣服褴褛的人全没被哨兵的吆喝吓倒，顶嘴说，然后走回来。“你不放，我等着就是。何必大声嚷嚷，简直象个将军似的。”
　　人群发出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很寒酸，甚至破破烂烂，但也有一些男女衣着很体面。聂赫留朵夫旁边站着一个服饰讲究的男人，脸色红润，胡子刮得精光，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显然是衬衣裤。聂赫留朵夫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探监。那人回答说，他每星期日都来。他们就这样攀谈起来。原来他是银行的看门人，是来探望犯制造伪证罪的弟弟的。这人和蔼可亲，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给聂赫留朵夫听，还想打听聂赫留朵夫的情况，但这时来了一辆橡胶轮胎的轻便马车，由一匹高大的良种黑马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小姐。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大学生手里抱着一个大包袱，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向他打听，可不可以散发施舍物（他带来的白面包），以及为此要办什么手续。
　　“这是未婚妻要我来办的。她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爹妈要我们把东西散发给犯人。”
　　“我也是头一次来，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问问那个人，”
　　聂赫留朵夫说，指指身穿制服、手里拿着小本子的看守。
　　就在聂赫留朵夫同大学生谈话的时候，正中开有小窗洞的监狱大铁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一个看守。那个手拿小本子的看守就宣布探监开始。哨兵退到一边，所有探监的人都争先恐后，有的甚至跑步，纷纷向监狱大门涌去。站在门口的看守高声数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探监人：“十六，十七……”在监狱里面，另一个看守用手拍着每个进入二道门的人，也在点数，目的是免得让一个探监的人留在狱里，也不致跑掉一个犯人。这个点数的看守，眼睛不看走过去的人，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看守这一拍起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屈辱，但他立刻想到他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事。这种屈辱的情绪使他感到害臊。

　　二道门里面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拱形大房间，房间里有几个不大的窗子，上面装着铁栅栏。在这个称为聚会厅的房子里，聂赫留朵夫怎么也没有料到，壁龛里竟会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像。
　　“挂这个干什么？”他想，情不自禁地把耶稣像同自由人联系起来，却怎么也无法把他同囚犯联系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慢吞吞地走着，让急于探监的人走在前面。他百感交集，想到关在这里的恶人就感到不寒而栗，对昨天的男孩和卡秋莎那样的无辜者则满怀同情，而想到即将同卡秋莎见面，不禁又觉得胆怯和爱怜。他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听见看守在那一头说着些什么。但聂赫留朵夫满腹心事，没有理会看守的话，继续往多数探监人走的方向走去，也就是走往男监，而不是他要去的女监。
　　聂赫留朵夫让性急的人走在前头，自己最后一个走进会面的房间。他推开门，走进这个房间，首先使他吃惊的是一片喧闹声，那是由几百个人的叫嚷声汇合成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直到他走过去，看见房间被一道铁丝网隔成两半，人们象苍蝇钉在糖上那样紧贴在铁丝网上，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后墙上开有几个窗洞的房间，不是由一道铁丝网而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而且铁丝网都是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板上。有几个看守在这两道铁丝网之间来回监视。铁丝网那边是囚犯，这边是探监的人，中间隔着两道铁丝网，距离有三俄尺①宽，因此双方不但无法私相授受什么东西，连要看清对方的脸都很困难，特别是近视眼。谈话也很困难，一定要拚命叫嚷，才能使对方听见。两边的人都把脸贴在铁丝网上，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做子女的，大家都想看清对方的脸，说出要说的话。大家都想让对方听见，但他们的声音相互干扰，因此大家都放开嗓门叫，要压倒别人的声音。聂赫留朵夫一走进这个房间，就被这片大叫大嚷的喧闹声吓呆了。要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从脸部表情上判断他们在谈些什么，彼此是什么关系。聂赫留朵夫旁边有个扎头巾的老太婆，脸贴紧铁丝网，下巴哆嗦，正对一个脸色苍白、剃阴阳头的年轻人大声说话。那男犯扬起眉毛，皱紧眉头，用心听着她的话。老太婆旁边是一个穿农民外衣的年轻人，双手遮在耳朵后边，听一个面貌同他相象、脸色憔悴、胡子花白的男犯说话，不住地摇头。再过去一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挥动一条胳膊，一边叫嚷一边笑。他旁边的地上坐着一个手抱婴儿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块上等羊毛头巾，放声痛哭，显然是第一次看到对面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囚衣，剃了阴阳头，戴着脚镣。这个女人后边站着同聂赫留朵夫谈过话的银行看门人，他正用尽力气向对面一个头上光秃、眼睛明亮的男犯叫嚷着。当聂赫留朵夫明白他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说话时，对规定并实行这套办法的人不由得产生了满腔愤恨。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可怕的状况，这种对人类感情的亵渎，竟没有人感到屈辱。士兵也罢，典狱长也罢，探监的人也罢，囚犯也罢，都在这样做，仿佛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①3俄尺等于2．13米。
　　聂赫留朵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五分钟，心里感到说不出的痛苦，觉得自己软弱无能，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其厌恶，难过得仿佛晕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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