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的荒凉
　　前面提过，鲁迅的小说〈药〉就是以秋瑾為主角。鲁迅也留日，且是绍兴人，他从小就在秋瑾被砍头的街市口走来走去，其内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认為鲁迅是一个非常了解革命者孤独的小说家。
　　鲁迅自己却不走向革命。当时每个党都希望鲁迅能加入，因為他
　　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可是，从头到尾，鲁迅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写文章感念年轻的革命者，他的学生柔石、胡也频都是在白色恐怖时遭到逮捕的年轻诗人，鲁迅為文时，甚至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列寧革命前，帮助列寧的也多半是诗人，其中包皮括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寧，他们在革命前奔走呼号，写了几首诗让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可以高声朗诵，激动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后，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桌玻璃垫下压着叶赛寧自杀后的照片，太阳穴上一个窟窿。我不知道為什麼这麼做？大概是警告自己，这就是革命者的下场，或者，是纪念诗人与革命者的孤独之间非常迷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诗句多年来感动着每一个人，而他们的生命却多走向了绝对的孤独。
　　何谓绝对的孤独？就是当他走上刑场时，他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之一切都没有关联了。
　　而这部分，歷史不会说。
　　后人讲到林觉民、讲到秋瑾、讲到徐锡麟、讲到陈天华，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称他们為「烈士」，所以他们慷慨赴义，死而无怨，歷史不会写到他们也有孤独的一面，更不会提到他们生命最后的那种荒凉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绍兴的街口，对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日出，也看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长夜何等煎熬，这是生命最后的荒凉。而她的尸首曝晒数日，是不能去收的，谁去收谁就是同党，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她的好友吴芝瑛冒着九死一生偷回尸体，把尸体运到杭州埋在西湖岸边。
　　吴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资料能保留下来，就是归功於她一生的知己吴芝瑛。这些清代后期的女性，其所作所為，我们今日读来都要觉得瞠目结舌。
　　回到九○年代台湾的学运，当时我在东海教书，担任系主任的工作，从电视新闻与报章媒体得知有那麼多的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过夜，有那麼多的学生占据台北火车站，发表演说，要求与政府高层对话。而再晚一点大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批学生集结，大家是否还记得？吾尔开希穿着睡衣去与李鹏对话的书面。
　　他们让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诗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后画下一个漂亮的句点，其实蛮难堪的。这是我一直想讲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独应该有一个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為了要成功吗？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在歷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皮合着梦想的完成，但是在现实中，一旦革命成功，梦想不能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琐琐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诗。
　　如果你坚持革命者的孤独，就必须是像司马迁写《史记》所坚持的美学意识形态。并不是说不能当刘邦，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刘邦而不是项羽，都想成為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但是在美学之中，留下的符号总是一个一个出走的孤独者、失败者。
　　现在我经过台北火车站、经过中正纪念堂，十多年前学运的画面还会跃入脑海，而十多年前学生对我说：「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时，我说：「这不是政治，你那麼年轻，去旁边感受一下那种激昂吧！」
　　说这话时，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岁时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这麼说好了，你的生命裡有没有什麼不切实际的梦想？没错，就是不切实际，因為青春如果太切合实际，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為青春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梦想的嘉年华。
　　参加学运的人不一定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包皮括我在巴黎一起参加学运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為男朋友或女朋友参加而参加，他们甚至不知道游行的议题到底是什麼。但是，曾经感受过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记。
　　我还记得当年经过中正纪念堂时，看到一个约莫大二、大叁的男学生，有一张很稚嫩的脸，已经被推為学生领袖了，他必须向大家发言，他必须懂得组织，这麼多的学生光是吃饭问题、卫生问题就叫人头痛了。当他在台上讲话时，有时会羞怯，有时会说得不好，有时还会拨一下头发让自己漂亮一点；然后跳一个时空，这张脸可能到了立法院、总统府，仍然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这两张脸要如何去迭合？对我而言，就像秋瑾那张照片的问题。
　　后来这些人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也常常会碰到，我总是试图在他们脸上找回革命者的孤独感，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丝丝的孤独，我会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因為这个梦想，使他的官做得不伦不类？
　　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也许我应该再写一篇有关台湾学运的小说，因為世界上很少有学运这麼成功。当年参与野百合学运的人，今天都身居要职，这时候对於学运的反省和检讨，以及对参与的革命者内在孤独感的检视，会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為什麼十年来没有学运了？是社会都改革了吗？还是所有的梦想都不再激情了？
　　梦醒时分
　　七○年代我在巴黎参加安那其组织，带头的是一个姓蔡的香港学生，记忆中他的头发很漂亮，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性有这麼美的头发，我发现他每次在跟大家谈克鲁泡特金的时候，旁边围坐的人都在看他的头发。就在那一剎那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领袖应该要很美的。
　　革命这东西真的很奇怪，它的魅力总是来自一些你无法说明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记得组织裡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很迷恋他，每次他讲话讲到困顿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表情，柔弱的、自责的‥‥你可能会想，一个革命领袖怎麼会是柔弱的，应该是很刚强的呀？事实就是如此，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投票给一个人，就是因為他的柔弱使你觉得心疼。
　　这位蔡姓领袖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学运领袖，他所带领的团体整个变成美学。我们那时候住在巴黎的一个地下室中，大家睡在一起，有一台打字机，大家轮流打字，办了一个刊物叫《欧洲通讯》，裡面有很多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多人出去工作，例如我去做导游，赚了钱回来就放在一个筒子裡，大家一起用。
　　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后来我退出是因為发现有人偷筒子裡的钱。那大概就是我的梦醒时分了吧！我觉得，如此高贵的团体裡怎麼会有
　　这麼骯脏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革命者的孤独是革命者迷恋自己年轻时候的洁癖，而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而且每个人都做得到，你也相信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会愿意共同為了这个理想而努力。
　　我现在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都是当作诗来读，因為他一直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不需要政府，自动自发地去缴税、去建设，不需要他人来管理。我年轻的时候相信他，现在的我则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有阶级，一定会有穷人与富人。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天说出：「哪一个社会没有乞丐？」时，就表示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然而，即使你已过了梦想的年岁，年轻时候的洁癖仍然会跟着你，在某一剎那中出现时，还是会让你寝食难安，让你想问：「是不是已经老了？是不是已经放弃当年的那些梦想？」
　　如果说年轻时的梦想是百分之百，过了二十五岁以后会开始磨损，也许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独感仍在。即使都不跟别人谈了，仍是内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所以在我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裡，我描写野百合学运的领袖有一头美丽的长发，而一个叫叶子的女孩迷恋着他，可是他们之间的男女情感不会激昂过革命同志的情感，因為革命是為了一个更大的、
　　共同的梦想。因此，叶子可以怀着身孕，仍然在广场上没日没夜任劳任怨地做着所有学运的事情；可是背后有一件事连叶子自己都搞不清楚：她迷恋的是头发，还是头发下面的信仰？
　　在古老的基督教神话中，大力士参孙的头发被剪掉之后就失去力量；而军队、监狱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头－－我清楚地记得上成功岭的第一个晚上，当所有人的头发都被剃光时，我感觉到大家都变一样了。
　　头发好像是个人独特性的一部分，一旦失去头发，个性就消除了。有人跟我说，监狱裡再厉害的老大，一剃掉头发，就少了威势。头发好像有一种魔力，像是符咒一样的东西，影响人类的行為。
　　我在这篇小说裡用了超现实的处理；在月圆的晚上，一阵风吹来，领袖缓缓拉下那一头异常美丽的头发，竟是一顶假发‥‥从来没有人发现。
　　其实克鲁泡特金是一个秃头，他在瑞士写《一个反叛者的话》时，拍下一张照片，当时他已经没有头发了。这让我想到把头发的意象和革命者的孤独结自在一起，於是写下〈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
　　革命者的自觉
　　我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裡的一段是关於夜晚的广场，这个场景是
　　我在参加野百合学运时，坐在夜晚的中正纪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昼的激情过后，到了夜晚，广场上年轻革命者的叫嚣都沉睡了，我看到广场上一个一个的睡袋，一张一张稚嫩的脸，有的睡袋裡是男女朋友相拥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种省思，并且感觉到自己与这些年轻生命的关联。如果说我爱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刻。
　　做為一名女子，如果对所爱恋的男子的意见不断猜测，相信是坚决的要那其主义者的他所鄙视与反对的吧。
　　有一次叶子问起他有关女子头发长短的问题时，他有些不屑地回答说：「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会以男子的悦乐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
　　他说完之后，似乎也自觉到对问话者不屑的表情。长久以来和平的安那其主义的内在训练使他立刻对自己的行為有了反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有些抱歉地抚爱起叶子的一头长发，安静地说：「叶子，有关头发的问题，并不是安那其主义的重点。」
　　叶子同时感觉着党人的与男子的爱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分时间，她仍然无法调整好那来自肉体的悸动的贪恋与头脑思想中理性信仰的关系。
　　但是，结果她还是把一头长发剪短了。
　　她这样想：头发既不是為了取悦男子而存在，过去存留长发的许多近於梦幻的联想其实可以一併剪除。头发的确如领袖所言是最接近人类思考部位的產物，也因此沾带了最多与思想有关的意识型态的辩证在内。
　　叶子对着镜子，把一片及腰的长发拉成一綹，吸了一口气，决绝地一刀剪断了。叶子剪完头发，看着镜子裡的自己，有
　　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彷彿被剪去的不是头发，而是她属於过去没有觉悟的女性的种种。
　　「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动刀动枪，而是革除掉脑中腐败、霸道、堕落的部分。」
　　党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
　　叶子因此觉得从女性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感觉着安那其不仅要解除人类在歷史伽锁中有开「家庭」、「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腐败堕落的观念，也同时连带地要将歷史加诸於性别上的差异与主从性质也一併解放了。
　　写这一篇小说时，我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想很多读者对这一个领域相当陌生，原因之一是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思想是被垄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在戒严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师陈映真先生，因為翻译了一篇马克思理论的小序言，印给他的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缺乏思想思辨的习惯。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谈到一个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可能叁十出头岁就变成政府重要的官员，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有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下子从受压迫者变成执政者，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孤独感。
　　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有一个待别的感触：一个社会裡的失败者角
　　色，其意义与重要性為何？司马迁的项羽、司马迁的荆軻，留在歷史上，使失败者知道他就是该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使他能发言去对抗成功者，才有所谓的思辨。
　　对於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腐败的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与检讨。所以在小说中，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為爱上领袖的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丝边的袜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為「小资產阶级」的小可爱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认识自己而產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对梁啟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裡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餵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谭嗣同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革命者最高的典范吧！其性格延续到了共產党成立时另一个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湾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号人物，他的书《饿乡纪程》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到。瞿秋白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时，儘管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还是进了同文馆开始学俄文，然后坐火车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国。《饿乡纪程》就是记录这一段过程，描述与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车上打麻将，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涂时，他却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们看到一个学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却是最早翻译共產党宣言，把共產党最重要的一首歌〈国际歌〉翻译為中文（原来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歌曲，后来译成各种语言為全世界共產党党员所传唱）。瞿秋白回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共產党的领袖；但他终将成為《史记》裡的失败者。在他成為领袖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领袖，他是爱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闹出了一些「传闻」，听说他和沉从文、丁玲、胡也频等人在一起时，共產到连婚姻爱情都共產。
　　八一年我在美国见到丁玲，曾经亲口问他这件事，她矢口否认。不论传闻真假，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
　　胡也频后来被国民党枪杀，丁玲被安排化装成一名农妇连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期，瞿秋白因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餘的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產党，在大陆他则被当作共產党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写了《多餘的话》。在《多餘的话》裡，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為共產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拋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多餘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记》裡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枪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面对着枪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產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成功了，但就像《史记》裡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皮括
　　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遇到这个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皮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裡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癮－－我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闻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远不会存在於权力之中，永远是在一个边缘、弱势的对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样的人物。廖添丁也没有做过什麼事，不过是劫富济贫，可是民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可爱，因為他用了一种顽皮的方法去对抗统治者这座巨大的机器。
　　巨大政治机器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可是谁会是下一个廖添丁？或者，大家以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吗？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政治中，那个克鲁泡特金自称的「反叛者」角色，还在不在？
　　反叛者不会是政党裡、家庭裡、学校裡、社会裡那个「听话的人」，而是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
　　社会认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為「你」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同时，反叛者也不应该是被当政者所讚扬，或者说「收买」、「收编」的。《水滸传》裡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因為各种遭遇而了解到自己与政权之间绝对对立的关系最后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说最后作者留下一个很有趣的谜：到底宋江有没有接受招安？
　　有人认為宋江接受招安，成為政府的正规军，也有人认為他继续在梁山上替天行道；这两种结局使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际。
　　安那其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内心裡那个反叛者的角色，永远不被收买，永远不被收编。
　　难道学运到此為止？
　　学运曇花一现，但是社会裡性别的问题、阶级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都还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觉醒，為什麼不再有学运了？难道学运到此為止？下一个觉悟的学生会是谁？
　　如果我要动笔写一本现代《史记》，我将要记录谁？是荆軻，荆軻在哪裡？是项羽，项羽在哪裡？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裡？我该如何书写这些决绝者在革命时刻的孤独感？
　　「革命」这个字义长期以来与「政治」划上等号，但我相信它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反叛者」，是对自我生活保持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进而背叛，并维持背叛於一个绝对的高度。
　　所有的政权，不论是如何起家，最终都会害怕革命。可是厉害的政权甚至连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没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泽东，他可以把革命变成一部戏：戴上红臂章（不要小看这个象徵性的动作，代表了毛泽东也是红卫兵的一员）支持坐在天安门前的学生，并且说了一句全世界执政者都不敢说的话：「造反有理」，因為他这麼一讲，没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对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除了他。这是极高明的招数，只能等歷史去算这一笔帐。
　　革命会被篡夺，革命会被偽装，革命会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对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验：要在什麼样的环境裡去保有革命的薪火相传，才能把孤独心念传递？
　　我真的觉得革命并不理性，是一种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诗人，他们用血泪写诗，他们用生命写诗，他们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语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华贵的形式。
　　而对台湾的学运，我总有一种矛盾的情绪，既高兴它很快的成功了，又难过学运成功得太快，人性裡最高贵的情操不足歷练，人性的丰富性也来不及被提高，是一种悵然若失的感觉吧！
　　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国会议堂中发言，我就会
　　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光釆，想起他们谈起理想时热泪盈眶的表情‥‥我只能说，是不是有一个生命在他们心裡消失了？在短短几年之中，他们忘了自己曾经相信过的那个巨大的梦。
　　我相信，现实的政治其实是梦想的终结者，如果现实的政治能保有一点点梦想，将是非常非常可贵。
　　至於书写者？
　　当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写楚汉相争时，已是在事件发生七十年之后，这本禁书在知识分子间流传，让知识分子们有所警惕，知道自己的操守是会如此被记录的，我相信，这便是文学书写者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