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它在罗马尼亚被两种人占有着。一类是村里的施瓦本波尔卡男人和道德专家，另一类是政府的机关干部。村庄故乡是德意志狂的，国家故乡属于无主见和盲目恐惧。两种故乡概念都是偏狭的、惧外（国人）的和傲慢的，四处嗅着背叛的气息。二者都需要敌人，做出的判断笼统、敌意、最终有效，即便错了也不屑于更改。我第一本书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我，会朝我脸上吐唾沫，从此我不敢再回村子了；给我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我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或马车，他们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惩罚她，只为她有个可耻的女儿。母亲和女儿，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同样的孤独。母亲进城来找我，她不想对我抱怨，但我从她的眼泪中听出了明明白白的谴责：“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是不用回村了，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政府把我带走审问时，村里的警察把母亲在办公室整整关了一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和政府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我做的事从不对他们说，他们也不问，本希望不要把家人牵扯进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明白这些。但在村子和政府的株连政策下，他们也被牵连进来。我欠家人很多，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如果说这就是我的故乡，那只是因为我会说这个地方的语言。然而，正因为我会他们的语言，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共同语言。在最短的一句话里，我们要说的内容已经大相径庭。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乔治·塞姆朗（JorgeSemprun）的一句话上，这句话出自他的《弗德里克·桑切斯（FedericoSanchez）的告别》。塞姆朗曾被关在集中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移民到这块陌生的国土，塞姆朗说：“并非语言即家园，家园是被说出者。”这说明他了解人们内心需要与表达的内容有最起码的认同，以便归属它们。在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的母语之所承载与他的生命格格不入，这时的西语怎能成为他的故乡？塞姆朗的“家园即被说出者”在思考，而不是在卖弄有关故乡生存的最悲惨细节。有多少人依然会因为一句话锒铛入狱，又有多少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错了，词语也会失落。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右派还是左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我的第一本书描写我在巴纳特施瓦本地区一个小村庄的童年生活，罗马尼亚出版社审查的词语之一竟是箱子。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箱子也成了敏感词汇。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被置于监督之下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侮辱一样充满敌意，所谓故乡也就更无从谈起。
　　罗马尼亚语中，上腭被称作“嘴的天空”（crulgurii），但发音并不显出庄重。罗语的表达总是常出常新，出人意料，施展着它们长长的诅咒。相形之下，德语的严谨则中规中矩，纽扣紧锁。我常想，“上腭是嘴的天空”的地方，空间应该很大，诅咒在这里成为痛苦无法估量的、充满恶毒诗意的长篇独白。我曾经对罗马尼亚友人说过，一个成功的罗语诅咒是上腭的一小次革命。独裁统治下的人们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为诅咒已经平息了他们的怒气。

　　在流利而准确地掌握了罗语之后很久，我依然需要竖起耳朵，倾听它向我描绘的大胆画面，结果还是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都有蟑螂。蟑螂在罗语中叫做“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子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讳，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给它冠名“体操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达方式无法禁绝。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这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自然独具魅力。但也有例外情况：我曾在一所轻工业部门下属的中学短期任课，一位老师把他的学生都叫做“??机组”，比如波佩斯库机组，等等等等。另外的例子：某机械厂有三个部门分散在不同城区，信差的任务就是在各部门之间传递文件。有个信使是侏儒，个头还不到门玻璃，敲门时屋里人看不见，于是得了个“不—在—这儿—先生”的绰号。再有吉卜赛人的例子，他们脱离了黏土房的苦难生活，到工厂做火夫或是钳工，被戏称为“穿绸衫的吉卜赛人”。
　　在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之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xdx潮，只有不留情面才会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情变成笑话，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然而，许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把歧视他人当消遣。我观察过工厂的一些同事，他们可以几个小时不停地讲笑话，谈笑风生的同时，居高临下俯视着周围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噱头中隐藏的傲慢成为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习惯。讲笑话的人像得了职业病，得意之中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很多笑话的主题是颠覆罪恶的国家权力的，同时又是种族主义的。我当时真应该帮他们统计一下，在颠覆性笑话中，有多少具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及顺口溜的调子也非常便于记忆，词与词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很容易在坊间口口相传。在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语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横穿房间落到床上。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都张贴着一张女人脖子的海报，脖子上有两个枪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这是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另外一张海报上，一只高跟鞋踩在一只男人的手上。这让我不得不说两句了。踩在一只手上的鞋有什么美可言？这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因此构成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与死亡的荒唐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广告只会贬低自己的产品。我绝不会去买讲述着践踏一只手的故事的优雅的鞋。被践踏的手无法与鞋再分开，甚至比鞋还大，不断折磨着我的记忆。鞋的颜色和接缝都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广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样子。记忆的选择并不奇怪，它非此不可：在残酷面前美不再坚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变得猥亵。正如外表漂亮者羞辱他人，美丽的风景之上遍布着人类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头皮鞋，即便美丽的鞋啪嗒啪嗒让我忍不住回头。这则鞋的广告总让我想起过去，在独裁统治下，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何被折磨，被践踏。在我的想象中，广告上这只优雅的蜥蜴头皮鞋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永远不想去拥有它，也绝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不能保证这只鞋，在我不经意间，不再重复它践踏一只手的习惯。

　　构思该广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会使人疼痛、会致人伤残。载满这样故事的一只鞋，不会使美更精致，而是借暴力对美的一种瓦解。广告原本应提升产品的声誉，但这则广告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等公交车，推着婴儿车经过，或提着购物袋走过时，广告牌静止的样子成了眼睛每天不变的节目，盘踞在脑中挥之不去。人们心目中致使他人痛苦的底线一天天降低，国民对暴力的认知标准也随之降低。广告牌执著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要问鞋厂和广告商：你们能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们要走向哪里？你们的蜥蜴头皮鞋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每天都暗下决心不去理会这则广告，却总是忍不住要去看它，它颇具反讽意味地在我身上作用着。我如此喜欢的蜥蜴头皮鞋，被这则广告名誉扫地，商家大概也不再指望我成为他们的客户了。我担心广告商并不是一无所知，而只是太现实：反正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坏的一面，他们不会反感，还有可能成为客户。至于少数几个较真儿的，放弃了也不可惜。
　　父亲出门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然后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干净。被口水吐过的鞋锃光瓦亮。人们习惯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刺扎过的地方，在烧伤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盖上吐唾沫，用唾沫擦袜子和大衣上的污点，和粘在皮肤上的脏东西。我小时候常想，口水真是万能的好东西，而且沾在皮肤上夏凉冬热。后来，读到有关党卫队和国防军（1935—1945）的描写，提到他们纪律如何严明，靴子必须保持光亮时，我想，父亲往鞋上吐口水的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正是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让人看出他身体里的那个党卫军士兵。我的几个大学前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兵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颓败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同样热衷于这种擦鞋方式。没有子弹可供训练，子弹太贵了。擦鞋没有鞋油，但有口水。训练射击的时间越少，练习擦鞋的时间就越多。一个中提琴手朋友奉命为他的上级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满了泡，之后的几个星期都拉不了琴。

　　最近，我读到些有关士兵和口水的另外的故事，是彼得·纳达斯（PeterNadas）描写的1968年匈牙利部队和华沙公约国武装入侵捷克的情景。布拉格春天被镇压，“匈牙利军车在前往布拉格途中，挡风玻璃被大量口水糊住，雨刮失灵了。匈牙利士兵在挡风玻璃后面颤抖着、哭泣着??”这里，口水成为平民对抗军队的一种武器。
　　在村里，如果孩子长得和父母特别相像，大家会习惯说：这孩子像是从父亲（或母亲）脸上吐出来的一样。我出生的小地方，和口水一定有一种奇怪的天然关系，原本贬义的词在我们这里成了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不过，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时也会这么说：他简直坏得像唾沫：一句最简短却是最恶毒的骂人话。吐口水和说话大有关系。纳达斯的例子说明，在词语不足以表达对他人的蔑视时，口水是更加有力的武器。朝某人吐口水比骂人更厉害，那是一种激烈的身体冲突。罗马尼亚语和大多数其他拉丁语种一样，听上去灵巧而柔软。一个词可以在韵律中轻快地飞进另一个词，任何一种情况都有适合它的韵律、格言和固定用法。流畅的话语在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中穿过每一个日子。与听笑话一样，我们总要多听一遍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吉卜赛人从远处看是人”，还有，当春天来临，白昼一天天长起来时，他们说“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出一只鸡脚来”，反之，到了秋天，就是“白昼一天比一天短了一只鸡脚”。语言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它在耳朵无花果（德语：耳光）和天鹅绒爪子（德语：柔软的小爪子）之间荡来荡去。
　　德国南部的一个熟人曾向我提起他的一段童年往事。战后，小孩子们在除夕夜流行玩一种长捻儿爆竹，叫犹太屁（Judenfuerze），但他一直听成是柔道屁（Judofuerze），他以为这种爆竹和柔道运动有什么关系。十七岁之前他一直都这么认为。每次在商店购买或者央求大人时都叫它柔道屁，父母和卖炮的人从来也没有纠正过他。等了解了它真实名字的时候，他为自己在每个除夕夜燃放的爆竹感到羞耻。这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还在，但他一直无法启齿去质问她，为什么在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她还能随随便便叫出这种反犹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张不开口，他只是耸耸肩。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聆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是美的也许是丑的，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