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人急匆匆进来，通报：“德·某某公爵先生。”
　　“住嘴，您这个傻瓜，”公爵说，一边走了进来。他这句话说得那么好，那么威风凛凛，于连不由得想到，知道如何对仆人发脾气乃是这位大人物的全部本领。于连抬起眼睛，随即又垂下了。他猜出了新来的人的重要性，担心盯着他看是不谨慎的举动。
　　这位公爵五十岁年纪，穿戴如浪荡子，走起来一蹦一蹦地。他的脑袋狭长，鼻子很大，面呈钩状，向前突出。要比他的神情更高贵、更空洞，也难。他一到，会议就开始。
　　德·拉莫尔先生的声音猛地打断了于连对于相貌的观察。“我向诸位介绍索莱尔神甫先生，”侯爵说，“他的记忆力惊人，一个钟头之前我才跟他谈到他有幸担负的使命，为了证明他的记忆力，他背出了《每日新闻》的第一版。”
　　“啊！那位可怜的Ｎ……的国际新闻，”房主人说。他急忙拿起报纸，表情滑稽地看着于连，竭力显示自己很重要：“背吧，先生，”他说。
　　一片寂静，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于连；他背得滚瓜烂熟，背了二十行，“够了，”公爵说，那个目光如野猪样的小个子坐下了。他是主席，因为他刚落座，就指了指一张牌桌，示意于连把它搬到他身边。于连带着书写用具坐下了。他数了数，十二个人坐在绿台布周围。
　　“索莱尔先生，”公爵说，“您到旁边的屋子里去，一会儿有人叫您。”
　　房主人显得颇不安，“护窗板没有关上，”他稍稍压低声音对旁边的人说，又对于连愚蠢地喊道，“从窗口看也没有用。”于连想，“我至少是被卷进了一桩阴谋。幸好不是通向格莱沃广场的那种。如果有危险，我也应该去，为了侯爵就更应该去。如果我有机会弥补我那些疯狂之举将来会给他带来的烦恼，那该多好！”
　　他一边想着他那种种的疯狂和他的不幸，一边察看周围的环境，直看得牢记在心，永远不忘。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他根本没听见侯爵对仆人说街道的名字；侯爵乘了一辆封闭的马车，这在他是从未有过的。
　　于连这样想啊想，想了好久。于连所在的客厅，墙上张着红色天鹅绒帷幔，饰有很宽的金线。靠墙的小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象牙十字架，壁炉上摆着德。迈斯特先生的《论教皇》，切口涂金，装帧豪华。于连打开书，免得人家说他在听。隔壁房间里，说话的声音有时很高。终于，门开了，有人叫他。
　　“请你们记住，先生们，”主席说，“从现在起，我们是在德。某某公爵先生面前说话。这位先生，”他指了指于连，“是一位年轻的教士，忠于我们的神圣事业，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很容易地把我们的发言的每一句话复述出来。”
　　“请先生发言，”他说，指了指态度慈祥、穿着三、四件背心的那个人。于连觉得直呼背心先生更来得自然。他摊开纸，写了很多。
　　（这里作者原想放一页删节号，“那样未免不雅，”出版者说，“对一本如此浅薄的书来说，不雅就是死亡。”）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不出六个月，就会让它沉下去。在妙趣横生的想象中有了政治，就好比音乐会中放了一枪。声音不大，却很刺耳。它和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必然会惹恼一半读者，并使另一半读者生厌，他们已经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了更专门、更有力的政治了……“

　　“如果您的人物不谈政治，”出版者又说，“那他们就不是一八三０年的法国人了，您的书也就不像您要求的那样是一面镜子了于连的记录有二十六页，下面是一个大为减色的摘要，因为依例要删去可笑之处，太多了会显得讨厌或不大真实（参阅《法庭公报》）。
　　穿好几件背心、态度慈祥的那个人（可能是位主教）常微微一笑，于是他那包皮着晃晃当当的眼皮的眼睛就射出一种奇特的光，表情也比平时来得果断。这个人，人家让他第一个在公爵（“什么公爵呢？”于连心想。）面前发言，显然是要陈述各种观点，履行代理检察长的职责。于连觉得他游移不定，没有明确的结论，人们也常常这样指责那些法官们。讨论中，公爵甚至就此责备他。
　　一番道德和宽容哲学的说教之后，背心先生说：“高贵的英国，在一个伟大人物、不朽的皮特的领导下，为了阻止革命，已经花费了四百亿法郎。请会议允许我稍许直率地谈谈一种令人不偷快的意见，英国不大懂得，对付波拿巴这样的人，尤其是当人们只靠一大堆良好愿望来反对他的时候，惟有个人手段才具有决定性……”
　　“啊！又在赞美暗杀！”房主人不安地说。
　　“饶了我们吧，您那一套感伤的说教，”主席生气地喊道，那对野猪眼射出了一道凶光。“说下去，”他对背心先生说。主席的腮帮和额头气得发紫。
　　“高贵的英国，”报告人接下去说，“如今已被拖垮，每个英国人在付面包皮钱之前，必须先支付用来对付雅各宾党人的那四百亿法郎的利息。它不再有皮特……”，“它有威灵顿公爵，”一个军人说，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求求你们，静一静，先生们，”主席高声说道，“如果我们还争论不休的话，让索莱尔先生进来，就是多余的了。”
　　“我们知道先生有很多想法，”公爵恼了，一边说，一边望着插话者，从前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于连看出这句话影射一件极具侮辱性的个人隐私。大家都微微一笑，变节的将军看来要大发雷霆了。
　　“不再有皮特了，先生们，”报告人又说，一副泄了气的样子，就像一个对于说服听众已然完全不抱希望的人。“即便在英国出现一个新的皮特，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手段欺骗一个民族两次……”
　　“所以，常胜将军，波拿巴，今后不可能再在法国出现了，”插话的那个军人叫道。
　　这一次，主席和公爵都不敢发怒，尽管于连相信他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很想发怒，他们都垂下眼睛，公爵只是叹了口气，声音响得让大家都听得见。
　　报告人倒是生气了。
　　“有人急着要人赶快讲完，”他激动地说，把笑容可掬的礼貌和极有分寸的语言统统抛在一边，于连原来还以为那是他的性格表现呢。“有人急着要我赶快讲完，根本不考虑我作了多大努力不刺痛任何人的耳朵，不管有多么长。好吧，先生们，我讲得简短些。”

　　“我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对你们说：英国再无一个苏来为这种高尚的事业服务。就是皮特本人回来，用上他全部的天才，也不能欺骗英国的小业主了，因为他们知道，短短的滑铁卢战役就花了他们十亿法郎。既然有人要我把话说明白，”报告人越来越激动，“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帮自己吧。因为英国没有一基尼给你们，要是英国不出钱，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只能跟法国打一个或两战役，他们只有勇气，没有钱。”
　　“我们可以指望，用雅各宾主义聚集起来的年轻士兵在第一个战役、也许还有第二个战役被打败；但是第三个战役呢，即便我在你们有偏见的眼睛里是个革命者，我也要说，在第三个战役，你们面对的将是一七九四年的士兵，他们不再是一七九二年入伍的农民了。”
　　这时，三、四个人从不同方向同时打断他的话。
　　“先生，”主席对于连说，“到隔壁房间去把记录的开头部分誊清。”于连出去了，深感遗憾。报告人刚刚谈到的种种可能性，正是他平时深思的主题。
　　“他们害怕我嘲笑他们，”他想。再叫他进去时，德·拉莫尔先生在发言，那股严肃劲儿，对于了解他的于连来说，显得很滑稽：“……是的，先生们，尤其是关于这不幸的人民，我们可以说：是刻成神像，桌子还是脸盆？
　　我要把它刻成神像！寓言家高声说。先生们，这句如此高贵如此深刻的话似乎应该由你们说出来。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行动吧，如此则高贵的法国会再度出现，差不多就像我们的先人创建的那样，就像我们在路易十六逝世前看见的那样。
　　“英国，至少它那些高贵的爵爷，像我们一样憎恨可恶的雅各宾主义：没有英国的黄金，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只能打两三仗。这足以导致一次有效的军事占领，例如德。黎塞留先生一八一七年如此愚蠢地浪费掉的军事占领吗？我不相信。”
　　这时，有人打断他，但被所有人的“嘘”声压住了。插嘴的人又是前帝国将军，他想获得蓝绶带，在秘密记录的起草人当中冒尖儿。
　　“我不相信，”一阵混乱之后，德·拉莫尔先生又说。他强调那个“我”字，那股傲慢劲儿迷住了于连。“这才叫高明，”他心想，一面走笔如飞，几乎跟侯爵说的一样快。“德·拉莫尔先生一句妙语消灭了这个变节分子二十个战役。”
　　“一次新的军事占领，”侯爵字斟句酌地说，“我不单单依靠外国。在《环球报》上写煽动性文章的那些年轻人，可以向你们提供三四千名军官，其中可能就有一位克莱贝尔、一位奥什，一位儒尔丹，一位皮舍格吕，不过最后一位居心不良。”
　　“我们没有能给他荣誉，”主席说，“应该让他永垂不朽。”
　　“总之，法国应该有两个党，”德·拉莫尔侯爵又说，“不是徒有其名的两个党，而是立场鲜明、判然有别的两个党。让我们弄清楚应该打垮谁吧。一方是记者，选民，一句话，舆论；青年以及一切欣赏青年的人。当他们被空话的聒噪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呢，我们就有了花费预算这一切切实实的好处了。”
　　这时又有人插嘴。
　　“您，先生，”德·拉莫尔先生对插嘴的人说，那高傲，那自得，真叫人佩服，“您不花，如果您觉得这个词刺耳的话，而您是吞了列入国家预算的四万法郎，还有您从王室经费里得到的八万法郎。

　　“好吧，先生，既然您强迫我，我就斗胆以您为例。您的高贵的先人曾跟随圣路易参加十字军东征，为了这十二万法郎，您就应该至少组建一个团，一个连，我怎么说呢！半个连，哪怕是只有五十个人，只要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忠实于高尚的事业，置生死于不顾，然而您只有仆人，一旦发生暴乱，他们还让您害怕呢。
　　“王座，祭坛、贵族，明天都可能灭亡，先生们，只要你们不在每个省建立一支拥有五百个忠诚的人的力量；而我说的忠诚，不仅仅包皮括法国人的勇敢，还包皮括西班牙人的坚忍。
　　“这支队伍的一半要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侄子，总之要由真正的贵族子弟组成。他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都要有一个人，不是夸夸其谈的、一旦一八一五年重现就戴上三色帽徽的小资产者，而是一个像卡特利诺那样的单纯而坦率的好农民；我们的贵族子弟要教育他，可能的话，把他变成他的奶兄弟。让我们每个人都牺牲收入的五分之一在每个省都建立这样一支五百人的忠诚队伍吧。那时候你们就可以指望一次外国人的军事占领了。外国士兵如果没有把握能在每个省里找到五百名友好的士兵，是连第戎也不会到的。
　　“外国的君主们，只有当你们告诉他们有两万贵族子弟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打开法国的大门，才会听你们的。你们会说，这件事很难；然而先生们，我们的脑袋值这个价。在新闻自由和我们作为贵族的生存之间，是殊死的战争。去做工厂主、做农民吧，要不就拿起你们的枪。如果愿意，你们可以胆怯，但是不要愚蠢；睁开眼睛吧。
　　“组织起你们的队伍，我要用雅各宾党人的这句歌词对你们说；那时候就会有某个高贵的居斯塔夫－阿道尔夫，有感于王政原则的燃眉之急，冲向距家园三百里以外的地方，为你们做出居斯塔夫为新教诸亲王所做的事情。你们还想继续空谈而不行动吗？五十年后，欧洲将只有共和国总统而没有国王了。随着国王这两个字消失，僧侣和贵族也将消失。我只看见一些候选人讨好肮脏的民众。
　　“你们说，法国此刻没有一位人人信赖、熟悉、爱戴的将军，组织军队是为了王座和祭坛的利益，老兵都被清除了，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每个团里都有五十个打过仗的下级军官，这统统没有用。
　　“小资产阶级的二十万青年渴望着战争……”
　　“不要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实了，”一个表情庄重的人说，口吻颇自负，显然在教会里地位极高；因为德·拉莫尔先生没有生气，反而讨好地笑笑，这对于连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迹象。
　　“总而言之，不要再提起这些不愉快的事实了，先生们：一个人的腿患了坏疽要锯掉，就不能对外科医生说：”这条坏腿还很健康。‘让我借用这个说法吧，先生们，高贵的德·某某公爵就是我们的外科医生……“
　　“关键的话终于说出来了，”于连想：“今夜我要赶往的地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