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Kim Philhy)的大名。非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英美反苏联间谍行动的最高首脑竟然自己就是苏联间谍，天下恐怕没有比这更滑稽更讽刺的事了。菲尔比1963年经贝鲁特叛逃苏联，并在1965年获得苏联红旗勋章。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m War)，很快登上世界各国的畅销书榜。菲尔比事件也许是英美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了。
　　其实，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身边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CambridSe Five）。其中成员——五个剑桥大学时代的“铁哥们”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人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林（Donald Duan Maclean）和伯吉斯(Cuy Burlgessa)。
　　麦克林曾在英国情报五局（反间谍）和六局（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华盛顿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林之手传到了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提的是麦克林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修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马修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在实现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的同时，严重打击苏联经济的重建进程。《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而当时苏联受到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
　　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修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修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被迫”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修尔计划”的另一“妙处”就在于将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用于“赔偿”欧洲国际银行家在战争中的损失。“马修尔计划”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道威斯和杨计划的翻版。这笔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被“借给”了欧洲的银行家们，除了德国之外，其他人从来就没有偿还过这笔钱。其实，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战争的输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无非是由谁来付债还钱罢了。奇怪但并不意外的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的纳税人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买单者。
　　正是麦克林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修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麦克林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林与另一位“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
　　“二战”正酣时，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 Foreign Office)工作期间与另一位“剑桥五杰”安东尼·布朗特爵士(Sir Anthony Blunt) -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伯吉斯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他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就是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他曾在英国情报五局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朗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但是，“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这早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个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Raland Peiv）以大量的事实明确指出，维克多·罗斯柴尔德正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