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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了。他在全年级的排名跌出了三百名之外。家玉对此似乎早有所料。得知结果之后，只是摸了摸儿子的头，笑道：
　　“其实已经挺不错的了。全年级一千多号人，人人都在拼命。你能考到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听到她这么说，父子俩都有些讶异。两个人都认为家玉是在说反话。想象中歇斯底里的发作，没有立刻兑现。这也许预示着另一个可能：它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变本加厉。
　　戴思齐不可思议地考进了前五十。寒假刚一开始，就被学校选拔去北京，参加冬令营去了。儿子为此闷闷不乐。家玉将他搂在怀中，一反常态地宽慰他：
　　“所谓的冬令营，不过是排着队，打着小旗子，到清华、北大的校园转上一圈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这时候，北京的冬天天寒地冻。啃着干面包皮，顶着刀子一般的西北风，在朱自清散过步的臭水塘边转上一圈，有什么意思嘛！等到明年暑假，等荷花开的时候，妈妈带你去好好玩一次，怎么样？”
　　奇怪的是，妻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伤情。眼泪像散了线的珠子似的，扑扑簌簌地落下来，最后竟至于泣不成声。儿子不明白母亲为何要哭。也许是被她的眼泪震住了，也跟着她掉泪。
　　端午知道家玉是一个要强的人。儿子这一次考砸了，她的心情之糟，是可以想见的。若若对她处处赔着小心，不失为谨慎之举。“戴思齐的老娘”总是隔三岔五地打来电话，向家玉报告女儿在北京的行踪。她提到，戴思齐在清华园一个名叫“照澜院”的地方，遇见了杨振宁夫妇，还跟他们拍了一张照。变相的炫耀，弄得家玉很快就失去了理智，话里有话地对胡依薇挖苦道：“那你们还不赶紧见贤思齐？”
　　她甚至开始无端地憎恶起一贯崇拜的杨振宁来。连端午都觉得有点过分。
　　端午所不知道的是，家玉近来的情绪失控，其实另有原因。
　　若若的班主任姜老师给家玉打来了电话。儿子作为她所带的班级中“退步最快的学生”，被责令“悔过反省”。姜老师认为，孩子的成绩下滑，主要责任其实还在家长。她要求家玉也要为此深刻反省，写出检查，在两天后的家长会上和儿子的检查一并上交。
　　这一次，家玉一反常态，对着话筒，恼怒地向平常畏之如虎的班主任吼道：
　　“你说什么？让我写检查？你他妈的让我写检查？再说一遍，你算老几？啊？你妈的奖金被扣，跟我们孩子有什么关系……”她在电话中骂了好几分钟，全然不顾对方早就把电话挂断了。一气之下，家玉索性连家长会都没去参加。早已准备好送给主科老师的红包皮，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凭空省下了六千元钱，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儿子对母亲的隐而不发不太适应，总有一种灾难降临的预感。他打算洗心革面。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为自己重新制定了详细的“赶超计划”，并将它贴在墙上，每天对照执行。他甚至主动要求母亲给他安排寒假的补习班；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是抱着“新概念”进入梦乡的；母亲叫他起来洗脚，他仍然睡眼惺忪地背着郦道元的《水经注》。家玉反倒担心起他的身体来。

　　她不断催促他，约小朋友出去踢球，去公园溜冰，可若若置之不理。母子俩唯一的娱乐，就是在单元楼前的石榴树林边踢会儿毽子。可就这么一会儿，若若也认为纯属浪费时间。
　　家玉每天去事务所上班的时间要比端午早一点。往常，她在准备早餐时，并不把端午计算在内。她只煮两个鸡蛋。她和儿子，一人一个。端午起床后面对着餐桌，总是一堆残渣，几只空碗。多年来的夫妻生活，让端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妻子为何不顺手多煮一个鸡蛋？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始料未及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蒸锅总是热的。里边不仅有鸡蛋、包皮子或玉米，还常常有他喜爱的粽子。下班回家，家玉怀里不时抱着一束鲜花。有时是黄玫瑰，有时则是鸢尾和紫罗兰。他们把饭后至临睡前的时间全部用来喝茶聊天。家玉也会把手上的案子说给他听。不是公公给儿媳妇灌农药，就是副总雇凶杀老总。端午听了她的故事不免肝火上升，义愤填膺。家玉却反过来安慰他：
　　“你老婆是律师，平时接触的总是社会的阴暗面。听多了，就会觉得满世界都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其实这个世界本质上从来没有变。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家玉忽然心血来潮问端午，想不想去看电影。他们叫醒了刚刚熟睡的儿子，开车去了位于市中心的嘉禾影城。她甚至不再阻止儿子吃垃圾食品——“会让人骨头发酥的”可口可乐，“含有地沟油的”炸薯条，“用工业糖精烘出来，且含有荧光增白剂的”爆米花。
　　他们看完了《纳萨尔传奇》，又去看《花木兰》。
　　等他们回到家中，天就差不多亮了。
　　周末的一天，端午从淘宝网上找到了一对美国生产的TRANSPARENT信号线。这对线材他渴慕已久。原价超过两万，可家在仪征的一名转让者只要八千元。光是看着它那蝮蛇般迷人的图片，就让端午心动不已。家玉凑过来看了看，竟然也赞不绝口。另外，她也很喜欢这对线的名字——天仙配。
　　“奇怪，‘天仙配’这么俗的名字，用来命名一根线，却有了一些说不清的神秘感。”
　　端午想了半天，也没能想明白，这个名字到底神秘在哪里。
　　一连好几天，端午都在为要不要订下这对信号线而犹豫不决。可是到了星期一的中午，“顺丰”快递公司把这对线直接送到了他单位的办公室。家玉很快就发来了一条手机短信，只有三个字：喜欢吗。
　　在那一刻，端午心中被搅得风生水起的，竟然是初恋般波涛汹涌的幸福感。
　　晚上，端午和家玉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音乐。换上了新买的“天仙配”，声音果然不一样了。小提琴的音色纤柔而飘逸，有着绸缎般的冷艳。还是令家玉着迷的鲍罗丁。还是第二弦乐小夜曲的第三乐章。这一次，家玉完全没什么感觉：
　　“这是谁的作品？太吵了！能不能换个柔和点的？”
　　“这已经是最柔和的了。”端午向她解释道，“你不是号称最喜欢鲍罗丁的吗？”

　　不过他还是很快换了一个曲目。莫扎特的《竖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家玉只听了一小会儿，就说有点困，愁容满面地向他笑了笑，离开了。
　　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音乐上。
　　发生在家玉身上的一系列奇怪变化，让端午迷惑不解，但却让他很受用。他们结婚将近二十年了，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婚姻生活的平静与甜美。仿佛总是疑心自己不配有这样的好运气，端午也本能地觉察到，这种甜美的寂静中，似乎也夹杂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
　　家玉近来的反常举动还包皮括：
　　1.她专门去过一次乡下，探望她的父亲。以前，她与父亲很少来往。端午有时提到自己很少谋面的岳父，家玉总是不耐烦地打断他：“我没有父亲，他早死了。”婚后，端午只见过他三次。他每次到鹤浦来，无非是向她要钱。
　　2.妻子因常常睡过头，误了上班时间。类似的事在过去从未发生。而且，一旦误了钟点，就干脆不去上班。
　　3.她开始抽烟。有时很凶。
　　4.她把那辆本田牌小轿车，转让给了单位的一个同事——那个刚刚从政法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公司的律助。
　　而卖掉汽车，据说是为了环保。
　　端午还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疑惑拼合成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谜底就自动向他呈现。小年夜这天晚上，在确认儿子已经熟睡之后，家玉走进了他的书房，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他的书桌上。她什么话都没说，轻轻地替他带上门，出去了。
　　那是一份简单的离婚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庞家玉只主张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唐宁湾的房子归她。虽说事先并无离婚的任何征兆，但端午很清楚，这不是在开玩笑。
　　他拿起这份协议去卧室找她，家玉正坐在床上看电视。
　　端午只问了她一句话：
　　“是不是，有人了？”
　　家玉的回答也只有一个字：
　　“是。”
　　同时，她肯定地点了点头，作为强调。
　　在卧室里，端午傻傻地愣了半天。他忽然想起了那个盛满精液的避孕套。眼前浮现出一个谢了顶的男人的模糊身影——他们从电梯里出来，老头直接去吻她的嘴。似乎再也没有另外的话可以说，端午便道：
　　“我出去转转。”
　　可他下楼之后，在小区里瞎转了一圈，很快又回来了。脸色变得很难看。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能不能先别告诉我母亲？离婚的事，等过完春节再说。行不行？”
　　家玉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说，她也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上午，端午带着家玉和孩子，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往梅城陪老人过年。小魏昨天就已返回了安徽老家。母亲还是置办了一大堆年货。熏了香肠。腌了腊肉。压了素鸡。做了一坛家玉最爱吃的酒酿。
　　她正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衣服穿得邋里邋遢，佝偻着背，连转个身都要费半天的劲。家玉一进屋，就把厕所边泡着的一盆脏衣服洗了。随后，她又一声不吭地拿起拖把和铅桶，进屋拖地去了。母亲似乎也有点意外。她冲儿子努努嘴，笑道：
　　“媳妇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勤快？”
　　她撩起围裙，从里边的口袋里摸出一大把碎钱来，递给端午：“你倒是奓着手！你是做了官来的？你到楼下去买些炮仗回来，晚上让小东西放着玩。今年的年头不好，老遇上狗屁倒灶的事情。晚上我也跟你们出去放两个炮仗，去一去晦气！”

　　“刚才在来的路上，已经买了。”端午说。
　　“那你也别闲着！叫上小东西，你们父子俩帮我把春联贴一贴！”
　　小东西正趴在奶奶床上看电视。他母亲搂着他，不知跟他说了句什么话，两个人都大笑不止。
　　家玉把地拖完了，又把卫生间里的浴缸刷了一遍。回到客厅里，她挨着母亲坐下，帮她择荠菜。
　　“你歇歇。忙了这半天，喝口水。”母亲忙道，“这人老了就是不顶用。挖了这一篮子荠菜，腰就痛得直不起来了。”
　　家玉问她哪里疼，帮她轻轻地捶了捶，又嘱咐她道：“这么大年纪，不要出门挖菜。从集市上买也是一样的。”
　　她看见母亲的一缕银发挂在额头上，就帮她捋了捋，又道：“要不要，我帮你把头洗一洗？”
　　“你是闻出我头发里的馊味了吧？”
　　“是有点油。”家玉笑了笑。
　　“那就干脆帮我洗个澡吧。”
　　家玉听母亲这么说，就嘱咐端午将卧室里的红外线取暖器移到卫生间，自己赶紧起身进厨房烧水去了。
　　端午歪在床上，和儿子看了会儿电视，不觉中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他听见小区的居民楼中，家家户户都传来了在砧板上剁肉的声音。楼下的什么地方，已经可以听到零星的鞭炮声。
　　婆媳两人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家玉还曾到卧室来过一次，她腰上围着红色的布裙，袖子挽得很高，手里托着一盆刚刚洗净的冬枣，靠在门框上，问他要不要吃。
　　端午翻了个身，又接着睡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第一次往家玉的碗里夹菜。老人家一口气喝了六七杯“封缸酒”，微微有了些醉意。渐渐地，就开始说起疯话来。她五岁上死了爹，十三岁被卖到江南当童养媳。她提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那个失足坠崖的木匠。说起元庆的姐姐，那个刚出世就夭折了的女儿。
　　端午担心她一旦向人道起苦情，就会没完没了，赶紧找话来打岔。母亲被端午七拐八绕地这么一搅，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她看了看家玉，又看着端午。
　　家玉不做声，只是笑。
　　母亲忽然叹了口气，对家玉道：“干脆，你也别做我儿媳妇了，做我闺女好不好？”
　　“好啊。”家玉嘴里答应着，脸上却是灰灰的。
　　若若早已吃完了饭，一个人趴在窗口看了半天，就嚷嚷着要下楼放鞭炮。端午正准备起身，就听见家玉对母亲道：
　　“我恐怕得跟端午离婚了。”
　　端午惊得目瞪口呆。母亲似乎也愣在那里，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呢？”老太太问道。窗外的焰火忽明忽暗，衬着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绿。
　　“哪有女儿作兴嫁给儿子的道理？”家玉笑道。
　　母亲回过神来，就把手里的筷子掉了个头，在她手背上轻轻地敲了一下：“你这个死丫头。大过年的，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