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既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请你们耐心地收集一下那些为着自己也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材料吧。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你们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亲人，像自己那样亲切。
　　整整一代的英雄惨遭屠杀。爱他们吧，哪怕热爱其中的一个，就像热爱亲生儿女一样地爱他吧，因为他是一个为着未来而生活过的伟大的人而骄傲吧。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但也需要看看这些活木偶是多么卑鄙可怜，看看他们是多么残暴和可笑，因为这些都是将来有用的材料。
　　我下面所要讲的，仅仅是些原始材料，是见证人的供词。
　　这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能有宽广的眼界的。然而这些片断却具有真实情况的本质特点：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
　　叶林涅克夫妇
　　约瑟夫和玛丽亚。丈夫是电车工人，妻子是女仆。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的住宅。朴素大方、光滑而时新的家具，小书架，小塑像，墙上挂着一些像片，房间非常洁净，洁净得难以置信。你也许会说，女主人把整个心灵放在这间屋子里了，对外界一无所知。那才不是呢。她很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正义的理想。夫妇俩都忠实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占领时期，面对艰巨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退却过。
　　三年以后，盖世太保闯进了他们的住宅。他们俩并肩站着，举起了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蒂娜送到波兰去“做工”。送去服苦役，送到那伤寒病的死亡区去。也许她还能活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我的案子据说已经移交法院了。这就是说，我在庞克拉茨监狱还有一个月的拘留期，以后再有不长的时间就完结了。我这个报告看来是写不完了。这些日子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继续写下去。不过今天是不行了。今天我的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诚挚热情，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每天晚上我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绿草，歌唱那光荣的游击战争，歌唱那为自由而同男子并肩作战的哥萨克姑娘，歌唱她那刚毅的英雄气概，歌唱她怎样在一次战斗中“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就是我的战友。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埃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只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
　　多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帮助。多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过无数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的事了。她在我们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您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
　　“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是我的最后请求。
　　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啊，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啊，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他们不允许我们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节》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
　　这真是无稽之谈。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诗》、《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的壮丽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了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报纸，或许能写出许多诗集来，但却不能写出一本像他现在创作的超越本世纪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也许有人能够完成我对沙宾纳的论述。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来保障我的父母度过美好的晚年，以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平凡而高贵的品质。当然我的全部劳动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不在他们身边而感到忧郁。“劳动者死了，但劳动果实却长存。”
　　在围绕着他们的温暖和光明中，我将永远在他们身旁。
　　我请求妹妹莉芭和维尔卡，用自己的歌声来帮助父母忘却我们家中的损失。她俩从家里来佩切克宫探望我们时已经流了不少眼泪，但欢乐却活在她们心中，为了这个我爱她们，为了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她们是欢乐的传播者——愿她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吧。
　　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再重复一遍：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经结束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就结束了。一切进行得比我预料的更快。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丽达·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卖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便宜”。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严厉而冷酷，单是那副样子就叫人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觉到有点生活，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甚至有热情，一边是战士的热情，另一边是猎人的、掠夺者的，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热情。
　　另一边的这种热情中甚至还有人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侦查员那里，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处的那个大卐字章表明了他内心并没有信仰。它不过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想苟且偷安地度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没有血，只有一种稀薄的液体。
　　他们写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国、准备武装暴动……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就在这里为同志们和我自己的生命斗争。
　　我斗争得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中。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承认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有斧头。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大约再有两三个星期起诉书就可编造出来，然后启程到帝国去等候审问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这么一来，我还有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生命。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在监狱里我很难判断这个。
　　而监狱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情况还是一样。
　　这就是希望和战争在赛跑。死和死在竞赛。是谁的死来得快：是法西斯的死还是我的死？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吗？不是的，几十万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点。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用恐怖统治着整个世界，致命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能够说：“我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在说这话之前，几十万人——而且是些怎样的人埃——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剩下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显得特别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这该是多么懊丧的事埃但总得有人当这最后的一个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就是我的话，我情愿马上就去赴死。
　　我在庞克拉茨监狱里逗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已经不允许我把这个报告写成我希望的那样。我必须写得更简短些。这个报告与其说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毋宁说是对一些人的见证。我想这点是更为重要的。
　　我从叶林涅克这对夫妇开始写我的人物——这是两个普通人，平时谁也看不出他们是英雄。在被捕的那会儿，他们俩并肩站着，他面色苍白，她的双颊带有肺结核患者的红晕。
　　当她看到盖世太保在五分钟内就把那陈设整齐的房间弄得个乱七八糟的时候，她的眼睛显得有些惊恐。随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来问自己的丈夫：“佩巴，现在怎么办？”
　　向来寡言少语、词不达意、一说话就激动不安的约瑟夫，这时却平静而毫不紧张地答道：“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摇晃，只用一种美丽的姿态把手放了下来，就在枪口对准他们的情况下，把手递给了他。为此，她同她丈夫的脸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脸，惊奇地看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带着几分幽默的口气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音逐渐强硬起来。“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蛮人。”
　　她说得很对。几个钟头之后，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带出了“审讯官”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不仅这一次，后来也永远没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受审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什么也没说。他们等待着我。后来佩巴还有很多次被他们捆绑起来，打了又打，但他没有吭一声，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至少跟他递个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说，或者应该怎么说，以便搅乱他们的审问时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玛丽亚素来是一个富于感情、爱哭的女人。但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整个期间，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她眼里含有泪水。她很爱自己的家，但当狱外同志为了安慰她，让人转告她说，他们知道谁偷走了她家的家具，并且正在密切监视盗窃者的时候，她却回答说：“家具随它去吧。请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费心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办。现在他们必须代替我们工作。首先应当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自己会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们把这对夫妇分头押走了。我打听过他们俩的下落，但只是徒劳。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们无影无踪地死去，却在千百座墓地里播下了种子。唉，这可怕的播种，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这里牺牲了。”·维苏希尔夫妇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俩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个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一个丈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待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俩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好心肠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时，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但他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出卖，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四○○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座位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疑问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十股都不会说出来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两天时间，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埃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埃她做梦也在想怎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外联络员之一。
　　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可怕的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
　　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发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怜的人埃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他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我将要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又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丽达
　　我头一次到巴克萨家里去是在一个晚上。家里只有约什卡和一个目光伶俐的女孩子，大家都叫她丽达。她可以说还是个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视着我的大胡子，显然她很满意，因为屋子里增添了一位能同她闲谈一会儿的有趣的生客。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来已经十九岁了，是约什卡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姓普拉哈，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姓的特征，她常在业余剧团演戏，非常喜欢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赖的人，根据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梦想都告诉了我，并且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把我当作她同姐姐、姐夫吵嘴时评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许多少女一样是性急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样是被娇惯了的。
　　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向她上课。这是一门课程，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米列克。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他发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米列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是由于米列克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来，用轻得使你能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从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有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果需要有人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种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馆里用钱在桌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弯弯曲曲地在桌椅之间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帐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
　　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埃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你们每杀死一个捷克共|产|党员，也就是毁灭德国民族未来希望的一部分，”我不只一次对博姆说。“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德国民族的未来。”
　　他摆了摆手。
　　“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也救不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你瞧，这最后三颗子弹，我将为自己保留着。”
　　……这不仅是对这个木偶的刻画，而且也是在刻画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了。
　　吊裤带插曲
　　对面牢房的门旁挂着一副吊裤带。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裤带。我素来就不喜欢用这种东西。可是现在，每当有人打开我们牢房门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们把你抓来关进牢房，也许很快就把你处死，但他们首先得把你的领带、皮带或吊裤带之类的东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实用床单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这些寻死的危险工具一直搁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直到盖世太保中的惩罚女神决定了把你押解到到处去做苦工、去集中营或赴刑场的时候。这时他们就把你叫去，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东西发还给你。但不许带进牢房里去，只能挂在门的旁边或者门前的栏杆上，一直挂到你离开为止。因此它就成了这个牢房的一个居住者即将被迫旅行的明显标记。
　　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友，将跟她坐同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这副吊裤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难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们接近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怪埃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天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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