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抗拒与压抑
　　我们对于神经病要更有所了解，则所需要的材料也更多；有两种观察是随手可得的。它们都很特别，开头还很令人惊异。我们去年曾做过预备工作，现在来讲必定容易了解了。
　　一我们去治疗病人的症候时，病人将始终对我们作强有力的抗拒，这种情形非常奇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最好不必将此事向病人的亲友谈起，因为他们总以为这是我们的托辞，想用来掩饰治疗上的持久或失败。病人表示这种抗拒，也不承认它是抗拒；我们如果能使他认识这一事实而予以承认，那就是治疗上的一大进步了。你想病人既因症候使自己和亲友如此不安，为了治疗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遭受如此重大的牺牲，结果却为病症而拒绝一切的援助。这个话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但事实确系如此，假使你们责备我们不近情理，那么我们只须举一件类似事情就可作出答复；一个人因牙痛往见牙医，当牙医拿起钳子去对付他的腐齿时，他可又设法推脱了。
　　病人所表示的抗拒方式多而巧妙，往往难以认识；分析家须不断地小心提防。我们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采用的方法，想来你们已因释梦而熟悉了：我们设法使病人处于一种安静的自我观察的境地，不必试想任何事件，然后将内心所觉得的一切如感情、思想、记忆等，依其浮现于心中的先后次序一一报告出来。我们明白警告他，不许对于观念联想有所选择或取舍，无论是因为那些观念太“讨厌”或太“无聊”而说不出口，或因为它们太“不重要”，或太“无关系”或太“无意义”而没有诉述的价值。我们要使他只注意浮现在意识表面上的观念，放弃任何方式的抗议；又告诉他治疗的成功，尤其是治疗时间的长短，都随他是否力守这个基本的规则而定。由释梦的方法看来，我们知道凡属力加怀疑或否认的联想，常包含着导致发现潜意识的材料。
　　这个规则建立之后，随着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病人以它为抗拒的第一目标。病人用种种可能的方法以求逃脱它的束缚。他先说心内一无所有，其后则说想到的太多了，以致无从选择。其次，我们惊诧地觉得他现在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批驳另一观念；这由他谈话时有时间的停顿可以推想而知。最后，他乃宣称自己确实不能诉说自己感到羞惭的事，于是这个情感就使他不再遵守信约了。或者，他想起一件事，但这件事是与他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所以可以不必照规则行事。或者，他刚想到的事，实在太不重要，太无意义，或太荒谬绝伦，以为我决不至于要他报告这种思想。他这样拖延着，忽而用这个方法，忽而用那个方法，他不断地回答要说出一切，结果等于一事未说。
　　无论那一个病人，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以提防分析者的进攻。有一病人平时非常聪敏，就用这种方式把他一度至为亲切的恋爱隐藏达数星期之久；我说他不应破坏精神分析的规则，他辩白说，这是他的私事。精神分析的治疗法自然不能容许病人有这种庇护权，假使照此办理，那么就等于我们一面设法逮捕罪犯，又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并禁止在市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旁边的广场上抓人。这个罪犯自然只能隐身于这些安全的处所了。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决定允许给某人以这种例外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他的作事能力，而他是一个文官，因受誓约的束缚，不能将某种事件告诉他人。他对结果确实感到满意，但我却感到不满意；从此，我乃决心不再施术于这种条件之下了。
　　强迫症的病人常因多心或疑虑而易于使我们施术的规则几归无用。焦虑性癔病的病人有时使此规则变成荒谬可笑，因为他们只引起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使分析无从着手。但是我并不愿意告诉你们这些治疗上的困难。你们只须知道我们由于决心和坚忍，终于能使病人稍稍遵守施术规则；然而他们的抗拒又完全换了一个方向。此时表现为理智的批判了，用逻辑作工具，将一般人对精神分析学说所指出的困难和不可靠之点引为己用。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从每一病人口内，听到科学界对我们共同施加的一切批判和抗议。外界批评家对于我们的指摘，没有一点新的东西。这确是小茶杯里的风浪。然而病人仍然可以理喻；他很喜欢我们去教导他，驳倒他，且指出若干参考书给他，好使他有进一步的了解；总之，分析如不牵涉他在内，他就立即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但是就在这个求知欲中，也可看出他的抗拒；原来他是想借此逃避面前的特殊工作，我们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就强迫性神经病而言，其抗拒还利用一种特殊的策略，那是在我们意料之内的。分析既顺利进行，不受牵掣，所以病案中的所有问题逐渐明了，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奇怪这些解释为什么没有实际效果而使症候获得相当的改善。结果才发现强迫性神经病的抗拒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使我们变得束手无策。病人似乎在对自己说下面一类的话：“这都是很有趣的。我很愿意继续受分析。假使它都是真的，当然对我有许多好处。然而我一点都不相信，既不相信，我的病就决不会受影响。”如此既久，终于这一点耐性也没有了，于是又表示出坚决的反抗。
　　理智的抗拒不是最坏的一种；我们常常能战胜它。然而病人却知道如何在分析本身范围内力加抗拒；所以征服这些抗拒乃是分析法上最艰苦的工作。病人不回忆已往生活中的某种感情和心境，而是将这些感情和心境再行表现出来，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反抗医生和治疗。假使他是一个男人，他便常借助于他和父亲的关系，而使医生权代其父；他力争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或由于野心而反抗，野心的最早期的目的就是争取与父亲平等或胜过父亲，或且因不愿再次负感恩图报的责任而反抗。有时我们觉得病人想找分析家的过错，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好心好意的愿望。妇女们为了达到抗拒的目的，便巧于移爱于分析家；当这个爱好达到了某种强度，则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消灭了。随此而来的妒忌以及受到无论如何婉转的拒绝后而发生的怨恨，都不得不破坏她和医生的私人关系，因此，分析乃失去了一种最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对于这种抗拒不应严加谴责。因为这些抗拒包含有病人已往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流露方式这样地使人信服，所以分析家的技术若很精巧，就可把这种抗拒直接转为对自己的莫大帮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材料常先作为一种抗拒，一种伪装，而有碍于治疗。我们还可以说病人用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自我的性格特性和个人态度。这些性格特性随神经病的状况和要求而呈现出来，我们因此观察到了一些平常不轻易明白出现的材料。你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将这些抗拒的出现视为威胁分析治疗的意外危险。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抗拒是势必出现的；只有当它们不能明确地被唤起而足以使病人明白其为抗拒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不满。因此，我们知道了克服这些反抗，乃是分析的重要工作，是使治疗稍见成效的明证。
　　除此之外，你们还须注意病人往往利用分析时所有偶然发生之事——如分散注意的事物，或朋辈中他所信仰的人对于精神分析的指摘，或足以增加神经病强度的一切机体失调等——以阻挠分析的进行；甚至于病状每一改善都可引为反抗治疗的动机。由此，你们大概可以知道分析时必须遇见和克服的抗拒究有何种力量和方式了。关于这一点，我所以如此不厌其详，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关于神经病的动力学概念，就是根据于我们所有病人对自己症候的抗拒治疗的经验。布洛伊尔和我原来用催眠术作为实施心理治疗的工具。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完全受治疗于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我最初也采用这个方法。我承认那时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时间也较为经济；但其疗效常有反复而不持久；因此，我最后放弃了催眠术。我知道催眠术只要仍被应用，这些病症的动力学就没有了解的可能。因为在催眠时，病人的抗拒是医生观察不到的。催眠打消了抗拒的力量，固然可以开辟一部分地盘供分析的研究，但是，反抗力因此积聚在这部分的界线之上，无法攻破；便与强迫性神经病的怀疑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因此，我可以说只是丢了催眠术之后，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
　　假使抗拒的测定有如此的重要性，那么与其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就不如慎重从事为好了。也许有些神经病确因其他原因而联想停滞，也许对于我们学说的那些驳斥的确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也许我们不应随便将病人的理智的抗议视为抗拒的表示而置之不理。不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对于这件事的判断，并不是草率从事的；我们有机会观察这些批判的病人在他们的抗拒出现之前及其抗拒消失之后。受治疗的时候，抗拒的强度不断发生变化；当我们迫近一个新问题的时候，他的反抗力常随而增加；当我们加以研究的时候，其反抗力乃升到最高度；当研究完毕的时候，其反抗力也随而消失。假使我们不犯有方法上的错误，必不至于立即引起病人可能的充分反抗。所以在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同是一人，在分析的过程中，再三地忽而批判反驳，忽又默尔而息。我们如果让病人特别感痛苦的某些潜意识材料侵入他的意识，他便极端地表示抗议；即使他以前曾有所了解而已接受了许多，但是此时也不免前功尽弃；在他尽力反抗的时候，他的行为正类似于智力缺陷或“情绪性迟钝”emotionalstupidity者的行为。假使他因我们的帮助而克服了这个新的抗拒，他就重新获得了理解的能力。他的批判力不能独立行使，所以我们不必加以重视；它只是情绪的奴隶，受着抗拒的支配。凡是他不欢喜的事情，他很巧妙地加以驳斥；凡是合乎脾胃的事情，立即信以为真。也许我们都是如此的；一个受分析的人，其理智所以显然受感情生活的支配，就是因为他在分析时受到如此有力的压迫。
　　我们对于这个事实，对于病人奋力反对症候的解除和心理历程恢复常态这一事实，究竟如何解释呢？我们说这里遇见的是一种强力的余波，在反对治疗的进行；当时引起病症的也必定是这同样的力量。当症候形成的时候，必定也有过某种历程，这种历程的性质如何则可由我们治疗的经验推想而得。由布洛伊尔的观察看来，我们已知道症候的存在必须先有某种精神历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不能引起意识；症候就是这种未完结的历程的代替物。我们现在知道那些我们猜想在工作着的力究竟在哪里。病人必曾努力使有关的精神历程不能侵入意识，结果乃成为潜意识的；因为是潜意识的，所以有构成症候的能力。在分析治疗时，这同样的努力又活动起来以反抗化潜意识为意识的企图。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抗拒的方式。由抗拒而可想见的致病历程则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
　　现在要更精确地来叙述这个压抑历程的概念。这个历程是症候发展的主要的先行条件，但是它与他种历程不同，它没有平行的现象。试举例说明，有一冲动或精神历程想要实现而成动作：我们知道这是可因动作者的“拒绝”或“责难”而遭受抵制；那时精神历程的所有力量因退缩而减弱，但是仍能存留于记忆中。这整个决断的经过是动作者自我ego所充分认识的。假使这同样的冲动受到压抑，结果将大不相同。冲动的力量仍然存在，但在记忆上会不留痕迹；自我虽无所知，而压抑的历程仍可完成。因此，这个比较仍不足以使我们对于压抑的性质有较深的了解。

　　压抑一词可因某些理论的概念而有较明确的意义，我现在就来说明这些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一要从“潜意识”一词的纯粹叙述的意义进而叙述其系统的意义systematic meaning；这就是说，我们决计认为一种心理历程的意识或潜意识仅仅是该历程的属性的一种，但不必是决定性的。假定这种历程是潜意识的，那末其不能侵入意识也许仅是它所遭遇的命运的一个信号，而不必就是它最后的命运。为了获得这个命运的更具体的观念，我们可以说每一心理历程——可是有一例外，以后再说——先存在于潜意识的状态之内，然后发展而变成意识的状态，正好象照像先是一张底片，然后印成正片，变成图像。但不是每一底片一定都印为正片，同理，每一潜意识的精神历程也不必都化为意识的。这个关系最好说明如下：每一单独的历程都先属于潜意识的心灵系统；然后在某种条件之下，由这个系统更进而为意识的系统。
　　关于这些系统的最粗略而便利的概念是一种空间的概念。因此，潜意识的系统可比作一个大前房，在这个前房内，各种精神兴奋都象许多个体，互相拥挤在一起。和前房相毗连的，有一较小的房间，象一个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负守门之责，对于各种精神兴奋加以考查，检验，对于那些他不赞同的兴奋，就不许它们进入接待室。你们立即可以知道，那守门人究竟是在门口逐出任何冲动，或究竟是等到冲动侵入接待室之后才将它们赶出，那都不大重要；因为那只是他在辨认上的周密敏捷的程度问题。这个比喻现在可用以扩充我们的名词。前房内，潜意识内的兴奋不是另一房子内的意识所可察知，所以它们开始是逗留在潜意识内的。它们如果进迫门口，而为守门人赶出来，那么它们就不能成为意识的；那时我们便称它们为被压抑的。但是就是被允许入门的那些兴奋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只是在能够引起意识的注意时，才可成为意识。因此，这第二个房间可称为前意识的系统the preconscioussystem。而且因此，这变成意识的过程可保留为纯粹的叙述的意义。我们如果称任何一种冲动是被压抑的，意思就是说它因为守门人不许它侵入前意识，以致不能冲出潜意识。至于守门人乃是指我们在分析治疗时去解放被压抑的意念而遇到的抗拒。
　　你们或将以为这些概念既粗略而又古怪，不是科学的叙述所可允许的。我知道它们失之简略；甚至知道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除非我错了，否则我们还有较高明的概念来代替它们；至于那时你们是否仍然以为它们是古怪的，我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它们暂时总可以作为解释的有用的帮助，就象安培的游泳在电流中的侏儒，只要它们有助于说明，就不应被我们所蔑视。然而我仍以为这些简略的假说，这两个房间及二者中间的门口的守门人，这站在第二个房间末端作为观察者的意识，都与实际的情形大致相似。而且我愿意你们承认我们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等名词，比起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或应用的下意识sub－conscious，交互意识inter－conscious，和并存意识co－conscious等名词更较少偏见，而且比较容易自圆其说。
　　假使是如此，那么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进而推想到，我们用来解释神经病症候的心理系统的假说就能具有普遍的效用，从而使常态的机能更为明显。这自然是很对的。这个结论，我们暂时不能详述；然而假使我们可以因病态心理的研究，而对于向来神秘莫测的常态心理的机能更有所了解的话，则我们在症候形成的心理学上的兴趣，必将大大增进了。
　　再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看出这两个系统及其与意识的关系那些概念的根据吗？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守门者就是使显梦形式受其支配的稽查者。那唤起梦的刺激的白天遗留的经验，是前意识的材料；这个材料在夜间睡眠时，受到潜意识以及被压抑的欲望和激动的影响；从而利用本身的力量，加上联想的关系，造成梦的隐义。这个材料在潜意识系统的支配之下，受意匠的经营，如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其经过的情况，连常态的精神生活即前意识的系统都无从得知，也难以承认。这个机能的不同乃是这两个系统的区别；前意识和意识的关系是一个永久的特性；所以从它对意识的关系便可决定任何一种历程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哪一个。梦也不是病态的现象；每个健康的人睡眠时都会作梦。关于梦和神经病症候的每一推论，也都可应用于常态的精神生活。
　　现在关于压抑作用的话已经讲过了。它只是症候形成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症候是被压抑作用所驱回的某些其他历程的代替物；然而即使给我们以压抑作用，我们仍然要有长时间的研究才能了解这个代替物的形成经过。压抑作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哪一种精神的激动才被压抑？压抑背后究竟有什么力量？有什么动机？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只在某一点上略有所知。当我们研究抗拒作用的时候，知道抗拒的力量出自自我，出自明显的或潜伏的性格特性：所以，也就是这些力量造成压抑作用或者至少起了一部分压抑作用。现在我们知道的仅以此为限。

　　我想要叙述的第二种观察现在可以帮助我们了。我们利用分析，常可发觉神经病症候背后的目的。这对于你们自然不是一种新的事实：我已在前面讲过的两种神经病里指出了这个事实。然而两个神经病例子究竟能指出什么呢？你们当然有权要求两百个或无数例子来加以说明。但是我可不能同意。因此，你们不得不依赖亲身的经验或信仰，至于这种信仰，则可用各精神分析家所公认的证据为基础。
　　你们记得，就前二例而言，由于症候分析的结果，使我们深入到病人秘密的性生活。第一例症候的目的或趋势特别显著；第二例或许受了另一因素的影响而稍嫌模糊；这另一因素留待以后再述。从这两个例子可以推知其他受分析的例子都莫不如此。无论何时，我们都会因分析而推知病人的性的经验和欲望，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得不肯定症候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性欲的满足；病人想用症候来达到满足性欲的目的；所以，症候实际上是不能获得的满足的代替物。
　　试再考虑第一例病人的强迫动作。这个女人不得不和所热爱的丈夫分居；因为他的缺陷，她不能和他共同生活。她又不得不对他忠实；因此，不能用他人顶替丈夫的位置。她的强迫性症候正好满足了她的私欲；她可因此抬高丈夫，否认而辩护他的缺点，尤其是他的阳萎。这个症候基本上是一种欲望的满足，正和梦相同；它尤其是性爱欲望的满足，而梦则不常如此。就第二例病人而言，你们知道她的仪式的目的在于阻止父母的性交或再生一个孩子；你们或许以为她基本上是想借此仪式使自己代替母亲。因此，这个症候的目的也在于想排除性欲满足的障碍，以满足病人的性欲。第二例的复杂之点，不久即可细述。
　　这些话不是可以在以后普遍应用的；我请你们注意我所说的关于压抑作用，症候形成和症候解释的话都得自三种神经病的研究，现在可应用的也只限于这三种神经病——即焦虑性癔病anxietyhysteria，转变性癔病conversion hysteria和强迫性神经病。这三种病，我们常合称为移情神经病transfernce neu－rosis，都可以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其他神经病则尚未如此严密地经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就其中某一类病而言，其所以无人研究，显然是因为没有受治疗影响的可能。你们不要忘记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它的研究还需要许多时间和麻烦，而且不太久以前，还只有一个人在实施此法；但是我们现在正从各方面对于非移情神经病的症状有了较深切的了解。我希望将来能告诉你们，我们的假说和结论如何因适应这种新材料而逐渐发展，还能表明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在我们的知识上并不产生矛盾，反而增加了我们知识的统一性。因此，前面说过的一切仅适用于这三种移情神经病，我现在想加上一句，将可使症候的意义更增加其明了的程度。对于致病的情境若加以比较的研究，便可产生下面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就是，这些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现实不容许他们满足性欲而使他们感到某种缺失。你们将会看到这两个结论是如何完美地互相补充。于是症候乃可被解释为生活中所不能满足的欲望的代替满足了。
　　我说神经病的症候是性的满足的代替物；这句话确可引起种种抗议。今天我只准备讨论其中的两种。假使你们有人曾经分析过大量的神经病人，你们或许会摇头说：“这句话对有些症候就不适用；因为这些症候似乎含有一种相反的目的，想要将性的满足加以排拒或制止。”你们这个意见，我不想争辩。就精神分析而言，事情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否则也用不着精神分析来解释了。前举第二例病人的仪式确有许多动作可视为有这种禁欲的意味；如将时钟移开以防止夜间阴核的勃起，又如提防器皿跌碎，意欲保存她的童贞。就已被分析的上床的他种仪式而言，这种禁欲的意味更为显著；其整个仪式似仅为反抗性的回忆和诱惑的防御工作。然而我们由精神分析早已知道，相反之事并不构成矛盾。我们或可扩充这个说法，以为症候的目的不是性的满足就是性的制止；癔病以积极的欲望满足为要点，强迫性神经病则以消极的禁欲意味为要点。症候可用以达到性欲满足的目的，也可用以达到禁欲的目的，因为这个两极性polarity在症候机制的某一因素上有极其妥适的基础，只是这个机制，我们还没有机会提到而已。其实，症候乃是两种相反的互相冲突的倾向之间调和的结果；它们一方面代表被压抑的倾向，一方面代表那抑制其他倾向而引致症候的主动倾向。这两个因素必有一个在症候中较占优势，但另一个也不必因此完全失去地位。就癔病而言，这两种倾向常合现于同一症候之内，就强迫性神经病而言，这两个部分常有分别；那时的症候是双重的，含有两种相互抵消的动作。
　　至于第二种抗议便较难处置了。你们如果将症候的解释统统加以讨论，你们首先会以为性的代替满足的概念必须极力扩充才可以包括这些解释在内；也会指出这些症候不能提供实在的满足，它们只是再生一个感觉或实现一个由某种性的情结而引起的幻想。再者，你们还会以为这个明显的性的满足往往是幼稚的，无价值的，也许近似一种自淫的动作，或者使人想起早在儿童期久已制止的丑恶的习惯。而且你们还会表示惊奇，认为为什么竟有人将虐待的或令人骇怕的或不自然的欲望的满足也都看成是性的满足。其实，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除非先对人类的性生活作彻底的研究而规定“性的”一词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