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返身拿起电话话筒。
　　“喂。”我说。
　　“请问是欧阳宁秀家吗?”一个不亚于我的年龄的女声。
　　“我是欧阳宁秀，你是谁?”我最近没接触过对方的声音。
　　“欧阳!真的是你吗?你绝对猜不出我是谁!”对方的口气既激动又亲切。
　　“苗姐?”我猜0苗姐是六年前我因卵巢囊肿住院时的病友。反正不是我掏电话费，我愿意奉陪对方聊天。我家打电话你一看就知道是打出去的还是接进来的。像报火警那样简洁的，准是我们打出去的电话。死聊的，全是从外边打进来的。什么时候该死的电信实行固定电话双向收费了，什么时候我们家接电话就也像报火警了。对于没钱的家庭，安电话等于让电信局在你的心脏上连了一根电线，将你的血液直接输送到电信局。据说咱们这儿的电话收费之贵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而人均收入却全球排名倒数前20名。依我说，就是这么穷的。电信经营者把计次费调得贼高，等用户都舍不得打电话后，经营者再打月租费的主意，这不是弱智是什么?
　　“不是。再猜一次。”对方使用的肯定不是家庭电话，要么就特有钱，还得不吝啬，特有钱的人也有舍不得打电话的。
　　“小乔?”我再猜。小乔已经46岁了，是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难友，回城后在一家商场当售货员。
　　“我一开始就说了，你肯定猜不出。果不其然。我是米小旭!你不会忘记我吧?”
　　“米小旭?怎么会是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真的是你?米小旭!”我惊声尖叫。米小旭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自从小学毕业分手后，从未谋面。
　　“我怎么不能知道你的电话?只要你活着，我就能打听到你的电话。没想到是我吧?”米小旭还像小时候一样。性格张扬。
　　“有三十多年没见了吧?”我说。米小旭的一个电话，让我年轻了三十岁。
　　“整整三十五年!我算过了。我家还有小学毕业分手时你送给我的笔记本，注意，是纸的笔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
　　“我也得有啊!”我笑。
　　“你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道：小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那时都这么写赠言。”我感慨。
　　“你现在怎么样?在做什么?”
　　“下岗了。原先是工人。”
　　“什么下岗，不就是失业嘛!我也失业了。更好，自己挣大钱。有孩子了?”
　　“今年考大学。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没孩子。是他的毛病。我不在乎。这年头，指不上孩子。”
　　“这倒是。当年，咱们班女生中，是你第一个来月经的。你上着上着课突然大喊椅子上有钉子，扎破了你的屁股，流了好多血。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傻得真够可以的，用今天的话说，真是傻那个。之前怎么就没人告诉我?连我妈都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出这份洋相!你看你，三十多年了还记得!我要有女儿，她六岁时我就告诉她。我也真是，全班第一个来月经，到现在还没孩子，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没办法。”米小旭格格笑起来，她还像上小学时那样爱笑。
　　“你说你下岗后在挣大钱，怎么挣?告诉我，我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说。失业后，我尝试过多种挣钱的方法，包括卖煎饼，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每个行当都人满为患，卖的比买的还多。
　　“炒股呀!我已经挣了三千多块钱了!”米小旭说。
　　“炒股?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吧?”我自然想起了华尔街。我从垃圾箱里拯救过一本描述美国华尔街的书，因此我对股市略知一二。1929年美国股灾，死了多少人。

　　“没钱一样炒!我就是三万元起的家。我的一个股票已经连续涨停两天了，爽呀!你也炒股吧，在咱们这儿炒股，和赌博差不多。中国人最爱赌博，这在全世界都有名。知道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吗?”
　　“听说过。”我不知道炒股和美国赌城有什么关系。
　　“拉斯维加斯最有名的赌博地点是凯撒宫。在凯撒宫，除了英语广播，你猜还有什么语种的广播?”
　　“法语?德语?”我下意识看了眼表，成毛病了，不是自己掏电话费也心疼。
　　“汉语!全美国你绕世界转，哪个娱乐场所有汉语广播?只有赌城!”
　　“美国最有名的赌城有汉语广播?”我表示怀疑。
　　“千真万确!向毛主席保证!”米小旭竟然使用我们上小学时的最高级别发誓语言。那时，一句“向毛主席保证”，足以令别人对你说的太阳从西边出来坚信不疑。
　　“中国人爱赌这么出名?”我说。
　　“香港科学家研究证实，中国人的基因里有好赌的成分。你看看买彩票的火爆场面就清楚了。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人炒股吗?”
　　“很多。我们厂就有好多人炒股。”我说。
　　“跟我炒股吧，保准你赚钱。”
　　“你在哪儿?”我没回答米小旭向我发出的给她当股友的邀请，我觉得她打的准是不花钱的电话。
　　“在家呀!我马上要去证券公司看行情了。
　　“听说在家就能炒股。”我说。我觉得米小旭二确实有点儿钱，她在家打电话敢这么聊，无异于一张接一张地往窗外扔毛票。
　　“去证券公司炒股有气氛，那么多人坐在一起看电子屏幕墙上瞬息万变的行情，和赌场一样刺激。谁说咱们没有赌场我就跟谁急。好了，我该走了。说了这么半天，我差点儿忘了正事。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又是没奖竞猜。
　　“拉我炒股?”我开玩笑。
　　“那我真成雷锋了。还记得吴卫东吗?”
　　“记得，上一年级时他鼻子下边老拖着黄鼻涕。他老欺负我。”
　　“人家现在可神气了，是街道工委的书记。屁大的官，也前呼后拥的。他发起咱们班同学聚会，时间定在下周六中午十二点，地点是黄帝酒楼。分工我通知你和康巨峰。吴卫东特别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他说要向你道歉给你起外号的事。”
　　我马上想到了钱的问题。我担心大家凑份子吃饭，AA制。我没有参加聚餐的经济实力。
　　“下周六中午你没事吧?都失业了．还能有什么事?”
　　“好像开家长会……”我撒谎。
　　“哪儿有周六开家长会的?校长还得给老师发加班费。别看我没孩子，可我懂，我们那位是副校长。是不是没钱?你不用担心，黄帝酒楼是街道的产业，归吴卫东管，他随便吃，那酒楼敢跟吴书记要钱?去吧!”
　　“我争取吧……”我不能转弯太急。
　　“就这么定了。下周六见。我去炒股了。”米小旭要挂电话。
　　“全班同学都去?”我问。
　　“不可能。已经死了三个了。还有出国和在外地的，还有死活联系不上找不着的，估计能有十多人吧。”
　　“胡敬去吗?”我问。据我所知，胡敬目前是我们班最有出息的同学，我经常在报纸电视上见到他，著名经济学家。
　　“去。他最好找。我可真得走了。下周六见。”米小旭挂断电话。
　　我没心思去房管所报修邻居的马桶下水管道了。我坐在床沿上，看着窗户外边两只使用高难度飞行动作嬉戏的苍蝇，听着街上机动车的喧嚣声，我得承认，米小旭的这个电话把我拉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她说出的那些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令我感慨不已。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被吴卫东给起了外号。由于我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比正常人缺少一根小拇指，吴卫东管我叫四指。我出生时左手就只有四根手指头。由于我没上过幼儿园，因此没有在同龄人中遭受生理缺陷歧视的经历，当和我同桌的吴卫东发现我的左手少一根手指头进而惊叫昭示全班时，我哭了。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未成年人是人类不同年龄层中最没有同情心最残忍最幸灾乐祸的群体。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的身为右派的母亲再次遭到揭批，我在班上的处境就更艰难了。那个年代，小学生的狂热一点儿不比其他年龄层的人低。我可以说是我们班的最底层，就像今天人均收入排名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当然，平心而论，还是有不少同学对我不错的，米小旭和胡敬就是其中的两位。

　　胡敬原先是我们班的班主席，小学六年级时，他的父亲被定为走资派，胡敬的班主席职务因此被撤了。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自那以后，胡敬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此前的五年中，胡敬也从未歧视过我。上过学包括小学的大多数人有这种经历：给班上的异性同学排名次。所谓名次，就是你对其喜欢的程度。胡敬在我们班上，位于我给异性同学排的名次中的第一位。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自马王子。当然，像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一样，这只是我心中的秘密，我从未向他人包括胡敬袒露过。小学毕业分手后，我第一次看到胡敬的名字是在八年前的报纸上。那天我在工厂的车间里看报纸，在国营企业当过工人的人都会熟悉这样的场面：工人在上班时间看报纸。厂方用公款给全厂每个班组订阅一份当地的党报，一般的名称是《x×日报》，其实这也是一种腐败，和公款消费别的东西比如吃喝比如出国旅游没有本质的区别。我是我们班组公款消费党报最腐败的人，我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任阿一个字。那天，我在报上看到了胡敬的名字，那篇报道一次讨论市场经济的座谈会的文章称胡敏是经济学者。开始我以为是重名，后来我从报社配发的会议照片上认出了胡敬，尽管那张照片是由很多颗粒组成的，尽管胡敬混杂在十个人里面，尽管我和胡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张报纸被我留了起来。此后，胡敬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如今他在经济学界已成为一言九鼎级的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桂冠已经戴了不少年头。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和名!人当过小学同学，每次从媒体上看到胡敬，我都有自豪感。这里还包含了我对自己的眼光的肯定，我相信当时在我们班上所有女生中，将胡敬定为白马王子的人不会很多，胡敬的长相并不出众。
　　我很想见小学同学，特别是胡敬。在从米小旭口中获悉此次聚餐元需凑份子后，我决定参加这次同学聚会。
　　然而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家一旦有点儿闲钱，都用来给曲航买衣服了，曲航身高增加得比较快。我穿衣服的原则是，可以旧可以破，但不可以小和脏，尤其是不可以小。我的这个原则和我家的经济实力不相符，曲航的身高几乎每个月都在变化，就算给他买较大的顸留衣服，过不了一年，他穿着就像马甲了。我进入四十五岁后，尽管营养不良，身体却依然固执地明显开始向横向发展，我的衣服都瘦了，能系上扣子的已经不多。在我和儿子之间，当然给他换装先于给我换装，特别是我失业后，我在家里的换装地位已经排在了曲斌后边。

　　除了衣服，容貌也是我参加小学同学聚会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看镜子里的我。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皮肤上不平的地方已经多于平展的地方。不笑还好，一笑眼睛立刻被皱纹围剿封杀。我一直奇怪这件事，怎么高兴和皱纹的联系如此密切呢?你随便看一张逾四十岁的脸笑时的模样，如果你脑子里没生出“乐极生悲”这四个字，只能说明你的观察力和表述力欠佳。
　　我对着镜子使用双手隔着皮摸自己脸上的骨头，从脑门经过眼眶和嘴一直摸到下巴，我摸的确实是一颗骷髅，不信你现在放下书也摸，绝对能感觉到你是在顶着一颗骷髅活。十几颗小学曾是同学的骷髅要在下周聚会，其中我这颗还在为骷髅外的包皮上的皱纹感到遗憾。我觉得挺好笑。
　　我的头发几乎都白了，现在之所以黑，是染的。曲航多次劝我不要染发了，儿子说染发剂毒性很大，他上化学课时老师讲过染发剂的化学成分，全是和人不共戴天的死敌。曲斌也说我不用染发了，他说你又不是官场上的人，怕白筮给竞争对手以老迈横秋的口实。儿子说就算是官场的人，有白发也未必是坏事，比如美国那个叫克林顿的人当总统时才四十多岁，人家就顶着一头白发满世界跑，据说还是有意染白的。把白头发染得跟上足鞋油的黑皮鞋似的，不能说明这个人年轻，只能说明其自信不足，不敢向世人彰显真实的自己。连头发都要弄虚作假，别的就可想而知了。我尝试着两个月没染发，曲航和曲斌都说感觉特好，曲航还说头发越白，越反衬得脸年轻。但当我外出买菜时，邻居们不这么说，她们大惊小怪地说你怎么不染发了这显得多老呀这样下去你老公迟早会当陈世美。当我看她们个个都是染发族，几乎每个人的发根部都有尺寸不一的齐刷刷的黑白分明国界，那是新长出尚未来得及就地正法的白发。我抗得住她们一次两次声讨我，但我抗不住她们不厌其烦地说我，当我的不染发成为她们每天的重要话题后，我投降了。自从我恢复染发后，她们每天的话题就转到别人头上了。
　　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的发根大约有十厘米的白发，我决定在下周五晚上染发。这样参加同学聚会时，我的头发基本上能保持全黑。
　　晚上吃饭时，我告诉家人，上午我接到了小学同学的电话，下周六中午，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我特别说了聚餐不是凑份子。
　　“胡敬去吗?”丈夫一边吃自制的萝卜丝成菜一边问我。
　　家人都为我曾经和胡敬是小学同学感到自豪。
　　“去。大概有十多人。”我说。
　　儿子说：“说不定他们中能有人给你找个工作。”
　　“没准。”我说。
　　“妈，你穿什么衣服去?”上高中的儿子竞然能想到母亲参加聚会的着装，我挺感动，也挺悲哀
　　“就穿那件淡蓝色的外套。”我说。
　　“那件衣服你穿上就跟被五花大绑似的。”曲航说。
　　“这是我最肥的衣服了。”我说。
　　“这个周末体不是要给我买衣服吗，我不要了，妈，你买吧。”曲航说。
　　“你买，你的上衣已经快露出裤腰带了。”我说。
　　“要不把我的衣服改改?”曲斌提议。
　　“这主意不错。”我说。
　　晚上，我找出丈夫早年的上衣，从中挑选了一件，一试穿，竟然博得了丈夫和儿子的喝彩。
　　“妈穿上爸的衣服很酷呀!”，曲航说，“像韩国人。”
　　“穿这件衣服去，不错。”曲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