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本尼迪克特，我们知道的不多。据已查到的资料，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其父弗里德里克•S．弗尔顿是位医生，在她两岁时去世。其母伯特里斯•J．（夏特克）弗尔顿靠教书养家。1909年，本尼迪克特从瓦萨尔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次年赴欧洲，游历了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回国后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的某女子中学。1914年回纽约，同生物学家斯坦莱•R．本尼迪克特博士结婚。1919年，因为想从事“忙碌的工作”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选听了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教授的课后，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F．博厄斯的悉心指导下成为该校人类学系的一个主要人物。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36年F．博厄斯退休后，她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系主任，直到1939年。此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于1948年病逝，享年61岁。
　　本尼迪克特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和注重实地调查的学者，曾指导学生到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以及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的许多部落进行实地考查。她本人也对原始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和“纯粹人种学”作过专题研究。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本尼迪克特在20世纪30年代同心理分析学家合作，首次把通常用于个人的那些心理学分析概念和心理学概念应用到集体上，并于1934年发表了她的代表性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ofCulture）。根据她的见解，“模式”是一个行动心理学的概念。不同于德国文化哲学家所说的“类型”。“模式”是一个给予各个行动以意义，并将各个行动包容于文化整体中的媒介。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内含多个“模式”，或是由多个“模式”构成综合的有机整体。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可能产生的行为范畴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或受到重视。因此，人们应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来评价文化现象，而不能只偏重于文化特质，即个性的分析。本尼迪克特强调应把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性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结构上，即放在分析结构的机能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这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尼迪克特还非常强调开展比较文化研究。在她看来，文化行为虽然是地域性的，人的所作所为千差万别，但无论怎样孤立的行为彼此之间都有某种内在联系。而比较文化研究可以使人们注意那些自己没办法理解的事，并对“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进行深究。本尼迪克特认为其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影响远比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承认并尊重差别的比较文化研究者势必会遭到世界大同者的谴责，因而本尼迪克特认为比较文化研究者应该是坚忍不拔的，他应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差异未必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同时，他还必须宽宏大量，懂得了解其他类型的生活方式，将会使自己更加热爱本民族的文化。
　　《菊花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另一部主要著作。它最初是一份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上述研究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课题及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响。1948年日译本出版后，即成为日本国内最畅销的书之一。全书共13章，另附有一索引和日语词汇解释。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书中着重描写、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诸模式；通过对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从而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本书夹叙夹议，读起来颇有趣味。但由于作者本人的局限，本书在理论、事实以及分析方面难免有某些不妥之处，请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本书由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书末的日语词汇解释，因中译本已在各处需说明的地方加了注，故同索引一并略去未译。为便于阅读，中译本末尾附录了一篇日本学者的《评价与批判》，供读者参考。译文参照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改订第一版）。全书由庄锡昌校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田汝康教授、吴杰教授和张荫桐教授的帮助，顾晓鸣和顾云深同志以及日本留学生白石亦对译文提过宝贵的意见，谨致谢意。
　　由于译者学识浅陋，加之时间仓促，译文舛错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6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