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人的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事关战时日本人行动的重要问题不仅仅同前线的日本人有关，而且也同本土的日本人有关。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同日本军队特别有关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对日军兵员损耗的态度。当美国海军为在台湾海峡指挥机动部队的海军上将乔治•S•马汉授勋时。日本无线电广播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作了报道，它很好地表现了不同于美国人的态度的显著差别。
　　“司令部向约翰•S．马汉援助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击退了日军，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以此为理由，因为那是尼米兹【尼米兹（1885～1966），1941年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1942年4月兼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统一指挥整个海上作战。——译注】公报中所声称的……授予马汉海军上将勋章的理由是他能够成功地救助两艘受伤的美国军舰，并且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回基地。这则报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虚构的，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对马汉海军上将救助了两艘军舰的真实性并不表示怀疑。我们想请国民诸君知道的是在美国救助损坏的船只就可得到勋章这样一个古怪的事实。”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一切救助走投无路的人的行为总是非常感动的。如果一种勇敢的行为是为了救助“受害者”，那么这种行为就更被认为是一种英雄行为。然而按日本人的英勇气概来说则是要否定这种救助行为的。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置安全设备也被他们斥之为“胆小鬼”。日本的报纸和无线电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一论调。只有从容不迫地迎接死亡的危险，才是美德。小心谨慎是可耻的。这也反映在如何对待伤员或疟疾患者的态度上。这些士兵不过是一堆损坏了的废物，而军中提供的医疗服务连维持有效的战斗力都不够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补给都陷入了困境，这就加剧了医护的不足，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原委。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蔑也起了作用。日本士兵受到教育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如像我们美国人那样细心照顾病人被认为是与英雄主义相背的，就像在轰炸机上配备救生装置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习惯像美国人那样依赖内外科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员的关注远远胜过对其他胜利事业的关注，这一点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常常受到那些来自欧洲国家的访问者的评头品足。对日本人来说这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里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护队，以便从炮火下救援伤员，并进行急救；也没有一个由前线收容所、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战地的综合疗养院组成的医疗系统。对医疗用品补给的注意是很糟糕的。在某些危急情况下，那些住院的病人竟被简单地杀死了结。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不得不从驻有医院的地方撤退，但即使还来得及的话，也不及时地按常规程序把伤员转送到后方去。只有当部队实际上正在进行所谓“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正在占领阵地时，才勉强作些处理。这时负责的医官常常在他离开之前用枪射杀住院的伤员，或让伤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救治自己的同胞时，采取像对待损坏的物品一样的这种基本态度，那么他们处理美国战俘时，也同样是这种态度。以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就是对他们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宾首席军医哈罗德•W•格拉特利上校曾作为一个战俘在台湾度过了三年拘留生活。后来他说道：“美国战俘得到的医疗比日本士兵要好些。我们可以得到战俘营内的盟国军医的治疗，而日本人那里却没有一位军医。为日本兵治疗的医务人员有一段时间只是一位伍长，以后换了一位军曹。”在一年中，上校只看到过一两次日本军医。【原载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原注】日本人的这种牺牲精神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任何西方军队如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发现他们仍陷于绝境，就会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依然认为自己仍是一个保持荣誉的军人，为了让他们的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根据国际条约规定，他们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国。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还是作为一个公民，抑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们都不会蒙受耻辱。但是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战斗至死才能保全名誉。面临绝境时，日本军人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阵，实行集体自杀，他决不会投降。万一因受伤和失去知觉成了俘虏，那么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的名誉扫地。他再也无法同过去一样地生活了，他是一个“死去的人”。
　　禁止投降的军规当然是有作用的，但显然没有必要就此点在前线进行专门的正式训导。日军是如此忠实地实践了这条军规，以至在缅甸北部会战中被俘者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被关押在战俘营里的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已失去知觉。独自一人或两三人一起“投降”的只是极少数。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支部队不投降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投降者同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然而，在荷兰迪亚第一次发生了日军大批投降的事情，当时投降与阵亡的比例是1:5。比起缅甸北部那次1:120的比例来说，却是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美国人投降被俘这一点就已丢尽了脸。甚至一旦负伤或染上疟疾、赤痢时就被从“健全人”的名册中除名了，他们就已经是“损坏的物品”了。许多美国人都描述过，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笑一笑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会惹恼看守们。在日本人看来，当俘虏是可耻的，而美国人居然不感到耻辱，这是他们所难以容忍的。美国战俘必须服从许多命令，但是日本军官也要求日本看守遵守这些命令。强行军和待在拥挤得水泄不通的运输船上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美国战俘还讲起过这样一个情况，在战俘营里哨兵严厉地告诉战俘，违反监规的行为必须做得隐藏一些。公然违反规章就会构成大罪。在那些战俘白天得外出修路或构筑工事的战俘营，禁止战俘从乡下带回食物，但有时这种禁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把水果和蔬菜藏着带进去的话，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被人看到，那将成为重大的罪过，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战俘蔑视哨兵的权威。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仅仅是“顶嘴”，也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就是日本人自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严禁顶嘴的，军队里对此惩戒很严。我们把这些或那些在战俘营里确实发生过的暴行和恣意虐待行为区别为各种文化习性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为其开脱。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阶段，日本人深信敌人会虐待并杀死所有的战俘，加强了他们认为被俘是耻辱的想法。几乎在各个地区都流传过这么一个语言，说是在瓜达尔卡纳尔被俘的日军士兵全部被坦克碾死了。确实曾有几个试图投降的日本兵遭到我军的怀疑，并为预防不测，把他们枪杀了，但问题是这种怀疑往往是正确的。那些面临死路的日本人常常会以能与一个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即使他已被俘，他同样会这么干。正如有个日本战俘说的那样，“一旦下定为胜利而捐躯的决心，未建树任何功勋就死去那是可耻的。”这种可能性使我军不得不提高警惕，也导致了投降人数的减少。

　　投降的耻辱在日本人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与我们美国人的战争惯例完全不相同的行为准则。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带着惊讶的轻蔑语气谈论美国战俘要求日方把他们的名字通报给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对普通的日本士兵来说，美军在巴丹半岛的投降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他们本以为美军会像日本人一样战斗到底。日本士兵对美国人不耻于成为战俘这一事实感到难以接受。
　　西方士兵同日本士兵在行为上的最富戏剧性的不同毫无疑问就是后者在成为战俘后所给予盟国军队的合作。日本战俘不懂得在这种新环境中的生活规则。他们已名誉扫地，作为日本人他们的生活已经终止了。只是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稍多的日本人想到，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他们也许能够回国。有些人在请求处死自己的同时表示，“但是，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就做一名模范战俘吧。”他们后来做得比模范战俘还要好。这些过惯了军队生活的老兵油子和长期的极端国家主义者们详细地把弹药库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备情况告诉我们，并为我军写宣传稿，与我军轰炸机的驾驶员一起出航，为他们指点军事目标。他们这时就好像揭开了新的一页似的，虽然在新的一页上写的东西同过去写的截然不同，但他们却以同样忠实的态度实践自己新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是这样的。也有少数人同我们势不两立。总之，为了让战俘如此改善行为，必须先创造某种良好的条件。很可以理解美军指挥官对是否按其表面价值接受日本人的帮助时很费踌躇，有些战俘营根本就不打算利用任何战俘所能提供的帮助。然而在有些已这么做过的战俘营里，起初的疑虑被打消了，战俘的诚意越来越得到了信任。
　　美国人完全没有想到战俘的这种转变。这同我们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先把每一件事都纳入一条行动路线上，一旦失败了，他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纳另一条行动路线。这是我们在战后也可指望的行动路线吗？或者这仅仅是个别被俘士兵特有的行为？就像我们所面临的日本人的其他一些战时他们不得不做的特异行为一样，在我们面前又提出了种种问题，即有关他们所习惯的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有关他们各种制度的作用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学会的思考与行动的习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