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家们恐怕并不赞成由建立一支人民军队而带来的所有后果，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一层次上使军队具有至高无上的等级地位是合适的。他们在最高层次的范围内作了一定的安排，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安排写进宪法里去，而是把军部不受文职政府管辖这一点作为一种公认的惯例保存下来。陆海军大臣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可以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得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强行通过他们的措施。他们并非必须向其文官阁僚通报情况或征询意见。而且，军部还能够操纵各届内阁。他们可以使用拒绝派陆海军将官入阁这种简便的权宜手段阻止组建他们所不信任的内阁。没有这样的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就不能组阁，任何文官或退役军官都不能任这类职位。同样，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他们就可以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总辞职。在这个最高决策层，军部首脑们想方设法不让他人干预。如果还要什么进一步的保证的话，那么在宪法早有这么一条：“帝国议会若不通过预算时，政府可施行上年度的预算。”在外务省保证军队决不会占领满洲之后，军队仍然采取了占领行动，这不过是事例之一，它表明在缺乏一致的内阁政策的情况下军部首脑阶层就支持战地司令官去达到目的。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军队也是如此，凡是涉及等级特权的地方，日本人倾向于接受由此而产生的所有后果，这并不是因为同意这项政策，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逾越特权之间的界限。
　　在工业发展领域里，日本遵循一条与任何西方国家都不相同的方针。在这一方面，又是“阁下”们安排竞赛，并制订规则。他们不仅计划，而且还用政府的钱建设和资助他们认定必需的产业。由一个国家官僚机构来组织并经营这些产业。他们招聘外国技师，派遣日本人去海外学习。此后，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一旦这些产业“组织完善，生意兴隆”时，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营商行。这些官营产业被逐步以“荒唐的廉价”【诺曼：《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而出现》第131页。这一节的讨论是以诺曼发人深思的分析为基础的。——原注】转卖给少数选定的金融寡头集团，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主的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们断定产业开发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不能按供求规律或自由企业的原则行事，但是这项政策与社会主义信条丝毫没有关系。从中捞到好处的正是财阀。日本的成就就在于它以最小的失误和浪费建立了它认为必需的产业。

　　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日本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与其后诸阶段的一般顺序。”【诺曼：《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而出现》第125页。——原注】日本不是从消费品生产和轻工业开始，而首先建立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铁厂和铁路建设拥有优先权，并在技术效率上迅速达到了高水平，这些产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私人，庞大的军事工业仍然处于政府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由政府特别预算来提供资金。
　　在一切政府给予优先权的产业领域里，小商人或非官僚经营者是没有“适当位置”的，只有国家和享有信誉、政治上受到青睐的大财阀在这个领域里活动。但是，就如日本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产业中也有自由领域。这些就是以最小的投资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来经营的“残余”产业。这些轻工业即使没有近代技术也能存在，它们确实存在着。这些产业通常是在我们美国习惯称之为家庭血汗工厂的那类企业中经营伪。小本经营的制造业主买回原料，将其分发给家庭或雇佣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场，然后收回其产品，再把它们分发出去进行下一步加工，如此反复多次，最后将成品卖给商人或出口商。20世纪30年代，日本从事工业劳动的总人数中至少有53%的人是在这类不超过五个工人的工场和家庭中工作的。【上田教授，转引自法利•S•米丽亚姆《侏儒工厂》，载《远东概览》，第4卷（1937年），第2页。——原注】其中很多人受古老的家长式学徒制习惯的保护，许多人还是母亲，在日本的大城市里，她们背负着婴儿坐在自己家里从事计件工作。

　　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日本产业的这种二元性与政府或宗教领域里的二元性是同样重要的。这就好像是，当日本政治家们认定他们需要一个财界贵族制与其他领域里的等级制相匹敌时，他们就为财界贵族建设各种战略性的产业，挑选一批政治上受到特别照顾的商人家族，把他们置于“适当位置”上，同其他等级相匹配。他们并不打算让政府同这些财界大家族切断关系，财阀则受惠于一种继续不断的庇护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了他们利润，而且给他们很高的地位。假如从日本人历来对利润及金钱的态度看，财界贵族遭到国民的攻击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政府尽其所能根据公认的等级制观念创造了这样的贵族。这种努力没有完全成功，因为财阀遭到了军队中所谓青年军官集团以及农村地区的攻击。然而，事实上日本公众舆论攻击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财阀，而是针对着“成金”。“成金”常常被译成“nouveauriche”（暴发户），但是这并没有正确反映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nouveauriches的精确含义是“新来者”，他们被人嘲笑是因为他们与人交际时言行笨拙，还未来得及学会优雅的礼节。但是，令人感动的财富却抵消了他们的这些缺点。他们发迹于小木屋，他们从赶骡子一跃而发展到经营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油田。然而，在日本“成金”两字源于日本的将棋术语，意思是“卒子”变成了“金将”。这是一个像“大亨”一样可以在棋盘上横冲直撞的卒子。它完全不具备做这种事的等级权利。一般人深信“成金”通过欺骗或剥削他人来发财致富，日本人对暴发户的敌视态度完全不同于美国人对“发迹男仆”的态度。日本在其等级制度中为巨富提供了一席之地，并且与巨富保持一种联盟，但如果财富不是在规定的领域里获得的话，日本的公众舆论就予以激烈的抨击。
　　因此，日本人是经常依照等级制度来安排其世界秩序的。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份、性别和阶级决定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和工业中，各领域被周密地分成等级，无论是等级地位较高的人还是等级地位较低的人，凡逾越其特权都将受罚。只要“适当位置”仍被维持着，日本人就一如既往地过日子，不作任何抗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感到安全。当然，在他们的最大幸福是否受到了保护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经常并不“安全”，但是，因为他们将等级制度作为合法的东西加以接受，所以他们又是“安全”的。这是日本人对人生看法的特点，就像对平等和自由企业原则的信赖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一样。

　　当日本试图输出它的“安全”公式时，对它施以惩罚的复仇女神就降临了。在日本国内，等级制度完全适合于日本国民的想像力，因为这种想像力正是在等级制度的模子里塑造出来的，野心只能以在那种世界里可能具有的形式出现。但是等级制度是一种不能向外输出的商品。其他国家对日本大言不惭的主张极为愤慨，把它视为不恰当的主张或比不恰当的主张更坏的东西。尽管如此，日本军队的官兵们在每一个被占领国里仍旧因他们没有受到居民们的欢迎而感到震惊。难道日本没有在等级体系中给他们一席之地吗？不管多么低微，终究是一席之地。难道等级体系对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是不合心意的吗？日本军部连续拍摄了几部战争影片、描写了绝望之中惊慌失措的中国姑娘同日本士兵或日本工程师恋爱，从而找到了幸福，电影通过这种姑娘的形象来表现中国对日本的“爱情”。这与纳粹式的征服是极不相同的，但从长远观点看这并不比后者更为成功。日本人不能强求其他民族付出那些他们曾强制自己付出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他们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使他们“甘居各自适当位置”的日本道德体系是一种他们在其他地方不能依靠的东西。其他国家没有这种道德。这是真正的日本产物。日本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完全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根本不去描述它。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描述这种道德体系，人们才能理解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