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稿最初发表于1949年5月号《民族学研究》杂志上，1972年4月作者对原稿略作修改补充后将此稿附录于《菊花与刀》日译本改订第一版，中译稿系根据该“附录”译出。——译注】
　　川岛武宜
　　一、关于本书首先要谈的是著者令人惊叹的学识能力。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的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导出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当然在观察各种事实时会有某种误解，而且分析本身也会有像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那种不充分的地方。尽管如此，著者所进行的这种深刻而又敏锐的分析仍令人赞叹不已。难道我们日本学者中曾有人未去过美国但却成功地描绘、分析出了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吗？我的兴趣是把日本人的法意识与东方其他民族以及欧美人的法意识进行比较和分析，然而我非常佩服著者的学识能力。本书对我们生活的描绘和分析赤裸裸地将我们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
　　随着战败，我的心被撕得粉碎，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这本书，我当时的深切感受至今仍难以忘怀。在战争中我专心阅读了外国人写的各种各样的日本观和日本论，BasilH．Chamberlain【张伯伦（1850～1935），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日本语，言学教授。著有多部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译注】，LafcadioHearn【拉夫卡迪奥•赫恩（1850～1904），1890年由美赴日本潜心研究日本文化，同年与小泉节子结婚，1893年归他日本，改名小泉八云。曾任东京帝大和早稻田大学讲师。——译注】，EmilLederer，AndréViollis，KarlLwitt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这种异常的体验就好像是显微镜，它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文化和传统等放大，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环顾日本民族前所未有的历史步伐，我是从这些外国人的日本研究中感到“痛”处，进而开始反省我们自己的。本书具有至今许多书所没有的新的感觉和深刻敏锐的分析。我希望所有的日本人都阅读一下这本书。我们日本人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日本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盲目地接受自己的传统和思考方法，并以此为中心来判断事物。因此在反省的道路上我们恐怕能从这本书里得到无限的刺激。本书原先是为了征服日本、占领并统治日本这一战争目的面写的。但对我们来说，它却是一本颇具教训的书。本书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即与那些强迫作家歪曲事实，只写有利于自己国家的事情，像小孩似地辱骂敌国的国家不同，本书作者的国家是一个即使在战时也容许作家踏踏实实地对敌国进行保守的科学分析的国家。

　　如上所述，本书是以丰富的事实作为素材写成的，而且书中对这些素材作了说明。本书在这方面所作约工作是颇耐人寻味的。因此有不少需一一加以论述的地方。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谈点看法。
　　本书主要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方法论（第一章）；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第三章）；“恩”和“报恩”（第五、六章）；义理（第七章）；名誉（第八章）；人情（第九章）；日本道德所缺少的统一基准（第十、十一章）；儿童的学习（第十二章）。我认为其他几章（第二、四、十三章）相比之下不太重要。
　　二、在涉及本书所论述的各点之前，首先要谈的是本书以无与伦比的丰富事实作为资料。至于著者在搜集这些事实时曾有过哪些方便，花费了多少时间，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总的说来能搜集到这些资料是令我们日本学者感到惊讶的。本来日本的社会科学就有较强的思辨性倾向，一般对用实证性资料来加以印证不太感兴趣。与此相反，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非常重视搜集资料。我认为这本书即使在理论分析方面也有较之许多美国同类书深刻的地方，而且还有如此丰富的资料相印证，这对我们日本的学者来说印象是很深的。阅读过本书的许多日本学者，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都齐口称赞本书资料扎实。

　　三、我们对本书感兴趣的第二点是著者对丰富资料所进行的深刻的理论分析。就我的一管之见，即使在许多美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著作中，本书在分析方面亦是很见功力的。
　　著者没有把太多的兴趣放在对各个现象进行定量上，而是把主要的兴趣和努力放在探索日本人的许多行动和思考方法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上，放在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结构上。一句话，本书是把重点放在分析结构的功能之上的。这正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如果不是把所有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那些明白无误的文化现象作为社会科学的对象，而是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充满未知数的文化现象作为对象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就比什么都更为重要了。著者不无自信地对此加以断言那是完全正确的。
　　著者在书中谈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对以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为目的的著者来说，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成了问题。因此，“在这种研究中……进一步收集证据已没有什么必要了。例如，谁在何时向谁行了一个礼，这样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美国人研究社会时通常都不去研究文明文化所赖以建立的诸前提。多数的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关心舆论和行为的‘扩散’状况，而且他们的主要研究手段是统计方法。他们着眼于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民意测验的结果不过是丰富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而已。试图要理解其他国家时，重要的是先对该国人民的习惯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

　　本书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从结构上把握日本人的行动及思考方法之上。据此成功地雕塑出与欧美文化类型不同的日本文化。本书的成功应归结于著者运用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和她敏锐的分析能力。这里我们所要考虑的是这种方法决不是美国人研究日本文化时才是必要和有用的。我认为，我们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文化时仍然应当提倡同样的方法。也就是说，对社会现象进行量的把握和测定的方法对我们仍是必要和有用的。但这是有一定前提的。在像美国那样的典型近代市民社会里，人的行动、思考方法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是回归到非常明显的同质要素上，所以有可能进行计量测定，而且是很容易的。与此相反，我们的社会结构是由各种不同质的要素构成的等级制度，至少我们的行动和思考方法的许多方面至今仍受制于这个封建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的各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反过来，当我们试图理解不同性质的欧美文化时，我们同样要从结构上来进行把握。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来进行这样的研究是我们今后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