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皮，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