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皮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皮，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他叹口气：“他年轻，我不想他卷进这件事。”
　　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让他卷进来呢？”
　　他再长叹一声。
　　采访完，老郝正立在山东潇潇大雪里，攥着手机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尽头，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车去拍它，我给老郝发了一个短信：“赢了。”
　　这样的节目做多了，有阵子我有点矫枉过正，用力过猛。我妈说：“跟你爸一样，有股子牛黄丸劲儿。”
　　在深圳采访诈骗案时，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体采访得烦了，不让我们进门。
　　穷途末路，录音师小宏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联系还在。对方念旧，帮忙找来他的上级，端着一个玻璃瓶当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叶再吐回杯子里：“跟你们走一趟吧。”
　　安排了经侦大队一位警官接受采访，黑瘦，两眼精光四射，说话没一个废字。
　　我问：“为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报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说，因为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区别，法学家都说不清楚。我追问：“不清楚？说不清楚你们怎么判断案件性质？”
　　他说：“这个公司之前没有逃逸，就只能算经济纠纷。”

　　我说：“你们不受理之后，他不就跑了么？”
　　……一来一回，话赶话，忘了这采访是靠人情勉强答应的，好歹表情语气上和缓一点儿，我倒好，横眉竖目，问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圆场，找补找补。
　　出来到车上，自己还神清气爽的，小宏坐我右手边，扭头一看，他大拇指鲜血淋淋，我说：“哟，这是怎么啦？”老范笑：“你刚才采访太狠了，人家同学站边上，上级绷着脸端着玻璃瓶一声不吭，小宏哥哥没法对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断你采访。你还一直问，一直问，他就把拇指放在门上夹，夹了一下又一下……”
　　惭愧。
　　《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觉得市侩。我原来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气，讲什么人情世故？采访时万物由我驱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种冷酷：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来自亲人一样的同事，我恐怕也不会在意，他对我一句责备没有，也正因为这个，我隐隐有个感觉，为了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正义的目的，就像车轮一样狠狠辗过人的心，也是另一种戾气。
　　节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来，我发短信谢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闻调查’，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明白，只是不太说话。不要客气，一点心意，你们受之无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杂志采访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吓一跳——怎么变这样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衬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无表情看着镜头。好家伙，铁血女便衣。底下标题是“新闻戏剧的主角”。崔永元劝过我一次：“你不适合调查，跟在别人后面追，那是疯丫头野小子干的事，你去做个读书节目吧。”他怕我有点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静了这么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点小世界里头，怕热怕冷怕苦怕出门怕应酬，除了眼前，别无所见。有次看漫画，查理·布朗得了抑郁症，露西问：“你是怕猫么？”

　　“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为什么？”
　　“圣诞节要来了，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我知道了，”这姑娘说，“你需要参与进这个世界。”
　　是这意思。过去当主持人的时候，我爸天天看，从来没夸过，到了“新闻调查”，做完山西贿选那期后，电话里他说：“嗯，这节目反映了现实。”
　　长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采访，小腿上全是刺痒，我以为是虫子，后来发现是汗从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没法磨叽和抒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踩实了飞快往前走，采访完满脸通红走到阴凉里头，光脚踩在槐树底下青砖地上冰镇着，从旁边深井里压一桶水上来，胳膊浸进去捞一把出来洗脸，一激灵的清凉。
　　那几年就是这种盛夏才有的干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湿答答的劲儿一扫而空。
　　我一个猛子扎人这世界，一个接一个出差，连气都不换，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边的土墙上，等着天光暗一点录串场，饿了，一个毛头小男孩拿个大馍从我脚下经过，“小孩儿，给我们吃点儿。”
　　他扫我一眼，一步不停边啃边跑。
　　过了一阵子，墨绿的玉米地里，远远两个点儿，黑的是他，还有个红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塑料袋胖大的馍，还有一小袋猪头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黄瓜。
　　我接住大馍一掰，热气一扑，长提一口气，一口下去，手都颤了。那一下，像是水里一抬头，换气一刹那看见自己，蹲在田地中间半垛窄土墙上，为爬墙脱了鞋，光脚上都是土。傍晚风暴快来满天黑，只有长云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