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真不想再这样说我爸了，觉得不好，也不用这样说他，岁数大了不容易，何况他们都只是不会教育孩子。药家鑫不像我这么幸运，他就是没扛过去这几年。”
　　六月七号那天。药家鑫的父亲与他见完面，走回家，从正午的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儿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镜头，眼光漫散向虚空，“我那天去还嘱咐他几句话，我说孩子，现在特别热，走的时候，你要把买的衣服都穿上，那边会很冷，他说我知道。那天去我还给他包皮了点校子，带了他爱吃的火龙果，就刮成瓤弄个饭盒给他。我走回家，人已经没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穿衣服吃饭，够不够，我想看看他。”
　　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写了微博。“好无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骂也好。什么声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耸一耸：“这个房子，我回来时候这半拉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骂声不也是声音，不也是一种安慰吗？当一个人走在一个深山，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时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不早了，药庆卫留我们吃饭，说给你们一人做一碗西红柿面，我们通常不在采访对象家吃饭，这一次大家说好，人忙活的时候，能把心里的事暂时放下一会儿。
　　我们几个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边。他把几个迭在一起的塑料蓝発子拔开给我们坐，在阳台的灶下面条，一面自言自语：“这两个月都没怎么动锅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里没有别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葱花，放在桌上给我们下饭，我说，让他妈妈也来吃吧。
　　他木板板的脸，说不用叫了，脸上表情与张妙父亲一样。
　　走的时候，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蚊帐放着，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药庆卫坐在桌边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脸都垮下来，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间里，我们招呼他，他才反应过来。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耍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

　　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
　　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同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赢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脘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