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勒把门呼地一关，快速下了大理石阶梯，朝汽车奔去。他掉转车头沿下山的路飞快地驶向山下的大铁门。
　　太阳下山了，地上出现了块块荫影，白昼正在消逝。此时，有几件事情涌入他的脑海。当他提到冯·泰波尔一家时，格雷夫的反应意味着两点：一、冯·泰波尔一家还活着。二、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威胁。可他们对谁构成威胁呢？他们到底在哪儿？
　　诺勒想到的第三件事，与其说是种想法，莫如说是种感觉，也就是，他与那大块头对手较量后的感觉。有生以来，他总是很自然地使用自己的力气。因为他高大健壮，动作协调，除了为提高打网球和滑雪技能需要自抗力训练外，从未感到有进行体力训练之必要。所以，他总是极力避开冲突，认为那没有什么必要。
　　由于诺勒总是抱着这种态度，因此当他的继父坚持让他到继父所在的俱乐部学习防身自卫的武艺时，他总是一笑付之，难道这个城市真的回到了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他，赫克洛夫特的儿子竟然也要学习如何自卫吗？
　　碍于继父的情面，他参加了训练。可是训练刚一结束他马上忘记了学的东西。如果说他这次确实用上了一点儿，也完全是下意识的举动。
　　想到自己确实用了点招术，诺勒感到很得意。他还记得卫兵那双眼睛中呆滞的目光。
　　当他拐上下山的路时，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他觉得前排坐位有点儿不对头。由于几分钟前他的那些发狂的举动，他那双历来敏锐的眼睛变得模糊了。他怀疑坐位被搜查过了。这使他很不安……
　　可怕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是狗叫声。突然，两面车窗上部出观了一张张面目狰狞、蓄着长毛的狗脸。
　　一群牧羊犬不停地狂吠着拼命朝车窗玻璃扑来，黑色的眼睛里射出仇恨的、无可奈何的凶光。毛茸茸的上下颚一开一合，口水从四角往外直淌。这凶残的叫声是野兽在到达猎物身旁而又不能将其利齿插入猎物肌体时所发出的失望的哀号。
　　这是群进攻型猎犬，五只，六只，七只，它们爬满了个个车窗，用爪子拼命地扒着玻璃。有一只窜上了车前罩，张着大嘴，把脸贴在挡风玻璃上。
　　诺勒的目光越过这条狗向下一看，山脚下的大门正开始移动，在车灯的光柱里越移越快，拱型的大铁门很快就要关闭！他脚踩油门，紧握方向盘，直到他感到胳膊疼得厉害。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冲去。突然，它向左一拐，冲过石板路，擦着大门唰地一声飞驰而过。车前罩上的那条狗被甩向右边半空中，由于受到这一惊吓，不停地嗥叫着。
　　随着一声高额率的人耳所不及的哨音，山坡上那群狗停下了，聚集在大门之内。
　　诺勒浑身上下汗渍渍的。他控制着制动器，沿大路飞奔而去。
　　车子开到一个叉路口，他记不清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习惯地伸手去拿坐位上的地图。
　　这下他可真感到事情麻烦了。地图不翼而飞了！他选择了左边那条路，接着又把手伸到坐位下面，想看看地图是否掉到了地上。可地上没有。他断定有人从车里拿走了地图！
　　他驱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路口看上去既熟悉又陌生。他下意识地向右一拐，脑子里一味想着必须朝前走。他一边开车，一边寻找着一切能和他从里约热内卢出来时看到的有联系的东西。但他看不到记忆中的东西，有的只是漆黑一片。路朝右转了个大弯儿，接着是急转而上的陡坡。他不记得走过这个弯道，也不记得有这么座山丘。他迷路了。
　　山顶上有块百米长的平台，它的左边是个瞭望台，周围是筑有齐胸高围墙的停车场，墙下便是悬崖峭壁。沿墙竖有一排排装有圆形护套的、投入硬币方可活动的望远镜。诺勒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停车场没有其它机动车，也许很快会开来一辆。想到观察一下地形兴许能判断出所在方位，诺勒下了车，向围墙走去。
　　下边远远的地方有城市的灯光，可是在悬崖和灯光之间只有漆黑一片……不，不完全是黑暗，那里有一排蜿蜒曲折的亮光！莫非是条路？诺勒正好站在一架望远镜旁。他投进一枚硬币，把焦点对准那蜿蜒的亮光。通过观测镜他看到了点点灯火。刚才的判断是正确的，果然是条路。
　　光点间隔距离很大，那是路灯。真不错，看到路灯了，可惜它们的位置不适当，在劈开的巴西森林的小路上……要是他能到达那条小路的起点该有多……咳！望远镜不能再右转了。他妈的！路的起点在哪儿呢？它应该在……
　　身后，从他刚刚爬过来的斜坡下传来隆隆的马达声。谢天谢地！一定得截住这辆车。哪怕冒着被压死的危险。
　　他丢开望远镜，箭步跨过水泥地，朝柏油路跑去。待到他跑到路边，却僵立住了。冲上最后一段斜坡到达瞭望台的是一辆白色默西迪斯轿车。它和停在另一座山头上，在午后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那辆车一模一样。不错，这正是格雷夫的车！
　　汽车嘎然而止，轮胎发出刺耳的噪音。车门开了，从车上下来一个人。
　　借着车灯反射光，诺勒认出来了：他正是格雷夫的卫兵。
　　那个人把手伸向腰间。赫克洛夫特四肢瘫软地站在那儿。那人举枪瞄准了他。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不！这决不可能！
　　第一声枪响如同炸雷一般，就象大地突然崩裂似的，震撼着沉寂的夜空。紧接着又是一枪，离诺勒几步远的路面上石子飞溅，灰尘四起，除了瘫软的感觉外，他身上还保留着本能——他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本能驱使着他赶快逃命。他感到自己危在旦夕了。这太离奇了！自己即将死在一个供游客俯瞰里约热内卢的荒凉瞭望台上！
　　他的两腿已经迈不开步，但还是强迫自己向出租汽车奔过去。哎哟，脚也疼起来了，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最奇怪的感觉。
　　又是两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引起了两次沥青和水泥地面的爆炸。

　　到了车前，为了掩护自己，诺勒匍匐在车门镶板下，伸手去抓车门把手。
　　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这次还伴有另一种炸裂声，那是一声夹杂着玻璃猛烈破碎的巨响。车的后窗玻璃被子弹打碎了。
　　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诺勒拉开车门，一下子钻了进去。他惊慌地扭了一下点火开关钥匙，脚踩离合器。发动机隆隆地吼起来。接着，他猛推了一下变速器，车在黑暗中弹丸般地弹了出去。他猛力地转动看方向盘，车调了过来，差点撞在围墙上。本能告诉他打开车灯，向着下山的路开去。
　　下坡路净是些弯道。他东拐西拐，一歪一扭地在高速行驶中急转着弯，勉勉强强地控制着车子。他感到胳膊疼痛难忍，握着方向盘的两手汗淋淋地不住打滑。他知道，自己随时随地都可能坠入悬崖，都可能在最后的一声爆炸声中丧生。
　　他怎么也记不起究竟用了多少时间，或者，精确地讲，究竟怎样找到的那条装有断断续续路灯的公路。只记得这条路终于出现在他眼前了。一条平坦的、向左延伸的路，通向东方，通向城里。
　　汽车行驶在茂密的森林地带。隐约望去，矗立在柏油路旁的参天大树和密密的森林很象幽谷两侧的山坡。
　　见到对面驶来两辆车，他真想大声欢呼为自己庆幸。车渐渐进入了市郊，路灯密集了，汽车灌满了街道。转弯儿的，直行的，阻塞交通的，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由于看到交通运输产生了一种感恩的心情。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恰好赶上红灯，他停了车。此时，又一种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感激有红灯的存在，它给他带来了短暂的休息，他伸手去掏衬衣口袋里的香烟。乖乖，他竟有心思要抽烟。
　　一辆小汽车从左边赶上来，靠他的车停下了。怎么？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到他定睛细看，这才看清，司机旁边坐着一个人，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那人已摇低了车窗玻璃，正举着一只手枪。这是一支无声手枪，枪管周围布满了小孔。那个素不相识的人正准备向他开枪射击！
　　记勒吓得往后一缩，头一歪，猛地一拉操纵杆，一脚踩下加速器。只听身后哗啦一声，玻璃碎了。出租汽车往前一跃，到了十字路口中央。一辆逼近的汽车见到这情景发疯似地鸣着喇叭。他猛—转弯，以一秒之差避免了一场车祸。
　　香烟早已不在嘴里了，不知什么时候把座位烧了个洞。
　　他的车急驰着进了市区。
　　电话听筒被诺勒攥得湿漉漉的，汗水在灯下闪着光。
　　“喂，你听清楚没有，我说的什么？”他喊了起来。
　　“诺勒先生，请冷静些。”听口气，这位美国使馆的武官有些将信将疑。“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的。我们一定尽快进行外交调查，以便掌握证据。不过，现在已过晚七点，这个时候派人到你那儿去恐怕有些困难。”
　　“什么？有困难？您大概根本没听我说的是什么。我差点儿被人杀死！来看看那辆车吧！连破璃都打烂了。”
　　“好吧，我派人到您的旅馆去取那辆车。”武官淡淡地说。
　　“钥匙在我这儿，叫他们到我房间来拿吧。”
　　“好，就这么说定了。不要离开房间，我还要给您打电话的。”
　　武官放下听筒。说了声我的上帝！听口气好象他刚才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一位亲戚唠叨个没完，正急不可待地等着放下听筒去用晚餐！
　　诺勒有生以来也没有如此害怕过。恐惧感袭扰着他，使他魂飞魄散，连呼吸也困难了。然而，除了那讨厌的渗透全身的恐惧感外，还有某种他还未完全意识到的东西。他动了点肝火，而且这股火气还在不断上升。这使他感到害怕，可又抑制不住它的发展。有人已经开始袭击他了，他要奋起反击。
　　是的，他本想当时就反击格雷夫的。他想用最恰当的字眼称呼他，骂他是怪物、谎言家、教唆犯……纳粹分子。
　　电话铃响了，他象听到了报警器的声音似地猛一转身，防备着别人又来袭击他。为了减轻抖动，他左手握住右手的手腕，急步走到床头桌前去拿听筒。
　　“诺勒先生吗？”
　　不是使馆来的电话，对方操的是拉丁口音。
　　“什么事？”
　　“我必须跟您谈话，而且马上要谈。”
　　“你是谁？”
　　“我叫克拉拉，现在就等在您的旅馆前厅里。”
　　“克拉拉？有个叫克拉拉的妇女昨天给我打过电话。”
　　“她是我妹妹，她现在和我在一起，我们都想马上和您谈谈，我们能不能到您的房间来？”
　　“不能！我什么人也不想见！”枪声、水泥地板和玻璃的炸裂声……这些惊心动魄的声音仍在他耳边响着。他不想再当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靶子了。
　　“先生，请您一定见见我们！”
　　“不见！别再打扰我了，不然，我要叫警察了。”
　　“警察帮不了您的忙，只有我们能，我们非常希望能帮助您。您在查访有关冯·泰波尔一家的消息，我们能给您提供一些情况。”
　　诺勒屏住呼吸．两眼迷惘地注视着送话筒。这一定又是圈套！打电话的人—定想诱捕他！不过，既然他想诱捕，为什么又把圈套张扬出去呢？
　　“谁派你来的？谁叫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格雷夫？”
　　“莫里斯·格雷夫怎么肯和我们这样的人讲话。他根本瞧不起我们兄妹这样的人。”
　　你们是该受歧视的人！格雷夫把整个世界都不放在眼里。诺勒这样想着，紧张的心情安定了些，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问你是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你怎么知道我对冯·泰波尔家感兴趣？”
　　“我们有朋友在移民署工作。他们不是重要人物，只是一般职员。不过，他们能听到、看到一些情况。我们一解释您就清楚了。”这位巴西人的话突然快了起来。他急促地说出一些笨拙的词句，简直使人无法细想也无法重复。“先生，恳求您见见我们，我们掌握一些情况，一些您应该知道的情况。我们愿意帮助您。帮助您也等于帮助了我们自己。”

　　诺勒的大脑急速运转起来，阿雷格里港旅馆前厅总是熙熙攘攘的，人多对安全也是种保障，好比庸俗的话里也常含有点真理一样。如果克拉拉兄妹真的知道些关于冯·泰波尔家的事，我还应见见他们。但不能单独和他们会面，不能到时候孤立无援啊。想到这儿，他从容地说：
　　“你们呆在服务台旁边，离开它至少三米远。你双手放在衣袋外面，你妹妹站在你左边用右手挽着你的左臂。我马上下去，我不乘电梯，因此你们不会首先看到我，而我会先看到你们的。”
　　他放下电话，对自己如上的吩咐感到吃惊。他吸取了经验教训。毫无疑问，这些雕虫小技对那些与秘密世界打交道的变态的人来说是基本的常识，而对于他来说却是门新知识。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克拉拉的手就不能抓住口袋里的枪。他妹妹——或者根本不是他妹妹——也不可能趁他不备时把手伸进手提包皮。他们一定会盯住楼梯口而不会注意他要乘坐的电梯的出口。他马上就会弄清这两个人的来龙去脉。
　　诺勒随一群游客走出电梯。他先和他们在一起站了会儿，满象他们之中的成员。他瞧见服务台前的一男一女正象他吩咐的那样，男的把两手放在身体两侧，女的右手挎着他的手臂，好象害怕自己被冲走一样。
　　看相貌，他们是那么相似。诺勒断定他们的确是兄妹俩。克拉拉大约三十出头儿，他妹妹比他小几岁。两人都是黑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他们衣着简朴整洁，虽没有堂堂的仪表，但在那些穿裘皮衣、着晚礼服的宾客中这朴素的装束倒显得很不一般。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尴尬处境时，脸上现出不安的神色，眼睛里也流露出不可掩饰的惊恐。看样子他们是不会加害于我的，诺勒想。但他马上意识到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旅馆休息空里灯光昏暗，人们都聚集在这儿饮鸡尾酒。他们在靠里面的一个小隔间里找了一张桌子，克拉拉兄抹和诺勒面对面坐下了。
　　走进休息厅之前，诺勒想起大使馆要来电话，便告诉服务台，如果电话来了转到休息室。除了大使馆的电话外，其它一律不接。
　　“请先告诉我，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寻找冯·泰波尔一家呢？”酒送上来后，诺勒便问。
　　“我跟您说过，我们有朋友在移民署当职员。上星期五，移民署各个科室都谨慎地传达了通知：一个美国人要来了解冯·泰波尔家的情况，谁接到这份儿申请都必须通知一个秘密警察局派来的人。”
　　“这我知道，他自称是个翻译。我想弄清他为什么把这些事转告给你们。”
　　“冯·泰波尔一家曾是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克捡拉和妹妹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妹妹便说：“您为什么要找他们？”
　　“这一点我已向移民署解释过了。事情很平常，他们在美国的亲戚给他们留下了一笔钱。”
　　兄妹俩又互相看了一眼。妹妹接着问：“是一大笔钱吗？”
　　“这我可说不好。这件事是保密的。我不过是个中介人罢了。”
　　“是个什么？”哥哥问。
　　“是个第三者，”诺勒说着眼望着那个妹妹：“昨天在电话里你为什么那么害怕？你留下了电话号码，可我给你打电话时，你却说不要打了。这是为什么？”
　　“我……犯了个……错误。我哥哥说那是个大错。给您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是错误的。”
　　“是的。那样做会惹恼德国人。”克拉拉解释说，“如果他们正监视着您，窃听您的电话，就会发现我们在跟您联系。这对我们是很危险的。”
　　“如果他们监视着我，一定会知道你们到我这儿来了。”
　　“我们考虑到这些了，”妹妹接着说，“但我们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你们有什么风险？”
　　“德国人鄙视我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葡萄牙犹太人。”克拉拉说道。
　　“他们现在也那么认为吗？”
　　“当然。我说过，我们曾经和泰波尔一家关系密切。更清楚地讲，约安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和我妹妹原来打算结婚，可德国人不允许。”
　　“有谁能阻止他们呢？”
　　“随便哪一个都能。只要朝约安脑后开一枪问题就解决了。”
　　“天哪，他们简直都神经失常了。”然而，诺勒知道，那些人的头脑都很清楚。诺勒不是早已领教过他们的手段了吗？他自己不就在群峰之颠作过他们的靶子吗？此刻那可怕的枪声仍然在他耳边回响。’
　　“对某些德国人来说，这样的婚姻简直是奇耻大辱。”克拉拉接着说。“有人声称冯·泰波尔一家是德国的叛逆。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些德国人仍然不放弃当年的战争。冯·泰波尔一家在巴西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无论人们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他们都是受之无愧的。由于多年前就该结束的一些情由，他们的处境极为困难。”
　　“你们认为我能帮助他们，对吗？”诺勒问，“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这样认为呢？”
　　“因为那些有权势的德国人想阻止您。如此看来，您的来历也不凡。此外，巴西的格雷夫之流企图阻止您和冯·泰波尔一家接触，这就意味着您对我们的朋友没有恶意。您一定是位能帮助他们的有权势的美国人。”
　　“你是说‘巴西的格雷夫之流’。是不是莫里斯·格雷夫？他是谁？干什么的？”
　　“纳粹分子的首魁，早就应该被绞死在纽伦堡①。”
　　“您认识格雷夫吗？”妹妹望着诺勒道。
　　“我去见过他。我是个建筑师，就找了个借口说我的一个主顾托我看看格雷夫住宅的建筑式样。当我跟他提起冯·泰波尔一家时，格雷夫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地让我滚出去。我开车下山时，他又放出一群恶狗尾随着我。后来，格雷夫的一个卫兵赶上来企图枪杀我。在离城还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又有一个人从车窗里朝我开枪。”

　　“圣母玛利亚！”克拉拉惊异地张着嘴。
　　“不能让人看见我们跟他在一起，”妹妹说着抓住了哥哥的胳膊。然后，她停住嘴，仔细观察看诺勒，好象在问：你讲的是不是实话呢？
　　诺勒恍然大悟，他若打算从克拉拉兄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必须先向他们证实自己就是诺勒本人。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已把这些情况告知了美国大使馆，他们马上会派人来取那辆车作为物证。”
　　克拉拉兄妹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齐转向诺勒。分明可以看出，他则才这番表白正是他们所期待的。
　　“现在我们相信您了，”妹妹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快谈。”
　　“冯·泰波尔一家还都活着吗？”
　　“活着。”哥哥答道，“纳粹分子认为他们肯定在圣卡塔利那州侨民居住区一带的南部山区。那里都是些早年从德国移居到巴西的侨民，冯·泰波尔一家可以隐性埋名在那儿定居下来。”
　　“实际上他们不在那儿，对吧？”
　　“不在……”克拉拉有些犹豫，拿不准该不该讲出实情。
　　“告诉我，他们在哪儿？”诺勒催促着。
　　“您为这家人做的真是件好事吗？”妹妹声音里带着关切。
　　“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诺勒答道。
　　兄妹俩又一次交换眼色，最后决定道出真相。克拉拉开口说道：“他们现在在英国，正如您所知道的，他们的母亲去世了……”
　　“我并不知道这些，”诺勒说，“我对他们家的情况一无所知。”
　　“他们现在改姓丹尼森。约安现在叫约翰·丹尼森，是《卫报》记者。他精通好几国语言，为《卫报》报道欧洲各国首都的消息。长女柯立清跟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位军官结了婚，不知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她的丈夫博门特是个海军中校。至于小女儿贺尔汀，我们对她不甚了解。她有些任性，跟我们一直比较疏远。”
　　“贺尔汀？这个名字很怪。”
　　“这名字很适合她。”克拉拉的妹妹轻柔地说。
　　“噢，是这么回事，她的出生证是医生填写的。这位医生不懂德语，听不懂她妈妈的话。据桑柯立·冯·泰波尔讲，她给女儿取的名字是海尔卡，可是医务人员匆忙之中写了个贺尔汀。那年头儿，人们不会争议那些已落笔成文的东西的，她这个名字也就叫开了。”
　　“丹尼森，博门特……”诺勒重复着这两个名字。“你说他仍在英国？他们怎么避开格雷夫的监视到英国去的呢？你说德国人的势力很大，那么，象办理护照、安排运输的等事，冯·泰波尔一家又是怎么办成的呢？”
　　“约安……约翰……他可非同一般，他是个才华横溢，精明强干的人。”
　　“他很有才能。”姑娘也跟着说。她紧张的面容现出了柔情，“我很爱他，时隔五年了，我们仍然相爱着。”
　　“这么说，你们能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能。”克拉拉说：“时常有人从英国来这儿旅游，他们和我们联系并带来泰波尔家的口信儿，可从来没有见过书面的东西。”
　　诺勒注视着这个内心充满了恐惧的人，疑惑地问，“你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呀？”
　　“一个能要了你的命的世界。”克拉拉答道。
　　此话一点不假，诺勒想。突然，他又感到心口一阵绞痛。那些三十年前战败的战犯仍然继续着这场战争，它早就应该结束了。
　　“您就是赫克洛夫特先生吧？”打招呼的陌生人正站在他们桌前，声音里带着几分踌躇。闹不清自己是否找对了人。
　　“是的，我是赫克洛夫特。”他警觉地答道。
　　“先生，我是美国使馆的人，叫安德森。我能和您谈谈吗？”
　　克拉拉兄妹见此情景同时从位子上站起来，朝隔子间外走去，来人后退一步让开了路。
　　当克拉拉走近诺勒时，小声说了声：“再见，先生。”
　　“再见。”妹妹也轻轻说了一句，伸手拍了下诺勒的手臂。
　　兄妹俩看都没看来人，便急急忙忙奔出了休息厅。
　　诺勒和安德森并排坐在使馆的汽车里。他们务必得在一小时之内起到机场。如果路上稍有耽搁就会误了飞往里斯本的阿威昂卡号班机。到了里斯本，他就可以换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抵伦敦了。
　　安德森答应开车送他，但很勉强，看得出他有点没好气。
　　“如果您能赶上这班飞机离开里约热内卢，”安德森慢条斯理地说，“我就象屠宰场里等着挨宰的肥猪那么听话，乖乖地替您付超速行驶的罚款。您呀，真是存心找麻烦。”
　　诺勒做了个鬼脸说，“我说话你连—句也不信，是不是？”
　　“是的，根本不信，还用我再告诉您一遍吗？那个旅馆根本没有什么小轿车，更没有车窗被打碎的车，甚至连您租过车的记载也没有！”
　　“车就在旅馆！我确实租了车！也确实见到了格雷夫！”
　　“您确实给他打过电话，并没有见过他。我再重复一遍，他说接到过您的电话，商谈参观他住宅的事，可您并未露面。”
　　“他撒谎！我到过他那儿！我离开后，有两个人追杀我。其中的一个我看得清清楚楚……见鬼！我在他家还同他那个卫兵搏斗过！格雷夫这个该死的纳粹分子，时间过去三十年了，可他那纳粹分子的本性有增无减。而你们却象对待政治家那样对待他。”
　　“您说得一点不错，”安德森说，“格雷夫是块特殊材料。他是受保护的。”
　　“我可不替他吹牛。”
　　“赫克洛夫特先生，您完全弄拧了，格雷夫1944年7月在一个叫做狼穴的地方曾参与过谋杀希特勒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