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和李云龙吵翻后，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其实，以他的地位，要想直接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络，资格还差点儿。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哪里会把一个普通军职干部放在眼里？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这是他的老上级了，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这位首长当时相中央文革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地位正如日中天。
　　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做了汇报，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他认为，本市“文革”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来自李云龙，此人仗着资格老，有些战功，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抱有抵触情绪。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似乎很感兴趣，沉吟了半晌才说：“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他是谁的人？哪个山头的？告诉你，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胜负还未见分晓。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但山头确实存在，这是事实。
　　几十年的武装斗争，能没山头吗？从1927年到1929年，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和红26军，抗战时的l15、120、129三个师和新四军，山西决死队，广东的东江纵队，海南岛的琼崖纵队，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哪个不是山头？你查一下，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这一点很重要，党内斗争历来如此，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盘根错节，不把情况摸清楚，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经验，没有几十年的磨练是拿不下来的，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
　　李云龙的简历是明摆在那里的，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长征之前他属四方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煮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接到命令，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淹死了。
　　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他还纳闷了半天。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他想得很简单，到哪儿不是干红军，跟谁干都一样。恰巧他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对于这白拣的一个主力团，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地成了林彪的部下。长征到陕北后，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惟独李云龙没事，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谁敢打他的主意？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三万多人，粮饷枪弹只按三万多人发，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八万人。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黑户”。先是划归到129师刘伯承摩下，后又归了386旅的陈赓。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成了单干户。解放战争开始，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参加了中原突围，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前，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编入华野十一纵队。1949年初，全军重新整编，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A兵团。如此算来，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

　　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康这些元帅，大将们都当过他的上司，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儿渊源，因为他抗战时老部队129师386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这样一来，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儿关系。
　　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马天生，想搬倒一个元帅或一个大将并不难，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离政治旋涡太近了，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由于他复杂的经历，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他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这些将军们不是当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司令，官职虽然不算很大，但都是手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想搬倒这样的将领，政治借口是不太好找的，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
　　马天生认为，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除此之外，别的都是小事。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他凭直觉感到，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着干。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但城府极深，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马天生想，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从他性格上分析，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城市打成这样，他会视若无睹？
　　杜长海死得很蹊跷，马天生可不是傻子，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井冈山兵团”。活干得干净利索，极其专业。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这就有文章可作了。
　　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似乎在考虑什么，过了好一会儿，首长才说：“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知彼知己嘛。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不冲别的，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林总的老部下，谁碰得？
　　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文革‘运动。你要密切注意，以这个人的性格，他迟早要做出点儿事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应该知道，谁想对抗‘文革‘运动，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心想，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1967年2月，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表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惹下弥天大祸，被称为“二月逆流”。此事触怒了毛泽东，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面色阴沉，语调严厉地说：“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公开地反对‘文化大革命‘了……”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要闹个什么结果？把张春桥、姚文元拿去枪毙，把江青绞死，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

　　把北京留给他们？“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嗓若寒蝉，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在广袤的国土上，政治风暴又起，反击”二月逆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受到冲击，70％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造成军事通讯中断，指挥失控，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
　　这段时间，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他们都劝李云龙要做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都说总的感觉是好像国民党又打回来了，反正是资格越老、功劳越大的干部越要倒霉。老伙计们出于好意，都对李云龙说，你小于脾气太坏，硬顶是要吃亏的，有些事能应付则应付，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李云龙说：“屁话，躲还不容易？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可老子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那不成逃兵啦？我的部队咋办？亏你们想得出来，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说归说，骂归骂，李云龙也看出来了，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本市的几派造反组织已经把他恨之入骨了，据郑秘书汇报，街上的大字报，有80％全是冲他来的，封他的头衔不少。“大军阀”、“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绞死李云龙”、“油炸李云龙”，还有“打倒大叛徒李云龙”，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他娘的，老子从来就没被俘过，到哪儿去叛变？
　　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就要有人出来收场了。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这份通知共有八条内容，简称“军委八条”。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这下可好了，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你看：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小郑，你看，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确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下好了，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谁再闹事，就按军委八条办。”郑秘书扶扶眼镜，疑惑地说：“1号，这八条的要领太模糊，比如：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谁是反革命？怎么判断？咱们有评判权吗？说老实话，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呢，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反过来说，那不是反革命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
　　还有，‘要追究‘是什么意思？先不制止，任他冲击？冲完后再调查，要是反革命就追究？怎么追究？是武力追究呢？还是口头声讨一下？还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关键是有人硬要冲击该怎么办？可以开枪自卫吗？可出动部队反击吗？没人告诉你。1号，恕我直言，咱们要真照着这八条去执行，闹不好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请您三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郑波的话有道理，他苦笑了一下，没吭声。

　　郑秘书估计得不错，“军委八条”并没有刹住冲击军事机关的狂潮，反而愈演愈烈，没见哪个部队去“追究”一下，因为文件规定，只有是反革命才能去“追究”。谁能说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呢？
　　特种分队已被李云龙撤回营房，队员们在段鹏和林汉的指挥下，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整理菜园子。特种分队的撤回，使李云龙失去了情报来源，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正在酝酿着什么行动？打，算先从哪里发难？李云龙一无所知，就算这样，他也不打算使用特种分队了，他可不想将来有人以此为借口毁掉这支精锐分队。
　　失去情报来源的将军是痛苦的，他两眼一抹黑，成了瞎子聋子，茫然面对着诡计多端的对手，只能被动地蜷缩着身子，等待对手朝自己最致命的地方猛击，李云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
　　“井冈山兵团”的l号勤务员邹明近来很兴奋。他的死对头杜长海的意外死亡使“红革联”一蹶不振，其组织内部为争夺领导权吵得一塌糊涂，已呈分裂状态。
　　看来，一举扫平“红革联”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派往北京的联络员在北京受到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接见，首长们充分肯定了“井冈山兵团”
　　的革命性，是革命左派组织，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个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这都是非主流的东西，总的来说，这个组织是革命的。
　　当邹明和他的战友们听到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时，心中不由百感交集，转而涕泪涝沦，犹如失散已久的孩子遇到了亲娘，大家热泪纵横，哭着、笑着、跳跃着、拥抱着，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类口号喊得口干舌燥，不知是谁呸咽着唱起了那首极富时代感的抒情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
　　他们是真诚的，没有人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命运却喜欢和人开玩笑。与此同时，“红革联”的战士们也在热泪盈眶地，怀着无比诚挚的感情唱着同一首歌……
　　因为“红革联”驻京联络员也带回了同样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也用同样的语言肯定这个组织的革命性……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是否有点偏爱中庸之道？这年月和稀泥是危险的。
　　这不是吗？“井冈山”和“红革联”这两派组织的广大战士，都向毛主席像庄严宣布：要用手中的枪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补充：这里对；李云龙历史的介绍有一点不准确。红军在草地分裂时，1军团已经前出至俄界，实际只有三军团和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在一起，三军团于深夜主动先离开，并向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四方面军的部队于凌晨发现后上报了指挥部，李特曾率骑兵追赶，但被挡回。而且1、4方面军的团级单位并未混编，所以李云龙团不大可能此时加入林彪的一军团。
　　而且整肃4方面军干部是在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而张国焘出走后并未发起整肃活动，因为那时通过以前的清算活动，张在4方面军干部中的影响力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了。
　　而在历史事实方面则有明显得错误。《军委八条》是1967年1月28日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发布的，而所谓“二月逆流”发生在1967年2月中旬，作者在此颠倒了两个时间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