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光亮和阴影的交织装饰，我们驶到塞耶街十四号，一个阴郁的小伙子递给我们钥匙和加斯东的条子，他为我们租好了这幢房。我的洛对她的新环境瞥也不瞥，本能地朝收音机走去，漫不经心地扭开旋扭，又本能地往堆有一批旧杂志的卧室沙发上一躺，随后以同样盲目却准确的姿势将手伸进灯桌的下面，把杂志放了下去。
　　只要能把我的洛丽塔锁住，我确实不介意住往何处；但是，我想，在我和茫然的加斯东书信交往过程中，他模模糊糊地提到了一间爬满常春藤的砖房。实际上，那地方和黑兹家很相象，这却令人失望(相距仅四百英里)，也是同一种晦暗的灰色砖墙，木瓦屋顶以及暗绿色麻布遮日蓬；内中房间虽然小些，但其厚绒布——薄金属板风格更为统一，房间格局却也基本一致。只是我的书房大多了，从地到天排列着约两千本化学书，我的女房东(此时休假去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教化学。
　　我希望比尔兹利女子学校是所昂贵的日校，能额外赠送午饭，有完善的体育馆，在锻炼所有这些年轻身体的同时，也能对她们的智力给予正规教育。加期东·戈丁对美国情形的判断很少正确，曾提醒我这所教育机构很可能放出的女学生都象他以一个外国人对这类事情的好恶所评价的：“拼写不必太好，但嗅觉必须灵敏。”我认为她们甚至还没有这种成绩。
　　我初次和女校长普拉特会晤，她夸赞我的孩子的“漂亮的蓝眼睛”(蓝色！洛丽塔！)以及我和那位“法国天才”的友谊(天才！加斯东！)——然后把多丽交给一位科莫兰特小姐，她皱起了眉头，象是沉思说道：
　　“亨伯德先生，我们并不急于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书呆子或能够脱口说出和写出谁也记不住的所有欧洲首都，或牢记那些已被遗忘的历次战争的年代。我们关心的是儿童适应群体生活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强调四个“D”：戏剧、舞蹈、辩论和约会。我们面临许多特定的问题。你快活的多丽很快将编入的那个年龄组，对她来说约会、赴约、约会服装、约会书籍、约会礼节意义重大，就如同，比如说商业、商业联系、商业成功之于你的意义，或我的女孩子们的幸福之于我的意义。多萝西·亨伯德已经卷入了社会生活的总系统，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那系统都包括热狗摊、街角的药房、麦芽糖和可乐，电影，方步舞、海滨毛毯会，甚至还有发式观摩会！当然，比尔兹利学校是禁止其中几项活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引导其余的进入更富建设性的方向。但我们确实是尽量漠视云雾，直接面对阳光。简单说，我们采取的教育手段对交流思想比对写作技巧更感兴趣。就是说，我们敬仰莎士比亚和其它事物。我们要求我们的女孩子们自由地与周围活生生的世界交流，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故纸堆里。或许我们仍是在摸索，但我们是理智地摸索着，象妇科医生诊断肿瘤一样。亨伯格先生，我们是以生物体和社会团体的观点进行思维的。我们已经清除了传统上是赠给年轻女子的大量无关紧要的格言，这些格言很早就显出与她们将来主宰自己的生活——愤世嫉俗者还会加上一句——以及她的丈夫的生活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格格不人。亨伯森先生，我们这么说吧：一颗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冰箱摆在厨房里最实用的地方对于未来的家庭主妇也许更重要。你说你希望女孩从学校获得的一切就是扎扎实实的教育。但我们所讲的教育意味着什么？过去，它主要是口头形式的；我是说，你可以叫孩子背下一部百科全书，他或她能消化学校所能给予的一切知识，甚至更多。亨莫博士，你是否想到，中世纪的约会形式对于现代青春期少年已不如如今的周末约会有生命力(霎眼)？——说句玩笑，我听说比尔兹利大学的精神分析学家数日前还允许自己约会了一次。我们不仅生活在思想的世界，还活在物质的世界。不经实践的言辞是空洞的。多萝西·亨莫森怎么能对希腊和东方人的奴隶和妾室感兴趣呢？
　　这场演出令我甚为惊奇，但我对两位和学校有关的聪慧女士谈时，她们都断言女孩子的读书之风确实很盛，所谓“交流”的原则多少近于大吹大擂，目的是给旧式的比尔兹利学校增添些许现代特征，尽管实际上它仍一本正经如同对虾一样。
　　这所学校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说来一些读者可能觉得好笑，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这么长大的。街对面，就在我们屋子的前边，我注意到有一条长满野草的荒沟，还有些五颜六色的灌木丛、一堆砖头和零星几块厚木板，以及低质的淡紫色泡沫和镀铬的秋天路边花；从那条沟恰巧能看见与塞耶街平行的一条微亮的学校小径，紧挨着着就是学校运动常除了心理上的舒适以外，这种错落有致可使多丽的一天与我自己紧密相连，我立刻预见到我将拥有的乐趣：通过高倍数双筒望远镜，我能从书房兼卧室欣赏课间休息时在多丽周围玩耍的其她女孩子，能按统计学的方法，分辨出她们中间性感少女的比例；不幸的是，就在开学的第一天，工人们来了，在离沟不远的地方修了围墙，不久，一座黄褐色木制建筑又在围墙外边立了起来，完全挡住了我的幻境；但当他们刚刚装上足以破坏一切的材料以后，那些荒唐的建筑工又宣告暂停，再未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