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一刻左右，我们回到办公室（除了珀西，他被勒令把储藏室打扫干净，在整个干活过程中一脸阴郁），我有个报告要写。我打算在值班桌上写，要是坐进了更舒服一些的办公椅，我很可能会瞌睡过去。想到一小时前才发生的事，这一点可能听着让人奇怪，可我觉得，自前一天夜里十一点以来，我像是足足过了三辈子彻夜无眠的生活。
　　约翰·柯菲站在囚牢门前，泪水从他那漠然而空洞的眼睛里不住涌出来，让人觉得像是鲜血从某处无法愈合却又并无痛楚的伤口中流出。
　　靠桌子近处，沃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身体左右摇摆，哼着一支显然是他自己编造的歌曲，而且还并非全然胡诌。就我所能记得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去－烧－烤！我和你！
　　又红又臭呸呸呸！
　　不是比利，也不是费城的小菲利，不是杰基，也不是罗伊！
　　而是热乎乎的小个子，那条滚烫的蔫黄瓜，那人名叫德拉克罗瓦！
　　“闭嘴，你这神经病，”我说道。
　　沃顿一咧嘴，露出一口臭烘烘的牙齿。他不会死，至少还没死；他活着，活得很开心，事实上正在跳踢踏舞。“来呀，进来让我闭嘴，怎么样？”
　　他开心地说着，然后开始哼起了又一段“烧烤歌”，歌词并非完全是唱到哪儿编到哪儿的。歌词里似乎有些什么东西，没错。是一种发霉发臭的智慧，从它本身来看还不失几分聪明。
　　我朝约翰·柯菲走去。他用手掌擦了擦眼泪，双眼通红，看上去像被擦伤了似的。我觉得，他一定也筋疲力尽了。这家伙一天也就绕着训练场跑上两小时，其余时间在牢房里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怎么会筋疲力尽，我不知道，但我丝毫不怀疑我亲眼所见，太明显了。
　　“可怜的德尔，”他说话的语调低沉粗重，“可怜的老德尔。”
　　“没错，”我说，“可怜的老德尔。约翰，你没事吧？”
　　“他解脱了，”柯菲说道，“德尔解脱了，不是吗，头儿？”
　　“是的，回答我的问题，约翰，你没事吧？”
　　“德尔解脱了，真幸运，管他发生了什么呢，他真是幸运。”
　　我觉得德拉克罗瓦也许就此和他争论过，但我没说出口。我只是朝柯菲的牢房瞥了一眼，“叮当先生哪去了？”
　　“朝那里跑走了。”他指指铁栏外面，大厅对面的拘押室门。
　　我点点头，“嗯，他会回来的。”
　　但是他没有回来；叮当先生在绿里上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唯一一次发现他的踪迹，是布鲁托尔在那年冬天看到的：几小片色彩鲜艳的碎木片，加上从屋梁上一个小洞里散发出的薄荷糖气味。
　　当时我很想走开，却没有走。我朝约翰·柯菲看看，他也看看我，好像很清楚我在想什么。我暗暗命令自己走开，回到值班桌边写报告去。
　　但是我却喊出了他的名字：“约翰·柯菲。”
　　“在，头儿，”他立刻说道。
　　有时候，执意要想知道某件事情的人真的会倒霉，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我单腿跪下，开始去脱其中一只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