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似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中国美学史。和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相比，我觉得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更是一种自我理解的心灵书写；而《中国美学史大纲》则更多的是倾向于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规范语境内严谨客观的介绍。所以读《美的历程》，对于我这样的初学来说，更能激发兴趣和阅读冲动。读完《美的历程》，我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或变幻或相承的美学内涵。“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流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志，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历程”；“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和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那么尽管如此匆忙的历史巡礼，如此粗糙的随笔札记，对于领会和把握这个局大而重要的成果，该不只是一件闲情逸致或毫无意义的事情吧？”如李泽厚先生在这本书的开篇和结语所所的两段话一样，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的确有一种“匆匆巡礼”的感觉，他把自己对中国远古到明清的美学认识以最为代表性的事件、最直接的风格和手法向我们呈现出来。但是这种“匆匆巡礼”虽匆匆但不零乱；虽巡礼但不空洞。于我而言，李泽厚先生的这部美学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我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和求知欲，从而在其启发和指引下进入美学的探究和学习。
　　搭乘李泽厚先生的沉重列车，从苍茫神秘的远古驶来，一路的站牌是那样的斑驳而绚丽。每一个站牌地下都工工整整地刻着两个字：“思考”。在这列火车超时空的行驶中，我在远古时代和楚国停留的时间最长，有时候还意犹未尽，让这辆列车倒着开，反反复复。因为在这两部分的论述和思考中，一方面，李泽厚先生在他的角度上引导我进行自我思考，但在另一方面，我对其在关于楚汉浪漫主义的论述中的合理性在自我理解的角度上产生怀疑。
　　一、 作为图腾与作为艺术
　　在“远古图腾”中，李泽厚先生说到：“对使用工具的和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尽管两者似乎都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将人作为超生物存在的社会生活外化和凝练在物质生产工具上，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练在这些所谓的‘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前者是现实的‘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后者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这段精辟的论述将远古图腾文化的形成的必然和自然趋势表达得清晰易见。根据李泽厚先生的有关论述，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远古图腾究竟是不是审美创造？在这种远古图腾的形成原因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图腾是原始人类“物化活动”和“物态化活动”的结合生成，那么从“物化活动”层面，这本不可看作是一种审美活动和创造，但是回归到“物态化”层面将其称作审美活动却又十分合理了。图腾的最初产生不可能是一种自觉地审美创造，它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类所特定持有的某种观念的外化，一种图腾的色彩和形状必然包皮含着原始人类某种在偶然情景之中所广为接受的含义。从而在这种含义的延伸深化之下，一种色彩或形状就在远古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保存下来，并在特殊的情境下（比如饥饿之时很容易地捕获了大量野兽，首领毫无征兆的突然死亡等等）激发在他们心中的那种深刻的意识观念，并不自觉地将这种意识观念赋予某种神奇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的巫术就应运而生了。这只是我自己理解的结果，不知道是否符合李泽厚先生的意思。我想象地举一个事例（在我来看来，我们几乎没法举出绝对真实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状况，因为依照我以上的理解，这种图腾形成到意识观念的形成的前提，是基于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把握的偶然性和原始人口类思想的主观性之上的），比如在原始人类某一天正常的生活中，突然电闪雷鸣，引发大火，引得从林中的动物全都逃跑，而这些野兽又恰好逃到他们所生活的地方，使得他们不费一丝气力就捕获很多野兽作为粮食。那么也许他们就会把这看作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恩赐，并在恐惧与感激中接受这种恩赐，并把他们所看到的诸如闪电、大火的形状和色彩视为这种巨大神秘力量的象征，于是在他们的图腾中便出现了诸如闪电和火焰的形状，并涂上他们眼中闪电、火焰的颜色，作为图腾和巫术的仪式符号膜拜。渐渐地，这种颜色、形状化作一种观念植入他们的心中，并外化为将其作为自身的保护神。除了固定的图腾之外，他们可能会把兽骨、石木等物体雕成那样的形状佩戴以求赐福，久而久之，这种形状和色彩就会被普遍接受和喜爱，慢慢地添入人为的加工，形成最初的所谓的“装饰品”，那么这个时候，在图腾崇拜的前提下，对于这样的反复制造和喜爱便在一定程度上衍化成一种审美意识了。而后，李泽厚先生论述的原始歌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形成过程和审美阶段。

　　二、“神秘浪漫主义”与“现实浪漫主义”
　　从远古的图腾意识到夏商的青铜艺术，其内在的形成过程都与之关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和变革时期”的先秦，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集权导致的思想活跃的特殊历史环境里，先秦艺术在儒道互补的大线索指引下渐趋理性。在这样一个历史大潮中，由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到汉朝的人类的大举胜利形成了不同现实环境所导致的浪漫主义，在“楚汉浪漫主义”的论述中，李泽厚先生论述的相对简单一些，我觉得，李泽厚先生在探讨楚汉浪漫主义形成的内在原因时，并不是十分具体。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我感觉到李泽厚先生在艺术审美层面将其并列论述，当然有其合理性，如对“琳琅满目的世界”和风格“气势与古拙”的概括。但是，我看这一部分的三个标题：屈骚传统、琳琅满目的世界、气势与古拙中感到，所谓的楚汉浪漫主义，在后两个标题内，似乎只是在论述汉代的浪漫风格以及审美意境。看过后感觉将楚和汉相联系起来的这一部分的，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大处相同的“浪漫主义”风格，而并没在内在的精神探究来阐发这两种浪漫主义的实质性不同。我认为在论述浪漫主义这样一个命题时，楚汉并不能并列论述。当然，单就阐述这一审美风格的角度我没有异议。
　　我觉得所谓的浪漫主，在楚汉时期实质上是不同的，首先，以屈原为代表的屈骚传统形成，在社会层面是生产力相对地低下的结果；但在以汉赋、画像石、壁画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却是生产力相对发达的结果。由于南中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政治存在，使得其“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所以就屈原作品，单从审美角度，撇开所谓的政治抱负和苦恼来看，“美人香草，百亩芝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流沙毒水，八龙婉婉……”如此等等无不是在这种基础上保留而来的浪漫手法；汉代由于其政治体制的强大，生产力的发达，使得人们将更多的关注视角转移到现实生活中来，“你看那长袖善舞的陶俑，你看哪奔驰的马，你看那说书的人，你看那刺秦王的图景，你看那车马战斗的情节，你看那卜秋千壁画中的人物动物的行进行列……”，可见汉代的浪漫主义更是根植于由对自我的信任和战胜自然的雄心引发出来的一种“现实浪漫”情节，是一种带有“古拙”的浪漫。而正是这种“古拙”使得汉代的艺术的运动感、速度感、韵律感变现突出，在这种由于“古拙”而导致的“自由”中弥漫着浪漫主义情调。所以从这样一个层面就可以探讨出楚汉浪漫主义的另一个差异的地方即审美内涵上的不同，楚的浪漫主义更多的根植于脱离现实的神话思想和神秘主义，我将其称之为“神秘的浪漫主义”；而汉代的浪漫主义则更多的根植于人类思想征服心态和对生活的真切感受的基础上，我将其称之为“现实的浪漫主义”。虽然李泽厚先生在论述汉代艺术所体现的浪漫情调与远古图腾的区别，但是并没有清晰阐述不同社会现实环境和思想意识形态下所导致的不同的浪漫主义的区别。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对浪漫主义的阐述，可以将远古图腾歌舞和楚域屈骚传统，将汉代画像石、壁画、汉赋艺术和盛唐诗歌、明清的浪漫洪流加以比较来探寻浪漫风格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内在线索和精神实质。如在《美的历程》中李泽厚先生在“佛陀世容”部分中以“悲惨世界”、“虚幻颂歌”、“走向世俗”对魏晋，初、盛唐，晚唐、宋以及延伸至明的宗教文化的论述。

　　三、宗教艺术与诗人之死
　　在对“佛陀世容”的三个部分的探讨中，李泽厚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历史眼光观察艺术现象的视角。在这一部分的阅读中，李泽厚先生也引发了我对艺术家自杀命运的思考，我固执地认为这也应该是美学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会由此联想到这样的问题上来，主要是因为在李泽厚先生在对宗教艺术的探讨中，将三个时代人们对于宗教的不同认识而导致的不同总宗教文化中，我觉得在历史进程中，我们无法摆脱宗教文化的影响，虽然进入现代社会甚至是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宗教被解构，但是我认为，这是根本无法可以解构和回避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扎根太深的宗教文化意识，不管你是否承认，即使你觉得自己已经摆脱了宗教，但是宗教意识早已在意识形态层面转化为对生存信念的探寻这一永远困扰艺术家的问题。从另一种角度关照世界，颠覆传统的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同样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人生意义的价值问题一直以来是一个及其复杂而困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上，不管是西方古希腊宗教传统和犹太—基督教精神，还是中国道家思想，都得出来一个命题，这就是现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正是这种无法摆脱的宗教思想导致了中外历史很多艺术家（特别是诗人）的自杀。中国的超脱主义和西方的救赎主义在这个层面上似乎解决了人类的生存困境问题，但是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于逍遥》中所说，“超脱主义并不倡导自杀，但所有的超脱主义、厌世主义在逻辑上都无法避免肯定自杀”。既然现实本无意义可言，但是对意义的执著追寻又让这些艺术家们无法陷入了这样同一个悖论中，向世界索求意义、赋予世界以意义成为了诗人的使命所在，但是在思考生存状态的焦灼思考中，又因为无情的现实和常人的无法理解让诗人继而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的信念缺失状态。既然生存的信念不复存在，自杀就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道：“……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都是面包皮”。屈原、叶赛宁、茨威格、马克•吐温、托勒、普拉斯、马耶科夫斯基、法捷耶夫、顾城、海子……继续罗列我们会发现一串惊人的名单。刘小枫说：“诗人自杀不是日常事件，而是信仰危机事件。”那么我想这一连串自杀艺术家的名单是否也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构成一段痛苦的“美的历程”？

　　四、艺术大师与审美个体
　　在《美的历程》“宋元山水意境”部分中，李泽厚先生探讨了五代和北宋的“无我之境”和元代到明清的“有我之境”。所谓“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自觉认识到”；而“突出强调笔墨”的“有我之境”侧重于“如何通过或借助某些自然景物、形象以笔墨趣味来传达艺术家主观的心绪观念”。不管是“无我之境”还是“有我之境”，其实都是艺术家们的内在信仰信念在作品上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延伸。和上面由“佛陀世容”引发的诗人之死的问题相关联，艺术家同样是在一种生存理念的指导下来进行艺术创作，除却直观上的审美快十感外，在“美的历程”中，如何通过呈现在眼前的艺术作品来深度挖掘潜藏在背后的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探究处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中的艺术家的特殊思想状态显得更有价值。马克思关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就是强调这样一个审美态度。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处处渗透着这种思考和态度，在十个部分的阐发中都以历史的关照和意识形态的探寻为出发点，从而更加深刻的让我们了解到在这段历程上各个时期不同美学思想和审美态度。
　　在结语部分，李泽厚先生在讨论关于诸如此类的“巡礼”的探究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对艺术客观规律的探寻的意义时说到：“只要相信人类是发展的，物质文明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最终（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生活的前进，那么这其中总有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通过层层曲折渠道起作用，就应可以肯定”。这种规律的探寻的意义所在，我是赞成李泽厚先生的看法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下，我似乎怀疑人类的思想状态的发展历程，关于艺术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各个层面上的问题，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现代叔本华、尼采、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等，为何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他们何以以超越时空的眼光看到了现在甚至以后，而我们却一直在这些伟大的哲人、艺术家的神圣形象中不断摸索，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我们对于生产力和艺术发展之间关系规律的认识，我觉得这不免是紧密联系现实，与现实存在的社会学相结合的思考成果，但是诸如以上那些艺术家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规律我们现在又真正认识多少呢？从现代派的沉重崛起到后现代的解构，我们并不是达到了一种理解前人伟大思想前提上一次超越，而是更多立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状态相结合基础上，从另一个层面的突破，如现代派的乔伊斯等人，他们给我们的不是对前人伟大艺术家的明晰理解，而是在另一个层面和他们一起又为我们竖起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是观能满足的兽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它在审美心理上是某种待发现的数学结构方程，它的对象化的成果是‘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form）。这也就是积淀的形式，美的形式”。在美学层面上，李泽厚给人性的定义也说明了我们因该以怎样一种姿态去对待艺术、对待生活中和意识中的美，正像李泽厚先生在最后所说的，《美的历程》也告诉我们——
　　美的历程是指向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