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服从多数”的危险——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每个人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这十几年的教育当中，恐怕都经历过选班干部的经历。投票、唱票，最后得票最多者当选。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体现。往大了说，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一个集体如果遇到一时无法决定的事情，便实行民主集中，投票决定。这种决策方式尊重了大家的意见，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几乎形成了思维定式，已经成了一个真理。
　　然而，在企业管理中，有时却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会发现“投票决定”并不适用。比如，五个年轻人合伙投资开了一家鲜花礼品店，各自的投资金额也大体相当。那么，他们对礼品店是如何管理的呢？由于他们当中没有“大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决定话语权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出某项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来表决，可不可以呢？表面看来，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为不会出现支持方和反对方人数相等的局面，最多也就是三比二。然而，这几个股东的实际做法却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采取的是：“所有决策，只要有一人反对，便不能通过”。原来，在这时实行的是“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做法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有时会被搁置呢？仍以上边的鲜花店为例。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此时采用投票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将很可能使企业陷入巨大的风险。企业运作，关键是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试想，假设在其中至少有一个投资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决策，这个反对者就成了鲜花店最危险的环节。不难想象，一个认为决策不可能成功的人，一个投反对票的人，在执行时的干劲、结果将会怎样。
　　“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的结果，并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至少还有反对者存在），这一现象很早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肯尼思·阿罗将这一研究应用到社会更广阔的范围，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它的基本内容是：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偏向，同时又要在多种方案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仅仅依靠民主制度，将不会得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以下这个事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它具有法律强制性，有效地保护了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在美国，政府也同样规定，本国公民必须完成高中的义务教育，否则即视为违法。然而，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阿密绪人却成了这一法规的反对者。原来，阿密绪人的宗教规定：本族人一旦过了15周岁，就不能受教育，只能务农劳动。由此，发生了大批警察强制阿密绪少年入学接受教育的暴力冲突事件。阿密绪人上告法院，要求维护自己的“不受教育权”。

　　阿密绪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少数”，挑战的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判断，他们绝无胜诉可能，因为法律体现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志”。然而，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诉讼后，l972年美国大法官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判决：保护阿密绪人的“不受教育权”。判决认为，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不能压倒少数人的宗教自由，阿密绪人选择的教育方式并没有损害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认定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有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阿密绪人就是“错误”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在最终选择了“多数服从少数”的方式，但却充分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尊重多数，同时保护少数，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这就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多数”与“少数”并重的现代民主原则。

　　历史多次证明，“真理有时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科学文明的开拓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科学上实行“多数决定少数”，只能使科学倒退。同样，如果艺术贯彻这一原则，就会丧失发展的余地。具体到企业管理，企业中大多数人毕竟都是普通人，智者往往只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意味着智者需要服从常人，而我们不难想象，在日益激烈、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依靠常人去作出决策，必然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实际上，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以及频出商业巨子的潮汕人在管理过程中，“多数服从少数”哲学得到了非常普遍和坚决的执行。当然，这里的“少数”是指洞悉市场、有着远见卓识的少数。
　　然而，在企业决策中也会出现“多数”和“少数”都是智者的情况。这时该如何决断呢？首先，必须关注反对意见，对其进行充分的分析判断；其次，如果条件允许，要适当延迟决策，只要决策层中有人持反对意见，就暂缓实施，进一步论证。在许多时候，如果拿不出让所有决策者都满意的计划，就宁愿停止实施，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来决定方案，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