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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得不谈论起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发现在这个平原上，除了肖潇，他们真的找不到其他人来商量如此重要的事情了。“我们想，”廖萦卫的头越沉越低，“是否把孩子送到……林泉？”
　　我愣了一下。
　　“我是说，林泉精神病院……”
　　我当然知道，只是默不做声。我有些担心，那样就等于对孩子和孩子周围的人宣布他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事可得好好想一想。我建议先请医生来看一下，也许他目前的样子并没有想象那么严重，不需要住院，可能仅仅需要镇定一下，打打针吃吃药……
　　妍子已经忍了好久，这时还是流出了眼泪：“我们已经请过了很多医生。你知道，到市里去请医生要花很多钱。廖若不愿去医院，我们每次都雇车把医生接回家，可医生开一点儿药就走了。他们都认为不能拖了，最好尽快送到林泉去，说别耽搁了。我们一听‘林泉’两个字心就凉透了。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送到林泉，他这一辈子……”
　　我斟酌着，最后说：“到林泉去是为了治病，病好了就回来。如果的确需要……反正医生会根据病情从长计议的……”

　　廖萦卫听了我的话却不停地摇头：“他的病不是林泉能治好的！”
　　妍子看一眼男人，又看看我。
　　廖萦卫目光凝在地板上，仍然摇头：“不是那么简单。孩子的病不是那么简单。我晚上睡不着，差不多一直陪着他失眠，这恐怕不是单纯靠药物……”
　　我注意到廖萦卫眼圈发青，双眼有些浮肿。
　　“我睡不着，想了很多。孩子的病根很深……他不是一般的孩子，我是说只有家里人才知道他是怎样的孩子，跟别人说这些他们不会明白的……廖若从小容易激动，思维一直是跳跃式的……”
　　妍子有些激动：“‘跳跃式’，那应该不是问题——这与他的病没有关系。我们的孩子是最正常、最聪明的孩子！”
　　廖萦卫转向我：“这孩子真的特别聪明，他非常敏感。我很早就知道，对这样的孩子可不能伤害。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什么——你知道，有人就是特别敏感，这是一种天性，你不能伤害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往往也特别脆弱……”

　　妍子说：“是的，他几乎不能受一点点伤害。记得他刚入学的那一天逮了一只彩色的鸟，爸爸专门为它买了一个鸟笼。可他一转眼就打开窗户把它放掉了。我告诉萦卫说孩子把鸟放掉了，萦卫开始还不信，这么好看的一只鸟怎么舍得呢？他当时沉着脸：它自己飞到你屋里来，这多么巧啊——你怎么马上就把它放了呢？他只说了这样几句，可是一整天廖若的神色都不对，到了晚上还跟我们解释说：彩色的鸟本来就该在林子里，它需要自由自在——它有妈妈爸爸，有奶奶和爷爷，它们会急死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放掉，我们不应该为了自己高兴就把它关在一个小笼子里……他这样说着也倒罢了，谁知竟然大哭起来。我到现在也忘不了他当时哭得多么厉害。他大概在想那只鸟儿走失以后，鸟儿的一家人会多么难过着急吧，所以他对爸爸特别生气，也很失望……”
　　廖萦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妍子说下去：“你看，我们一直很谨慎地对待他。他多么善良，为一只鸟哭成那样——这个脾性像谁呀？我觉得他爸和我都是粗粗拉拉的人。我们却生出了这样一个孩子。他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太大的刺激，所以骆明的事情就让他受不了。他和骆明成天在一起，交换书籍看、去影院，一块儿到林子里玩。还有唐小岷——他们三个真是太好了……”

　　廖萦卫说：“他们三个在一块儿谈论看过的影片，谈音乐、莫扎特，”他说着瞥了妍子一眼，“当然是受我们影响……”
　　我却在想：在这样的一片平原上，从小谈论莫扎特的孩子太少太少了，这在当地大概一个都不会有吧。还有钢琴，这屋子里的摆设和气氛，都与当地人差距甚大。这其实只是一种概念——一种来自西方的“概念化的生活”，是他们两个人读书时形成的，这会儿正一点点营造和追求，并努力使之落到实处。这在他们来说是勉为其难的，但他们不愿放弃。我的目光不由得转到了那架钢琴上——那时廖若和几个同学就围在旁边，它叮叮咚咚的敲击声把三个孩子越引越远，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在风中飞升，只等有一天回到泥土上生根……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又有些自责。不过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个平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