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高地举起斧头。
　　我一边尖叫着“闭嘴，闭嘴，闭嘴！”一边把那把斧头砍向了他的后脑勺。
　　一个再奇怪不过的声音，有点儿湿湿的，有点儿闷。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的身体蜷缩起来，然后，他面朝下倒在了地上，把自己的两只手和那块木头都压在身体下面。他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
　　我愤怒地颤抖着，弯下腰看着他的身体，大声喊：“这滋味怎么样，你这个变态的混蛋！”
　　整片树林都是静悄悄的。
　　他金色的卷发上留下一道鲜红的印记，鲜血从他的头旁边流下去，滴答，滴答，滴答，滴到干枯的泥土上，迅速淌成了一片不断扩大的血泊，然后，那滴答声也停止了。
　　我等着他转过身毒打我一顿，时间一秒秒过去，一分分过去，我的心跳渐渐平缓下来，我深吸几口气。那斧头并没有把他的头劈开，但斧头旁边他金色的头发已经被血染得通红，闪着深红的光——头发的一半已经嵌进了他的脑壳里，还有一些头发似乎被砍断了。一只苍蝇飞下来，在伤口旁边打转，然后又有两只飞来了。
　　我拖着发软的腿，走回小屋，我用手抱紧自己颤抖的身体。笔直向上的斧柄和他头部周围那片鲜红的血迹一直在我的眼前摇晃。
　　我走进小屋，觉得应该安全了，我把自己汗湿的裙子脱下来，把淋浴的热水龙头打开，直到水烫得快要让我脱皮为止。我抖个不停，在浴缸里坐下来，把下巴搁在自己膝盖上，然后用手紧紧抱住膝盖，好让它们不再抖了。滚烫的热水冲到我低着的头上，我搂着自己，努力想要弄明白我到底干了什么。我还是不确定他真的已经死了。像他那样的人应该死于一颗银质的子弹，一支从十字弓上射出的利箭，或是一次严重的心脏病才对。如果他没有死怎么办？我应该摸一下他的脉搏。如果他现在正挣扎着回到小屋怎么办？虽然我身上淋着滚烫的热水，一想到这里，却还是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我觉得他随时会朝我扑来，我慢慢打开浴室门，白色的蒸汽飘到了外面空荡荡的房间。我又慢慢地从地上把裙子捡起来，套在身上，再慢慢地走到小屋门口，慢慢地把耳朵贴到冰冷的铁门上，听着外面的动静。一片寂静。
　　我试着去拧门把手，希望它没有自动上锁。把手转动了。我把门打开一条缝，从门缝里往外看。他还躺在那片空地的中央，姿势都没有变，但太阳的位置已经变了，插在他头上的斧柄像日晷仪一样，投射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紧张万分，打算随时狂奔逃跑，我慢慢向他靠近。每走一两步，我都要停下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注意着一丁点的动静。等我终于走到他旁边的时候，他的身体看起来有点儿奇怪，他的手臂被压在身体下面，这种趴着的姿势让他显得很瘦小。
　　我屏住呼吸，把手放在他脖子上，检查着他的脉搏。他确实已经死了。
　　我慢慢往后退，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想要想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摇椅每摇动一下，我的脑子里仿佛就在重复着，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夏日的午后，小屋和周围的空地让我有种田园牧歌般的感觉。河水也很平缓，没有了春天暴雨后的咆哮，只是轻轻流淌着，偶尔会有知更鸟、燕子或蓝松鸦发出婉转悠扬的鸣叫。这场血案唯一的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苍蝇，在他的伤口和那摊血泊周围疯狂盘旋着。我想起了他的那句话：大自然自有安排。
　　我自由了，我却并没有觉得自由。只要我还能看见他，他就还存在着。我必须把他的尸体处理掉。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混蛋点把火烧了，但现在是夏天，天干物燥，我可不想引起一场森林大火。而且，地上的泥土又干又硬，挖个洞把他埋了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能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虽然我已经确信他死了，但我总感觉他还是会来伤害我。
　　工棚。我可以把他锁在工棚里面。
　　我走回他的尸体旁边，把他侧翻过来，在他衣服前面的口袋里找钥匙。找到以后，我咬着钥匙环，伸出双手抓住他的脚踝，但马上就松手了，因为我碰到了他腿上的皮肤，还是暖暖的。我不知道人死以后要多久身体才会变冷，他就那样躺在阳光下，我又感到一阵恐惧，又检查了一次他的脉搏。
　　我再次抓住他的脚踝，不去理会他身上的余温，我想把他倒拖着走，但只把他从木柴堆上拖了下来，他的尸体掉到地上的时候，头上的斧柄摇晃了一下。我努力压抑住喉咙里泛起的恶心，转过身背对着他，想这样把他拖走。还没拖几步远，我就得停下来歇一口气，我的裙子已经汗湿了，汗水滴到眼睛里。工棚并不远，我却感觉好像是远在天边。我的眼睛到处搜寻，希望能找到别的方法，我看到了那辆小推车。
　　我把推车推到他尸体旁边，做好了再次碰到他皮肤的心理准备。我不敢看那把斧头，我抓住他的手臂，想把他的两只手从他身体下面扯出来。我眼睛看着别处，抓住他的胳膊，我的鞋跟扎进了土里面，我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把他举起来，却只举起10厘米高。我两腿叉开，站在他后背上方，又想试着把他的腰举起来，举了还不到10厘米高，手就开始发抖了。看来，唯一一个让他进推车里的办法就是让他重新活过来，自己爬进去。

　　等一下。如果我能有什么东西把他的尸体裹起来，也许能把他拖走。床下的地毯不够光滑，在地上可能拖不动。我也没有在柴火堆旁边发现防水布，他一定有防水布油毡之类的东西，也许是放在工棚里面的。
　　我拿着他那串巨大的钥匙串，试了五把，终于把工棚的挂锁打开了。我的手抖得厉害，像是第一次来偷东西的小偷。
　　我以为还会看见那头鹿挂在工棚的天花板上，但并没有。在冰柜上面的一个架子上，我找到了一块橘红色的防水布。我回到他尸体旁边，把防水布铺开，我想，他头上还插着那把斧头，我要怎么把他推到防水布上来呢。
　　该死。我必须把斧头拔出来。
　　我握紧斧柄，闭上眼睛，用力去拔，一动不动。我更加使劲地再拔了一下，一想到拔出来以后可能出现的鲜血喷溅的场景，我觉得自己都快要吐了。但我必须快点儿把斧头拔出来才行。我双脚站在他肩膀两边，紧紧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终于把那斧头拔出来了。我把斧头一扔，弯下腰，干呕起来。
　　等到我的胃稍微舒服了一点儿以后，我在他的尸体旁边蹲下来，尸体的另一侧就是那摊血泊，我把他推着滚到了防水布上。他仰面躺着，黯淡的蓝色眼睛盯着头顶的天空，橘黄色的防水布上留下了一道模糊的血痕。他的脸已经白了，嘴也是歪的。
　　我赶紧把他的眼睛合上——倒不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而是不想让它们一直盯着我。现在好了，再过几秒钟，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就再也不会看到那双眼睛了。
　　我背对着他，抓起防水布的两头，向前弓着腰，就像拉着沉重的负荷的一头老牛，朝工棚挪去。把他拖上门口的斜坡可不容易，因为他老是在防水布上往下滑。最后，我只好又把防水布扯出来，把他重新放好，再把防水布的另一头折过来。然后，同时攥着防水布的两头，又是扯，又是拉，又是拖，终于把他弄进了工棚。中间有一次，他的一只手掉了出来，碰到我的膝盖。吓得我赶紧松开手，往后躲闪，把头撞到了一根柱子上。痛得要命，但我已经顾不上痛不痛了。

　　我把他的手塞进防水布里，再用防水布把他的整个身体都包皮皮起来。我找到了一些绳子，紧紧把他的腿和上肢捆住。我一边把他包皮皮得像个木乃伊一样，一边不断对自己说，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了。但内心，却无法相信。
　　我又渴又累，浑身大汗，脑子里嗡嗡作响，全身酸痛。我把工棚锁好，走回小屋，找点儿水喝。喝完水，我躺在床上，手里还抓住他的那串钥匙，我看到了他挂在钥匙串上的一个怀表。现在是五点——这是近一年来，我第一次自己知道了时间。
　　一开始，我什么都没有想，只是静静听着怀表指针的滴答滴答声，后来，嗡嗡作响的脑袋终于安静下来，我开始想，我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但我为什么没有觉得自由了呢？我杀了一个人。我是杀人凶手。我其实和他一样。
　　我唯一摆脱了的不过是一具尸体。
　　在我回来以后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愚蠢地以为，如果我能一次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讲清楚，他们就不会再纠缠我，不会再给我打电话或是埋伏在我家周围了。发布会上，一个秃顶的男人高举着一本《圣经》喊道：“不可杀人。你会下地狱的。不可杀人。你会下地狱的！”几个旁人把他拖走时，大家都发出了惊叹的声音，然后转过身看着我。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有人把一个话筒塞到了我面前。
　　“你对他说的话有什么回应，安妮？”
　　我看着大家，看着那个秃头男人的后背，他还在喊着，我心想，我已经在地狱里了，混蛋。
　　大夫，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能和妈妈谈谈这些事，谈谈自己内疚、悔恨和羞愧的情绪，但妈妈总是喜欢回避这些话题，就像我总是喜欢去承担别人的批评指责一样。这也是我们自从上次吵架以后，我一直还没有同她说过话的原因之一，不过她也没有来找我。这我一点也不惊讶，但我原本以为韦恩一定会打来电话的。
　　见鬼，这些日子我觉得特别孤单，我说不定真的会尝试一下你说的方法，直面自己心里的恐惧。我总觉得还有危险，这让我感到自己很傻。那变态已经死了。我已经再安全不过了。但，有没有人能把这一点告诉我的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