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英国革命
　　国王的“神授君权”与虽非“神授”却更合理的“议会权力”相互争斗，结果以国王的灾难性结局而告终
　　外敌的岛屿
　　恺撒是西北欧洲的最早探险者。公元前55年，他率罗马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了尚为蛮荒之地的英国。在随后的4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是罗马的一个海外行省。当野蛮的日尔曼人开始威胁罗马，频频犯境，驻守英国的罗马士兵被奉命召回去保卫罗马本土。从此，不列颠成了一个一无政府二无防御的海外孤岛。
　　当日尔曼北部饥寒交迫的撒克逊部落得知这一消息，他们便马上渡过北海，蜂拥到这个气候温和、士地肥沃的岛屿安家落户。他们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因最初的人侵者为盎格鲁人、英格利人、撒克逊人，以此得名），不过这些小国家相互间总是吵个不停，没有一位国王的实力足够强大，能将英格兰统一为一个联合王国。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由于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默西亚、诺森伯里、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东盎格利，或其它不管叫什么名字的地方，都频频遭到不同派别的斯堪的那维亚海盗的袭击。最后到11世纪，英格兰连同挪威及北日尔曼，一起为甘纽特大帝麾下的大丹麦帝国所吞并。英格兰最后一丝独立的痕迹也消失了。
　　随着时间推移，丹麦人终于被赶走了。英格兰刚刚获得自由不久，就第四次被外敌征服。新敌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另一系后裔，他们在10世纪初期人侵法国，建立起诺曼底公国。从很早开始，诺曼底大公威廉就以嫉妒的目光盯着这个一海之隔的富饶岛屿了。1066年10月，威廉率军渡过海峡。在10月14日发生的黑斯廷战役中，他势如破竹地摧毁了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威塞克斯的哈洛德率领的疲弱之师，自立为英格兰之主。然而无论威廉本人，还是安如王朝（也称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们，他们并未把这个岛国视为自己真正的家园。在他们心里，这片岛屿无非是他们在大陆继承的庞大遗产的附属部分——一块定居着一些落后民族的野蛮殖民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加给这些岛国居民。不过事易时移，“殖民地”英格兰的发展逐渐超越其“诺曼底祖国”，取得更为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法兰西的国王们正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他们的诺曼底——英格兰邻居从自己的土地上彻底清除出去。在法国人眼里，诺曼底的王公们只不过是法国国王貌合神离的不听话仆从。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残酷战争，法国人民在圣女贞德的领导下，终于将这些“外国人”逐出了自己的国士。但贞德本人在1430年的贡比涅战役中不幸被俘，又由她的勃良第俘获者转卖给英国士兵，最后作为女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都铎王朝
　　话虽如此，英国人由于从此丧失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桥头堡，国王们最终不得不扎根海岛，开始一心一意地经营自己的不列颠属地。另外，因为这个岛上酷爱面子的封建贵族们长期纠缠于他们那
　　些奇特的世仇夙怨（这在中世纪可谓像天花和麻疹一样流行），大部分家世古老的封建主纷纷在所谓的“玫瑰战争”中命丧黄泉。这使得国王们轻而易举地加固了皇室权力。到15世纪末期，英格兰已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者是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此人设立的著名的“星法院”曾给国人留下过许多恐怖的回忆，它运用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了部分幸存的老贵族试图恢复对政府的旧有影响力的尝试。
　　1509年，亨利八世接任其父亨利七世为英格兰国王。他统治的时期在英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从此，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的岛国发展壮大成一个现代的国家。
　　亨利对宗教兴趣寥寥。因为自己的多次离婚，他和教皇发生了许多不愉快。亨利很高兴地利用离婚的机会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独立，使英格兰教会成为欧洲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教”。而一直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国王本人也欣然担当了自己臣民的宗教领袖。这一和平的改革运动发生在1534年，它不仅使都铎王朝得到了长期以来饱受路德派新教徒攻击的英国神职人员的支持，而且还通过充公前修道院财产而大大增强了王室的实力。更令人愉快的是，这一举动还让亨利在商人和手艺人中大放异彩。
　　这些自豪而富裕的岛国居民，由一道浪急水深的宽阔海峡与欧洲大陆安全地隔开，不免拥有一种与之匹配的优越感。他们不但不喜欢一切“外国的”东西，而且也不愿意由一位意大利主教来统治他们诚实清白的英格兰灵魂。
　　1547年，亨利去世，把王位留给年仅10岁的幼子。小国王的监护者们对路德的教义大加欣赏，因而尽其所能地赞助新教徒的事业。不过小国王未满16岁便不幸夭折，继任王位的是他的姐姐玛丽。玛丽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妻子，她上台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把新“国教”的主教们统统烧死。除了忠实于自己的天主教职责，她在其它方面也严格遵循着自己西班牙王室丈夫的榜样行事。这为她赢得了“血腥玛丽”的绰号。
　　伊丽莎白时代
　　很幸运的是玛丽于1558年死去，由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和他六个妻子中的第二个安娜·博林所生的女儿，但安娜后来因失宠而被亨利斩首。在玛丽执政期间，伊丽莎白曾一度被投进监狱，后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亲自请求才侥幸获释。从此，伊丽莎白
　　变成了一切天主教与西班牙事物的死对头。像她父亲一样，伊丽莎白对宗教异常冷淡，不过她继承了父亲洞察贤明的惊人判断力。在伊丽莎白执政的45年间，不仅王宝权力稳固上升，英格兰这个欢乐岛屿的财政和税收也源源增加，国力日趋强盛。在这方面，女王当然得到了拜倒在她王座下的大批杰出男性的有力辅佐。他们争先恐后的群策群力使得伊丽莎白时代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不过若要研究其详细情况，你必须专门找一本讲述伊丽莎白时代的书籍来读。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的王位也并非就是万无一失的。她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即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玛丽的母亲是一位法国公爵夫人，父亲是苏格兰贵族。长大之后，她嫁给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二世，后来成为寡妇。她的公婆是著名的美弟奇家族的凯瑟琳，血腥的圣巴瑟洛缪之夜大屠杀就是由这个险恶的老太婆一手策划的。玛丽的儿子后来还成为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玛丽是一个热情的天主教徒，乐意与一切敌视伊丽莎白女王的人结为朋友。由于缺乏政治智慧且采用极为暴力的手段镇压苏格兰境内的加尔文教徒，玛丽招致了苏格兰人的暴动，自己不得不逃到英国境内避难。在她呆在英国的18年里，她未曾有一天停止过策划反对伊丽莎白的阴谋，却从不想想是这个女人慷慨地收留了她。伊丽莎白最终不得不听从了她忠实顾问们的建议，“将那个苏格兰女王斩首”。

　　1587年，苏格兰女王的头终于被砍掉，因此引发了一场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不过正如我们上一章讲过的，英国与荷兰的海上联军协力击败了菲利普的“无敌舰队”。原本是为摧毁两个新教国家的狂风，现在却掉转风向，变成了后者的一桩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
　　现在，经多年的犹豫不前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终于意识到入侵印度和美洲的西属殖民地不仅是他们的正当权力，而且还可当作对西班牙人迫害他们的新教徒同胞的报复。1496年，英国船队在一位名为乔万尼·卡波特的威尼斯领航员的引导下，首次发现并探测了北美大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岛作为殖民地的可能性虽然微乎其微，但纽芬兰附近的海域却给英国渔船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一年之后的1497年，同一位卡波特发现了弗罗里达海岸，为英国建立海外殖民地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继这些初步的发现之后，接下来便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忙碌年份。由于成堆的国内问题尚待解决，英国一时拿不出钱来进行海外探索。不过到了伊丽莎白治下，国家太平昌盛，斯图亚特的玛丽也被投进监狱，水手们终于可以欣然出海远航，而用不着担心一夜之间家园变色了。当伊丽莎白还是一个小孩时，英国人威洛比就已冒险航过了北角。威洛比手下的船长之一里查德·钱塞勒为找到一条可能通向印度群岛的航路，更是进一步向东深人，抵达了俄国港口阿尔汉格尔，与遥远的莫斯维帝国的神秘统治者建立起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在伊丽莎白开始执政的第一年，又有许多人顺这条航线航行。在“联合股份公司”工作的商业投机家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后几个世纪拥有庞大殖民地的贸易公司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半是外交家、半是海盗的家伙们，愿意将全部身家押在一次吉凶未卜的航行上，赌一把自己的运气；走私者将一切能够装上船的东西统统装载上船，以满足他们对金钱的贪婪胃口；商人们以同样满不在乎的心情贩运商品，也贩卖着人口，眼睛里除利润之外再容不下其它的沙子；伊丽莎白的水手们将英格兰的国旗，也将女王陛下的威名，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内，有伟大的莎士比亚在笔耕不辍，以接连不断的新剧目来愉悦女王的视听。英格兰最杰出的头脑和最高明的智慧都紧密结合在女王的不懈努力之中，将亨利八世留下的封建遗产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英格兰的“外国人”
　　1603年，伊丽莎白死于70岁的高龄，詹姆斯一世当上了英国国王。他是亨利七世的曾孙，伊丽莎白的侄子，也是其死对头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承蒙上帝的眷顾，詹姆斯发现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得以逃脱欧洲大陆战祸的国家的统治者。当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起劲地自相残杀，无望地试图摧毁宗教竞争对手的势力，并建立起自家教义的绝对统治时，英格兰却和和气气地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并未走上路德教徒或洛约拉支持者的极端道路。此举使得这个岛国在即将到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了极大的先机。它还保证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领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连斯图亚特王朝的灾难性冒险，也不能阻止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是英格兰的“外国人”。他们似乎既不知道也不想弄明白这一事实。都铎王室的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盗走一匹马，但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连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极大的非议。老女王随心所欲地统治着她的子民，还尽享爱戴。但总的说来，她一直在执行着一项使诚实的（或不诚实的）英国商人财源滚滚的政策。因此，感激涕零的人民也回过头对老女王报以来全心全意的支持。有时，国会的一些小权力、小职能会被女王自由地拿走，而这些不法行为都被乐意地忽视了。因为从女王陛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将最终收获最大的利益。
　　从外表看，詹姆斯国王与伊丽莎白女王执行的是相同的政策。可他身上极为缺乏的，是他的前任异常耀眼的个人热情。海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天主教徒也并未因新国王的上台而获得任何新自由。可当西班牙对英国展露谀媚的笑脸，试图重修旧好之时，詹姆斯欣然还以微笑。大部分英国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不过詹姆斯毕竟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君权神授”与断头台
　　很快，人民和国王之间又起了其他的摩擦。詹姆斯国王和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查理一世一样，他们都坚信自己“神圣的君权”是上帝恩许的，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心愿治理国家而不必征询臣民们的意愿。这种观念并不新鲜。教皇们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者（或者说将整个世界的已知领土统一于罗马这个单一世界帝国的观念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的代理人”，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上帝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世界，这一点没人质疑。作为自然而然的推论，也很少有人敢于怀疑“基督的副手”们的神圣权力。教皇有权要求人们顺服他，因为他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在世间的直接代表，他只对上帝本人负责。
　　随着路德宗教改革的深人人心，以前赋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在则被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世俗统治者接管。身为“国教领袖”，他们坚持自己是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基督的代理人”。国王们权力从此延伸出巨大的一步，可人们依然未提出一丁点怀疑。他们仅仅是接受它，就像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议会制政府是天底下最合理、最正当的政府模式一样。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对詹姆斯国王大张旗鼓宣扬他的“君权神授”观念表现出特别的义愤，这是不太准确的。诚实忠厚的英格兰岛民不相信国王神圣的君权，肯定还有着其它的原因。
　　历史上首次听到人民发出明确的否定“君权神授”的声音，是在1581年的荷兰海牙。当时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废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他们宣布说，“国王破坏了他的协议，因此他也像其它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人民解职了。”从那时开始，关于一个国王对其人民应担负有特殊责任的观念，便在北海沿岸国家的人民中开始流传开来。人民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有钱了。中欧地区的贫困人民长期处在其统治者的卫队监视之下，当然不敢讨论这个随时可能把他们关进最近的城堡监狱的问题。可是荷兰和英国的富有商人们，他们掌握着维持强大的陆军与海军的必需资本，并且也懂得如何操纵“银行信用”这一屡试不爽的大威力武器，根本没有这种担忧。他们乐得以自己的钱财所控制的“神圣君权”，来对付任何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君权”。他们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金币和先令足以击败国王拥有的唯一武器——笨拙无能的封建军队。他们敢于行动，而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是默默忍受困难，要么就是冒上断头台的风险。但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两种情形都不会遭遇。

　　当斯图亚特王朝开始激怒英格兰人民，宣称自己有权照心意行事而一丁点责任也不必承担，岛国的中产阶级们于是以国会为第一道防线，抗击王室的滥用权力。国王非但拒绝让步，反而解散了国会。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查理一世独自统治着国家。他强行征收一些大部分英国人认为是不合祛的税收，他随心所欲地管理着不列颠，把国家当成他私人的乡村庄园。他有许多得力的助手，并且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很不幸的是，查理不仅未能尽力争取到自己忠实的苏格兰臣民的支持，反而卷入与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公开争吵当中。虽很不情愿，但为取得他急需的现金来应付战争，查理不得不再度召集国会。会议于1640年4月召开，议员们愤愤不平，争相做抨击性的发言，最后终于乱成一团。几周后，这个脾气暴躁的国会被詹姆斯解散。同年11月，一个新国会组成了。可这个国会甚至比前一个更不听话。议员们现在已经
　　明白，必须最终解决的是“神圣君权的政府”还是“国会的政府”这个久悬未决的问题。他们抓住机会攻击国王的主要顾问官，并处死了其中的6人。他们强硬地宣布了一项法令，不经他们的同意，国王无权解散国会。最后，在1641年12月，国会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详细罗列了人民在统治者治下所受的种种痛苦与磨难。
　　1642年1月，查理悄悄离开了伦敦，希望到乡村地区为自己寻求支持者。双方各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在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国会绝对权力之间，决一死战。在这场斗争中，英格兰势力最强的宗教派别，即所谓的清教徒们（这些人属于国教圣公会中的一个派别，宣扬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他们迅速站到了战斗的第一线。这支清教徒组成的“虔诚兵团”由著名的奥利佛·克伦威尔指挥。他们凭着铁一般的军纪及对神圣目标的深信，很快成为了反对派阵营的榜样。查理的军队两次遭到沉重打击。在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失败之后，国王狼狈逃到苏格兰，不久，苏格兰人将他出卖给了英国。
　　紧接着，苏格兰长老会与英国清教徒之间的矛盾激化，双方展开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战争。1648年8月，在普雷斯顿盆地激战三昼夜之后，克伦威尔胜利结束了第二场内战，并攻占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士兵们老早就厌倦了国会滔滔不绝的空谈与旷日持久的宗教论争，决定按自己的最初心愿行事。他们冲进国会，驱逐了所有不赞成清教徒教义的议员。由余下的老议员们组成的“尾闾”议会正式指控国王犯下了叛国罪。上议院拒绝坐上审判员席位。于是任命了一个特别审判团，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 全欧洲都在目睹这个日子。查理一世神情平静地从白厅的一扇窗户走上了断头台。那一天，一个君主国家的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处死了一位不能正确理解自己在一个现代国家应处地位的国王。这是历史上的头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国王查理被处死后的时代通常被称作克伦威尔时代。一开始，克伦威尔只是英格兰非正式的独裁者。1653年，他被正式推为护国主。在其统治的五年时间里，他继续推行伊丽莎白女王广受欢迎的政策。西班牙再度被视为英格兰的主要敌人，向西班牙人开战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神圣议题。
　　牟利甚巨的海外贸易与岛国商人紧捂的钱袋被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宗教上则实行最严格的新教教义，毫无讨论的余地。在维持英格兰的国际地位上，克伦威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在社会改革方面，他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毕竟，世界是由许多人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很少会一模一样。从长远来看，这似乎也是一条非常明智的原则。一个仅仅为整个社会中的部分成员谋益、由部分成员统治的政府是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在反击国王滥用权力的时
　　刻，清教徒是一支代表进步的伟大力量。不过作为英格兰的绝对统治者，他们的严苛的信仰原则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复辟时代
　　当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时，他严厉的统治已经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成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事实上，流亡王室受到了人们“救世主”般的欢迎。英国人现在发现，清教徒们的虔诚枷锁和查理一世的暴政同样令人窒息。只要斯图亚特王室的接班人愿意忘记他可怜的父亲所一再坚持的“神圣君权”，承认国会在统治国家方面的优先地位，英国人将非常乐意地再度成为效忠国王的好公民。
　　为成功地达成这样的安排，已经耗费了整整两代人的艰辛尝试。不过斯图亚特王室显然没有从老国王的悲剧中汲取教训，依然难以改掉他们热爱权力的老毛病。1660年，查理二世回国继位。他虽然性格温和，却是个碌碌无为的家伙。他天性的懒惰，畏难好易随随便便的气质，加上能够对所有人撒谎，这使他暂时避免了与自己的臣民爆发公开冲突。通过1662年的“统一法案”，他将全体不信奉国教的神职人员清除出各自的教区，从而沉重打击了清教徒势力。1664年，查理二世又通过了所谓的“秘密宗教集会法令”，以流放西印度群岛作为惩罚，试图阻止不信国教者参加秘密宗教集会。这看起来已经有点像在“君权神授”的旧日子的所作所为了。人民开始流露出旧日熟悉的不耐烦迹象，国会也在为国王提供资金的事情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无法从一个心怀不满的国会搞到钱，查理二世便秘密从他的近邻兼表兄，法国的路易国王那里借款。他以每年20万英镑的代价出卖了他的新教盟友，还暗自得意地嘲笑着国会的那帮傻瓜。
　　经济上的独立一夜之间使查理国王获得了自信。他曾在自己的天主教亲戚间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对亲戚们的宗教信仰不免也产生了一种秘密的好感。也许，他能够使迷途的英格兰回到罗马教会的身边。查理颁布了一项“赦罪宣言”，取消了那些压制天主教徒与不信国教者的旧法律。这一行动正好发生在人们纷纷传言查理的弟弟詹姆斯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的时候。大街上的人们难兔用狐疑的目光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开始畏惧这个教皇策划的又一个可怕阴谋。一股骚动的潜流在岛上悄悄蔓延。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制止另一场内战的爆发。对他们来说，他们宁愿要王室的压迫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是的，即便这意味着神圣君权重来！可他们更不愿面对新一轮同种族的自相残杀。然而另一群人没这么宽厚，他们属于经常遭受恐惧的不信国教者，可在对待自己的信仰上却深具勇气。领导这群人的是几个才智杰出的贵族，他们不愿意回到绝对王权的旧日子。

　　在接近10年的时间里，这两大阵营相互对垒。其中之一被称为“辉格”党，代表反抗国王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得到这个可笑的名字，是因为在1640年的时候，苏格兰长老会的神职人员带领了一大帮辉格莫人（即马车夫）向爱丁堡进军，去抗议国王。另一派叫“托利”党，“托利”原用于称呼爱尔兰反王室人士，现在用在国王的支持者们身上，颇具讽刺意味。虽然辉格党与托利党互不相让，但双方皆不愿制造一场危机。他们耐心地让查理二世终老天年，安静地死于床上，并且也容忍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于1685年继任他的哥哥当上了英国国王。不过当詹姆斯先是设立一支“常备军”（这支军队将由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指挥），将国家置于外国干涉的严重危险之下；后于1688年颁布第二个“赦罪宣言”，强令在所有国教教堂宣读，他的绝对权力未免越出了一个合理的界限。这条界限是只有那些最受爱戴的统治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被允许偶尔超越的，而詹姆斯既不受欢迎，也非情势紧迫。人们开始公开地流露不满。有七位主教拒绝宣读国王的命令，尔后被控以“煽动性诽谤罪”，受到法庭审判。可当陪审团大声宣布被控者“无罪”时，引来公众铺天盖地的掌声与喝彩。
　　正巧在这个不幸的时刻，詹姆斯（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为妻）有了一个儿子。这意味着，日后继承詹姆斯王位的将不是他的新教徒姐姐玛丽或安娜，而是一个天主教孩子。人们的疑心再度滋长。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年岁已大，看上去不象会生儿育女的！这是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肯定是某个用心险恶的耶稣会教士将这个身世离奇的婴儿偷偷带进皇宫，好让未来的英国有一位天主教君主。流言纷纷扬扬，越传越离谱。此时，来自辉格和托利两党的7位著名人士联合给詹姆斯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去信，邀请他来英格兰，接替虽然合法但完全不受欢迎的詹姆斯二世作英国国王。
　　君主、议会及责任内阁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图尔比登陆。由于不希望让自己的岳父成为另一个殉难者，威廉帮助他安全逃到了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召开国会会议。同年2月23日，威廉宣布与自己的妻子玛丽一起成为英国国王，终于挽救了这个国家的新教事业。
　　此时的国会早已不再仅仅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它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更大的权力。先是1628年的旧版《权利请愿书》被从档案室里某个早被遗忘的角落里翻了出来。接着又通过了第二个更严格的《权利法案》，要求英格兰君主必须是信奉国教的人。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进一步宣称，国王没有权力搁置或取消法律，也没有权力允许某些特权阶层不遵守某项法律。它还强调说，“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税，也不得擅自组织军队”。这样，在1689年，英格兰已经获得了其它欧洲国家闻所未闻的自由。
　　不过，并非仅仅因为这些自由开明的政策，威廉的统治时期才被英国人记忆至今。在他生前，首度采用了一种“责任”内阁的政府体制。当然，没有哪位国王能独自治理国家，即便能力极其出
　　众的君主也需要一些信得过的顾问。都铎王朝就有着自己著名的“大顾问团”，全部由贵族和神职人员组成。不过这个团体慢慢变得过分庞大臃肿了，后来便以一个小型的“枢密院”取而代之。随着时间流逝，由于这些枢密官时常到宫殿的一间内室去觐见国王，商讨治国大计，这种做法渐渐成为一种习惯。因此，他们被称作“内阁成员”。又过了不久，“内阁”这一名词就大行于世了。
　　与先于他的大部分英国君主一样，威廉也从各个党派中挑选自己的顾问。但随着国会的势力日渐强大，威廉发现当辉格党占据国会的多数时，想在托利党人的帮助下推行自己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托利党人被清除出局，由清一色的辉格党人组成整个内阁。过了些年，等到辉格党人在国会失势，国王出于行事方便的考虑，又被迫向托利党的领袖们寻求支持。一直到他 1702年死去为止，威廉由于一直忙于和法王路易交战，无暇治理国内朝政。事实上，所有重要的国内事务都交给了内阁去处理。1702年威廉的妻妹安娜继位之后，这种情形依然继续。1714年安娜去世（她的全部七个子女都很不幸地先她而死），英格兰的王冠落到了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苏菲的儿子，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头上。
　　作为一位粗俗的君主，乔治从未学过半句英语。英国这套复杂的政治制度如同深奥的迷宫，让他茫然无措。他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地甩给自己的内阁，远远地躲开阁员们的会议。由于一句话都听不懂，出席这些会议对他不啻于一种折磨。这样，内阁养成了不打搅国王陛下而自行治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习惯（1707年，苏格兰的国会与英国国会合并）。与此同时，乔治则情愿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欧洲大陆上，悠哉游哉地打发时间。
　　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期间，一系列杰出的辉格党人组成了国王的内阁，其中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主政长达21年。辉格党的领袖们因此被公认为不仅是责任内阁的首脑，而且是把握国会权力的多数党。乔治三世继位后，试图重新控制权力，将政府实际事务从内阁手中夺回，但他的努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的继任者们再不敢做类似的尝试。这样从18世纪初期开始，英国便拥有了一个代议制政府，由责任内阁成员负责处理国家事务。
　　事实上，这个政府并不能代表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全英国拥有选举权的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12。不过，它为现代的议会制政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借助一种平稳而有序的方式，国会剥夺了国王的权力，将它交到一个人数日益增长的广受欢迎的民众代表团手中。此举虽然谈不上给开创了一个太平盛世，但它确实使英国免遭激烈革命的动荡。要知道，在17、18世纪的欧洲，革命虽然摧毁了专制王权，但同时也带来了灾难性的流血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