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这一点似乎连札幌高等裁判所也无法放过，它不同意第一审判决书上所载追平供述中的以下两部分，并予以否定：“用手枪打了两枪，但第二颗子弹的弹壳裹在包皮手枪的手巾里了。”“佐藤博曾说，他行凶后，马上就到村上那儿去汇报。村上说：辛苦啦，今天就喝杯酒睡觉去吧，并且给了他钱。”——高等裁判所对这两点批驳说：“难以置信。”
　　但是尽管高等裁判所否定了这个具体事实，却断定：就整个氛围而论，“大致可以相信”佐藤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犯人。
　　那末，既然只射出一颗子弹，为什么会听见两声枪响呢？
　　是不是由于附近房屋密集，引起了回声，听上去就像是两声枪响，因此证词才有一声和两声的不同说法呢？这样看也未尝不可：报纸上采纳了两声的说法，因而报道说开了两枪。追平诡称是从左藤博那里听来的，就袭用了这种说法。
　　此外，还有旁证足以证明凶犯不是佐藤博。
　　那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目击者的谈话，其中有一个是住在佐藤家附近的妇女。
　　她说：“这时，从东边驶来了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
　　这个目击者在相当亮的地方把其中一个人看得很清楚，甚至看出了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如果她看到的另一个人是自幼就住在附近的佐藤博，她应该马上会认出来的。但她却把那个人完全当作陌生人，只轻描淡写地说“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这就是说，实际上他并不是佐藤博。
　　再者，就犯人的心理来说，他难道会在自己家附近行凶吗！即便遇到机会，也会想到地点不合适，而另寻离得远一些的地方去下手吧——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犯罪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段话并不是佐藤博自己供述的，而是追平“从佐藤嘴里听来的”。根据这段话，佐藤博就被当作枪杀的凶手，村上国治则由于“共谋”而被控以杀人罪。
　　关于追平的这份笔记，还有件奇怪的事。据说，追平在东京被捕、由侦查员押送到札幌之后，并没有马上被送入拘留所，却在月寒派出所拘禁了一个来月，接着又转移到市区的道农俱乐部（旅馆）去，被解除了拘禁，受到优厚的待遇。安倍检察官和负责警部经过协商，叫他以《到“白鸟事件”为止的札幌委员会的动向》为题，写了一份长达五百五十页的笔记。
　　于是，这份笔记就一字不改地成了他的供状，已出版的《白鸟事件》的梗概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份材料。共产党方面指控这个笔记不是追平自己写的，而是由检察官方面帮忙，以追平的名义写出的。

　　总之，在本案中，自始至终只有状况证据。
　　无论是重要的凶器——手枪，还是犯人所骑的自行车，都没有被发现。
　　为了这辆自行车，侦查当局大概也曾煞费苦心。
　　追平起初说，他曾问过佐藤博：“自行车是向谁借来的？”佐藤回答说，是“向oto（音）借来的”。但经警察一讯问，追平又改口说：“也许当时佐藤说oto不是指音川君，而是指‘弟弟’。”然而警察署对佐藤的弟弟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他的自行车已经残旧不堪，完全不像是目击者所说的“声音轻而速度快的比较新的车”。警察又就这一点对追平进行了盘讯，结果他又改了口：“也许佐藤说的是‘omote’（意思是表面。——译者注）吧。”Omote指的就是公开的党，意即那是共产党札幌委员会所使用的自行车。对这一点也作了调查，但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关于这一点，追平的证词含糊不清，也受到了辩护人方面的抨击。
　　唯一的物证是在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到的子弹。尽管膛线在这两颗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上留下的痕迹不同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大概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射出去的，然而从科学角度来看子弹的腐蚀程度，那无论如何也不是当初演习时所使用的子弹。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前文已经交代过了。
　　但是有高安在场的第二次搜寻时也就是说，第二颗子弹出现时一一跟着高安的警察在现场上一下子就拾到了它。高安瞧了瞧说：“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像这样镀着镍的。”
　　看见找到的子弹，特意说什么“喂，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这种辩解般的说法似乎有点不自然。这令人觉得是为了事后在记录中强调这一点而捣的鬼。高安在昭和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对高木检察官说：“我确实记得我们是在村手家里集合后一起去练习射击的。集合的时候，花井拿来一支勃朗宁手枪给大伙儿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支手枪。记得子弹大约有三厘米长，是黄铜色的，跟步枪子弹一样。”（第三次供述记录）这两颗子弹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发现的。据高安和追平的证词，那是“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那末子弹就应该落在一个地方喽，然而却是在相离甚远的地方拾到的。供词里又说是“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但幌见岭的雪是很深的，难道雪上面还会露着头年秋天落下来的叶子吗？
　　再说，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黄铜制的，而从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出来的子弹是镀镍的。关于这一点，检察当局说子弹既然是四下里搜集来的，就是不一样也不足为奇。
　　但是这次演习时“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只“打了一枪”，果真能说是“严格的”演习吗？而且追平的笔记里并没有写明射击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枪。

　　他还说什么那次的训练“非常严格”，“同时又是一种恐怖行为”，但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所谓的“恐怖行为”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具体内容，他始终也没有提到。
　　这种射击演习被说成是由宍户提出来而由村上指使队员们举行的。据说村上以前就经常跟札幌地区的党员们说：“必须干掉白鸟。”原是追平、高安和佐藤直道等在证词里提到村上说过这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个个都是在狱中脱党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促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的呢？有没有人在他背后指引他朝这个方向去做呢？
　　在这一案件中，成为关键性状况证据的是村上的这番话。尤其在没有物证的案件中，状况证据的分量必然会大大增加。
　　据说，特意被日共派到“北海道”去的、被称作志田重男的得力助手的吉田四郞，曾在“白鸟事件”发生后批评过村上，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但有没有别人唆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呢？
　　吉田是当地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和村上同在札幌，竟然没有留意到村上的行动，过后又批评了他，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我无意中想起了昭和六七年左右曾潜入日共内部的荖名特务M（即松村升）的一段插曲。
　　风间丈吉在《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书中这样写道：
　　“据说早在昭和三年的‘三·一五事件’时，日本就有特务了。昭和六七年左右，M（或称松村）在党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党的财务、房产、秘密工作、国际联络等，但凡可以说是地下活动的关键自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这表示当时的中央委员——尤其是我，多么没有知人之明。松村从苏联回来后，先在田中清玄等人领导下工作。田中等党中央的成员被捕后，他就当上了党的领导骨干。我在昭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被捕，他随即隐蔽起来。”
　　这个姓松村的人刚从莫斯科回来就当上了日共的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际部的工作。
　　第二年（昭和五年〉，全国有一千五百人被捕，中央各机关几乎全部被摧毁。松村这次又逃脱了。
　　昭和六年八月，松村设立了组织部，成立之后就把组织部部长的位置让给绀野与次郞。松村本人则先后当过国际部、军事部、财政部以及其他各部的部长，又作了房产资金局局长。就在这时，他派人袭击了大森川崎第一百银行。
　　由于担任这样的职务，他对日共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又由于地位的关系，他不曾把自己的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但是反过来，全体党员的秘密住所他都知道。当日共的领导人到某处来会见他时，他通知警察逮捕了他们。结果把日共毁灭得除了监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余地了。

　　日共方面群情激昂，曾要求公开审判松村，但是尽管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大审院（最高裁判所的旧称。——译者注），松村的名字却始终也没有出现。
　　松村的目的是什么？他不仅要使日本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毁灭，还借口筹措资金，派人去袭击大森的银行，抢了当时的三万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目的是叫各家报纸闭口不谈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而向人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个恐怖主义者的阴谋组织，专门使用杀人、抢劫，欺诈、美人计等强盗般的手段，为了获得资金而疯狂地奔走。通过抢劫事件，深深使一般人民对共产党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不管共产党方面事后怎样提到躲得无影无踪的松村的名字，也无法否认像在“大森事件”中干过强盗行为的那帮人是共产党。因此，从特务工作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制造得很出色。
　　我不能断言“白鸟事件”中确实有松村那样的人，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设想的。
　　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事件中辩护人方面会要求吉田四郞出庭作证，结果他突然从住所出走，不知下落了。检察官方面对这个重要证人一碰也不去碰，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点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目前公开了的有音川和成田的情况。
　　成田的情况是这样的：正当“白鸟事件”的侦查总部对日共地下组织一点不摸底细，侦查班的工作陷入困境，感到苦恼的时候，成田忽然在西边出现了。如果这是偶然的，那他可实在出现得太及时了，活像是“到来了神风”一样。
　　成田倒在伊东街头被警察收容时，“最初获得这个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据追平的笔记），但究竟札幌的国警队最扨是怎样把这情报弄到手的，笔记中却没有交代。笔记上还说成田散发抢煤的传单被捕后从拘留所回来时，“他遇到的不是同志们的热烈拥抱和敬意，而是猜疑、冷淡和轻蔑”。笔记上还写着：“上级机关也认为他不正常。”
　　这段文章写得很含蓄。也许成田是因为被捕才变得“不正常”的，由于某人的暗示他才在静冈县那经常有人自杀的锦浦徘徊，“倒在”伊东街头的呢！
　　幸而成田被一个好心肠的警察收容下来，又有个醋鱼饭卷铺的慈祥的老板救济了他，敎了他三年捏饭卷的手艺。那末成田是否当上了饭卷铺的师父呢？没有。三年之后，他又还乡务农去了。这不免使人感到在那三年中间，原是有人让他独自离开北海道，把他隔离在伊东温泉的。
　　然而我并不是说吉田、成田和音川都是“松村那样的人物”——他们还不是那样的“大人物”。尤其成田和音川，我认为他们经不起党员生活的严峻考验，是基层党耝织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