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亲近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老流氓孔建国。我让我妈给个理由。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两眼贼亮，一点不像好人，而且具有教唆青少年学坏的强大力量。我说，以貌取人，太笼统，我的眼睛也贼亮。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不事生产，不属于工农商学兵，无法归类。我说，孔丘、荆轲、李渔、鱼玄机、苏小小、陈圆圆，我的偶像都无法归类，他们拼命不随大流，弄出些故事，让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没有单位，社会关系复杂。我说，我妈的社会关系也复杂，我妈认识副食店卖肉的，净给我妈切瘦的，偶尔还免肉票。我妈认识厂子里做冰棍的，她领的冰棍都是第一锅冻的，色重香浓，一看一舔就知道是红果味儿的，吃一口，香精浓得麻嘴。我妈还认识邮局卖邮票的，新邮票上市我妈不用排队就能买到，转手到月坛邮市就能卖个高价。我妈说，你妈妈的，我是你妈还是你是我妈？你给我听好，不许你和老流氓孔建国穷混，否则棉线衣的领子给你织紧一寸，不许就是不许，没有那么多道理。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总体来说简单枯燥。早上天刚亮就被老妈吼醒，扒拉几口稀粥咽几口馒头，富余两三分钟就在馒头里抹层芝麻酱和白砂糖。然后骑车上学校。路上常碰上同班或是同年级的女同学，早上的太阳底下，她们的“的确良”或是“乔其纱”的小褂半透明地摇摆，很容易知道有没有戴奶罩，甚至看到背后是用钮扣还是搭钩固定的。现在想起，这种半透明的摇摆比抽屉里的成人录像婬荡百倍。

　　要是女生长得太丑，就狠蹬几下超过去，让她们看见我潇洒的身影和崭新的褐红色塑料底布片鞋。要是长得还端正，天气又好，就搭讪几句一路骑过去，早上的太阳底下，女生头发的颜色和其他时候不一样。
　　不闹动乱，没有地震，白天总要上课。数学老师因为自己是弱智，总把学生当弱智对待。数学老师为了讲解负数概念，在教室里的水泥地板上走来走去：“我向前走三步，我向后走四步，我一共前进了几步？”当时文学绝对是显学，所有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文学男青年、文学女青年和不上进青年。所有语文课老师都热爱文艺，偷偷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努力在报刊上发表，用气质弥补身材长相的先天缺陷，坚信一定能万众瞩目、扬名四海。我们语文老师是个戴小黑眼镜的小老太太，精气内敛，表情刚毅，偷偷写言情小说，还隔三差五在《北京晚报》五色土文艺副刊公开发表几行朦胧诗。她总给高分的几个心腹学生都精通两种修辞方法：排比和拟人。我们语文老师说，排比用以论述，有气势。拟人用以抒情，有情调。我觉得语文老师在文字上灭我有些困难，我从小就觉得文字如胶泥，捏起来有趣。我小时候热爱毛主席，背他老人家的诗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觉得白居易“九岁知音韵”没什么了不起。进而热爱毛主席激赏的李白，背“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觉得毛主席的确喜欢得有些道理。我上进心最炽烈的时候，写作文《游园有感》，尝试了拟人手法：“公园一角，有个池塘。池塘边一棵柳树，池塘里一条金鱼。我好似水底鱼随波游戏，你好似池边柳将我调戏。”小黑眼镜语文老师立刻用板砖拍死我，批注如下：“格调低下，心理邪仄，有严重流氓倾向。建议家长没收其所有不良课外读物，订阅《北京晚报》，特别精读五色土副刊，引导其灵性，抒发其才气，不致堕入歪路。”

　　我中午在学校包皮皮伙，每月八块五，一荤两素三两米饭。晚上回家吃，饭后常常有作业需要对付。周末可以睡个懒觉儿，然后借姐姐的月票去坐公共汽车胡逛，姐姐长得粗壮，我长得清秀，我在她月票的照片上添了笔小胡子，半男不女的，随手一晃，售票员分辨不出来。老爸如果在家，会拉我去新华书店，他觉得我是个可塑之材。老爸一个爱好是磨刀，他把所有能磨成刀的都磨成了刀，钢板尺、钢筋、钢管。还钻两个孔，加上木把儿，偶尔刻个花纹或是一句《千家诗》。老爸觉得我是可塑之材的意思，就是认为我也能被磨成一把刀，安个木把儿。

　　我一本书也不想买。那时候写小说散文的叔叔大婶们患有永久性欣快症。他们眼里，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姑娘总是壮壮的。祖国形势像是吃了几百吨壮阳药，硬挺挺的，想疲软一小会儿都不行。科普书多走《十万个为什么》一路，告诉你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两百位是什么，还编了文言的谐音段子帮助你记忆，什么“山顶一寺一壶酒，尔乐苦熬吾”，说记住了就可以跟同学显摆了，格调低下，心理阴暗。《动脑筋爷爷》长得像我们弱智的数学老师，一副大脑少根筋的样子。我翻来翻去，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趴在阳台上俯看大车、二车青青白白的头皮和油光水滑的黑头发，想像她们的味道，然后“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