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老师有个大得出奇的脑袋，里面没装多少与数学有关的东西。我和大脑袋的人没有缘分，这被之后的很多事实证明，大脑袋的男人在工作中整得我七荤八素，大脑袋的女人在生活中整得我死去活来。我后来学了医学，专攻肿瘤。结识的一个医学怪人，反反复复和我理论，说人类的大脑远远大于实际需要，中世纪人类的生活就已经很安逸舒适了，之后的所谓进步或者异化实际是大脑在作怪。你开一阵子宝马后感觉和小面就没太大区别了。超常大小的大脑绝对是异端，本质上是一种肿瘤。我无法从科学上证明他的正确与否，但是我心目中的美人，永远是脑袋小小的，脖子细细的，头发顺顺长长的。
　　我坐在教室的后面，还是隐隐闻到蒜没被完全消化从胃里反出来的味道。数学老师的早点一定是昨晚吃剩的饺子，用油煎了煎，还放了很多昨天晚上拌的醋和蒜。昨天的饺子一定是韭菜馅的，数学老师的大门牙上粘了一片长方形的韭菜叶子。他的脑袋大，必然嘴大，食道大，胃大，反出来的味大，我觉得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的桑保疆挺可怜。
　　桑保疆皱着眉头，一根铅笔像农民一样地夹在耳朵上，仿佛正在对椭圆方程进行着深深的思考。铅笔的一头已经被他咬得漆皮斑驳，露出铅心。桑保疆的鼻子仿佛长拧了的草莓，奇形怪状，黄里透红，数目众多的粉刺头上的小黑点就像草莓一粒粒的小瘦果。我最怕看桑保疆听讲或是想问题，就像死了亲娘舅一样难看。
　　朱裳却是香的。很淡，但的确是香的。桑保疆是倒尿盆长大的，这个，他懂不了。
　　“不想听课了？”我问朱裳。
　　“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总是顺着他的思路听两三分钟，他就跳开讲别的了。我怀疑他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我给你讲点真正难懂的吧，想听吗？”
　　“好啊。”
　　“是一个故事。”我想从老流氓孔建国给我们讲的黄故事中找一个比较机巧又不带器官的。好像围棋布局，开始要疏疏朗朗，微言大义。其实我们最终都是要亮出阳具的，但是一开始就亮的是露阴犯，大婚之后的是行天地之礼。
　　“嗯。”
　　我伸手敲了前面张国栋的后脑壳一下，“回什么头？好好听讲，不许走神，不许偷听。”
　　转头看着朱裳，我开始讲：“从前有个小村子，小村子里有一户很本分的人家，这人家娶了一房媳妇，媳妇很漂亮，生活很美满。后来这个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大家更是欢喜非常。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孩子不会讲话。郎中讲，孩子决不是哑巴，但无论用什么办法，就是不能让这孩子开口。一天过了又是一天，大家也习以为常了，好在孩子又壮实又聪明，日子又渐渐美满起来。”
　　“后来呢？”
　　“后来突然有一天，孩子开口说话了，他叫：‘姥姥’。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两天以后，姥姥死了。过了三个月，孩子又开口叫人了：‘妈妈’。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两天以后，妈妈也死了。又过了三个月，孩子第三次开口叫人了：‘爸爸’。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他的爸爸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就到村头的小酒馆买了一壶最贵的酒，两个酱得最好的猪蹄，酒足肉饱之后，穿上自己私藏的真丝红裤头，索性躺在床上等死。”
　　“后来呢？”
　　“后来两天之后，隔壁的王二叔死了。故事完了。”
　　“不对，是隔壁的秋水死了。”朱裳说，低着头笑，脸贴桌面。
　　“他爸爸为什么会有真丝红裤头？”朱裳停了停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