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之后，对美国来说，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于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贸易和银行业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军事保护者——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战后时期小心谨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经济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被认为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人们在讨论“日本可以说不”和“日本经济挑战”。美国的银行则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工业变得负债过多且竞争力下降。这对建立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来说非常不利。当然，布什政府清楚这一点。
　　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内涵——“日本已经工业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建立在某个正式概念的基础之上。她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与国家、经济财富积累和专家治国的理性主义有关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与中国和苏联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许存在，但对华盛顿来说，一旦冷战结束，日本模式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会认识到。
　　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任何国家像华盛顿以前的敌人日本那样，更加忠诚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预算赤字和过度开支。就连德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来，东京的忠诚，对美国国债、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慷慨购买，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了回报，这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金融崩溃。许多日本商人私下认为，这一结果是华盛顿为削弱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蓄意制造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莫斯警告说：“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对于苏联，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1985年9月，七国集团广场协议的官方意图是：使估价过高的美元回到一个可以控制的水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华盛顿对日本央行施压，迫使其采取手段，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贝克－宫泽协议一个月后，在广场协议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之间，东京同意“采取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盈余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已经搭好了舞台。

　　由于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华盛顿因此可以对日本施加较大的压力，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支持下，华盛顿罗列了日本的“敌对”贸易活动，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让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没有成功。作为替代手段，这些成本低廉的资金很快找到了赚快钱的出路，投资正在上升的东京股票市场，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经指数和东京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作为随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预演，东京股市的股票价格一年上涨了40％，而东京以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涨幅在某些情况下达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轮新的淘金热席卷日本。
　　在广场协议出台的几个月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业为了弥补日元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纷纷把资金转向金融投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外贸销售带来的贷币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财技”。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在新的国际资本规则下，日本的银行可以把它们持有的关联公司，即综合商事集团系统的长期股份作为银行的核心资产计算在内。随着这些公司股票票面价值的上升，银行资本也随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继续膨胀，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部都是日本银行。日本资本渗透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进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更具风险的美国股市。日本人很快将膨胀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资产，从而助长了乔治·布什成为总统的野心，他在1988年继里根之后成为总统。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显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强国的前景是很令人烦扰的……”
　　但是，日本人对成为世界金融巨人的欢欣鼓舞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膨胀的日本金融系统，与受到货币冲击的银行一道，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之一，在广场协议之后，日经指数在三年的时间内上涨三倍。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涨，这间接反映了日本银行贷款的情况。在日本经济泡沫的高峰期，东京的房地产总值换算成美元甚至比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总值还要高。东京日经股市所有股票的名义价值占世界股票价值的份额甚至超过42％，至少在票面价值上来说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1989年末，随着在欧洲出现的柏林墙倒塌这一信号，日本银行和日本财政大臣开始采取谨慎的努力来慢慢缩小令人担忧的日经股票泡沫。一旦东京开始对投机热潮降温，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主导，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使用异乎寻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们的干预使得已经有序降温的东京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东京股票市场的这一进程中大肆卖空，赚得盆满钵满。其结果是，日本当局打算采取的缓慢、有秩序的调整想法已经没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经指数已经从顶点下跃了23％，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里回忆，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日本提出资助前苏联经济重建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遭到了华盛顿和布什政府财政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那次会议可能是华尔街攻击东京股市的投机行动的一个幕后原因。他们只猜对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需要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新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贸盈余不像美国人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日本为改造前共产主义经济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华盛顿对此缺乏热情，并不关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模式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苏联解体时，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日本和韩国模式，以作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冷战即将结束时，这是对华盛顿计划的一个主要威胁。
　　布什政府并不急于接替日本成为重建东欧和苏联经济的主角。对待冷战时的敌人，华盛顿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资助成立日苏经济集团并没有列在日程中。为了重夺主动权，1990年初，布什将他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派往东京，“讨论”大幅度削减美国在亚太周边缘地区的驻军问题，这个议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足以让日本对军事安全的担忧上升。切尼勉强遮掩的勒索访问，紧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月对西欧、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之后，首相的这次访问是讨论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议题。信号是明确的——“照着华盛顿的话做，不然你的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障。”

　　当年3月，与美国总统在棕榈泉会面的时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国的意图。日本不是要在东欧与美元竞争。在数月内，日本股票的票面价值已经缩水了将近五万亿日元。日本公司遭到严重打击。在东欧再也听不到日本会对美国的金融计划提出挑战的说法了。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宣布了日本模式的终结。私下里，东京的政治家们经常使用一个关于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只飞在前面的领头雁，而其他的东亚小国家就跟在它后面。到1990年，华盛顿已经使得这只领头雁严重受伤。现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跟着这只雁后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经济体作为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阶段任务。
　　日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争论可以在《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5月号p46）中找到。华尔街派生行动加速了东京股指的下跌，对此进行的说明来自于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市场参与人士对作者的谈话。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国冠群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大卫。赫尔对当时华盛顿的日本政策表现出的奇怪冲突进行了评论。赫尔的观点是：美国财政部要求日本对资本市场实施自由化并废除金融卡特尔……美国必须认识到，在里根执政的最后年月里，贷币政策引发的日本资本膨胀部分地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加上东京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无意中导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杰弗里·米勒详细说明了从广场协定到东京泡沫破灭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非常有帮助。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威胁，查尔斯·约翰逊以一个在美国的顶级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给出对美国观点的简单分析。另还可参阅武者小路公秀的关于亚洲危机的起源，东亚经济的影响的官方报告见，劳伦斯关于亚洲危机起源的文章“美国霸权与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起源论坛提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