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没什么实质不同。这又是她的一个问题，或一种感触，一个老爱跟着她的隐形物体。为什么年轻时候身上的那些玩意儿，牙齿、眼睛、臀部等等东西，迷人可爱，而如今却魅力大失呢？或者 和任何其他同龄女子相比就望尘莫及呢？（和少数那些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始终魅力不减的女子相比，而在种种原因中，贫穷首当其冲。）其原因就在那个微妙之物“精神”身上。这个词当然用得不妥 ，可哪个词才妥呢—心态吗？要不状态？外观？她可不愿做那几不可见的微微烛光，只能潜藏于其他魅力四射的光芒中：我在这儿，快来闻，快来吃呀。就她而言，因为她是，很久以来一直都是，别人 的妻子和母亲，从未对丈夫之外的男子动过心思—就算有，也只是一阵子的事情。 以上种种，夫妻俩自然都曾恳谈过。沟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婚姻中的这一领域极难对付，危机四伏，论战不止，从一 开始他们就有所预见。一遇状况当即处理，不容漏过……然而，凯特发现，她和玛丽?费切丽都太想当然了，她俩称之为“发神经期”的情感邂逅与婚姻的实际模板完全是两码事儿。干吗老想着玛丽？实 际上，这位老友听到她找到事儿做的反应挺让她恼火的。她嘎嘎大笑道：“是吗，老天开眼了嘛。也该了吧!”凯特总觉得她笑成那样很粗鲁。 管他呢，反正现在她装扮一新，能够面对众多不同镜子中 的自我，可以燃起火苗，让某些暗流汹涌激荡。结婚后如遇到某个令她心仪的男子，有那么一会儿，她会身不由己地想去迷惑他。（玛丽尖酸地谓之为“为情欲而迷失”。）不，类似的情况不会再出现 了。如今她的做法截然不同。现在的凯特，就和年轻姑娘一样，猛然之间发现自己具有颠倒众生的魅力：她内置的调温器安装方式已有所不同—不会再说：那个你，对了就是你，快过来要我！只会说： 哎呀！你真的很出色，要是我没结婚就好了，不过决定权在你手上。说真的，像这样飘浮在众人赞扬和认同的空气里，感觉更刺激。要我整天对着一个人，生活该多么无趣呀。 这样的事情已婚女子是不 会做的（玛丽除外！可是看看因为这事儿她家过的什么日子）—不行，她这样的人没什么好羡慕的，也不宜模仿，甚至不该听她的话，更不用说和她一起大笑，一起八卦了。别提玛丽了。没有一个真正 的已婚女子的调温器会随便为哪个男人设置。（她与迈克尔谈过这个话题，两人都明确知道何为真正的婚姻。）如果想维持婚姻，她同样不会那样做。（要是像玛丽那样，她肯定会耿耿于怀。凯特认识 她的十五年里，她的生活就像一出法国闹剧—因为英国南部气候温和，她已经有所收敛。）因为她真的知道，的的确确知道，并不是每一桩婚姻都是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婚姻已经越来越稀罕了。她的婚 姻是幸运的，要是你愿意将功劳送给“幸运”，而不想独揽大功，认为自己是，以后还将是那种同理想的丈夫真正一心一意过日子的女人（即使有玛丽）。婚姻中的伴侣，意味着只能将自己的调温器对 准一个方向。当然那种备受玛丽调侃、短暂而无关痛痒的情况除外，正如凯特所说，那是用无边痛苦换取极小的快乐……每次考虑婚姻问题都得牵扯到玛丽，要是改不了这个习惯，干脆就别想了。 她觉 得自己尚未焕然一新，于是走进一家极其昂贵的美发厅，让理发师的双手充满同情地搭在她的肩头，仔细打量镜中她的脑袋，她也在审视自己。他们看了看理发师制作艺术品的原材料，接着理发师问， 她的头发是不是一直都是这种红色？对极了，不过她总觉得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深红色，对她这个年龄的女子来说，太俏了点儿。他回了声“瞎说”，然后开始为这深红的头发做发型，接着就把她打发 走了。转头的时候，她感觉一大团沉甸甸的发丝在她的双颊边晃晃悠悠。她记得清清楚楚，自己以前剪过一次这样的发型。 想起年轻时的模样，她心里很不舒服。她觉得自己太过情绪化了。刚刚还希望 她的迈克尔能在身边欣赏她，可马上态度一变，又很高兴迈克尔远在波士顿。怎么回事，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如此神神道道？就在这一小时之内，她对迈克尔的看法忽好忽坏，矛盾 百出，简直像个精神错乱的女子。为什么？莫非她一向如此，只是刚被发现而已？肯定不是。算了吧，至少有一点她心中有数：她很高兴自己这副样子没给孩子们看到—噢，是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自己 的母亲打扮得光鲜美艳、招蜂引蝶。 不过，这会儿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呢，挪威、苏丹、摩洛哥、新英格兰都有；就和她最近服务的代表们一样，分散在各个国家，此刻正在整理行装，和 妻子儿女告别，也有几个是和丈夫告别。 再过三天，她就得飞往土耳其—要是机场罢工及时结束的话，如果没有，她还得坐火车过去。三个整天呢。会议开始之前无事可做。她觉得拿了这么多工资不做 事特别过意不去，就暗示查理?库伯，这段时间应该派点别的活儿给她做—比如帮忙翻译什么的。她第一次看到库伯动怒了。他重复了一遍上次夸她能干的话—可是，她都做了什么？在他的办公室喝很多 很多咖啡；同他交谈，与他和他俩的部门主管一天碰头两次，商量会务安排事宜。这就算工作？上帝呀，要是她有权重组这个部门—不对，整栋大楼，里面都是高薪族呀—她肯定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行了，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她看不惯这些现象，十有八九是来的时间不长—扯淡，全都是扯淡，整个机构都是混账东西，组委会啦，会议啦，还有没完没了的谈话啦，通通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就是一 个想从那几百个男男女女身上挣大把大把钞票的机制。 想这些事儿起不了一点儿作用，如果给她工资就是要她坐在咖啡间想事儿，那她就坐在咖啡间想事儿。再说了，她有多少年没空想事儿了—都快二 十五年了吧。实际上，上次这样悠闲自在、漂漂亮亮、笑容可掬地闲坐的时候，就是看望爷爷的那一年。那时候，她也是身穿妖娆性感的白裙，一只脚轻垂地上，仿佛鸟儿的断翅，另一只脚有节奏地撑 着摇椅，性感的电波射向四面八方—那时候看着身边的追求者，她也在琢磨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一任纷飞的词语从脑海里翩然而过……难道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就很波动？果真如此，她该有印象呀。 或许是那条白裙的缘故吧，每次穿上它，她都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滑头、虚伪、爱咋呼的女孩，可想而知这条裙子占了她多少心思。此外，她还想了些什么？用“想”这个字恰当吗？她只注意到，自己的 思绪跳跃得非常厉害，没错，她记得，自己爱挑刺儿，看到对方磨磨叽叽、腻腻歪歪的笑就不耐烦（现在她还经常遇到这种人）。 比如查理?库伯就是一个。她的加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友爱、同情的氛 围，这是她维系家庭的润滑剂。她这么做—当然是下意识的—难道是因为那阵寒风？是不是害怕自己能做的只有翻译，每天朝九晚五，领一份薪水，干着完全相同的活儿？是不是她已经发觉这样的生活 不够理想？虽然其他翻译（四男一女）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可是他们还在工作，在翻译，在使用自己的技能呀，而她，凯特，却提升到别的岗位。是因为她乐于助人，见不得别人有困难，才被这个官 僚机构一眼“相中”？他们清楚为什么选她做土耳其会议代表们的妈妈？他们说她“性情温和”、“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她用葡萄牙语重复了一遍。 她部门的公用房间十分宽敞，里面摆了不少 桌子—但不显拥挤，还有许多空间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最适合静坐休息：真想不到，这样一处人来人往的地方居然如此私密，比她贝克街公寓的那间房子还要私密，在那儿，同事晚上下班早上吃饭的时 候总爱找她聊天。一句话，她很寂寞。她也觉得凯特?布朗善解人意。
　　在家（11）
　　隔了很长一段距离，她看见凯特?费里拉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绣花亚麻裙子，倚着游廊柱子而立，游廊上摆了一盆盆白色百合。她冲着几个年轻小伙子微笑着。她看着他们，笑容满面，而他们的眼睛在她的全身上下飘来飘去。透过起居室朝游廊敞开的窗户，她看见爷爷的管家老玛丽亚，坐在屋里一个可以看得见下面动静的地方，一边用钩针织东西，一边盯着凯特和小伙子们。那天玛丽亚对她说：“你坐着的时候不该把裙子撩得那么高。”她的裙子滑到了膝盖上面。前一天凯特穿了条深红色及膝网球裤，她还夸她可爱呢。去年冬天，凯特注意到一幕相似的场景，是她女儿做的事儿。艾琳白天穿了条露着半截大腿的短裙，到了晚上又换了条快到脚踝的长裙。她坐在地上，发现有个男子看了一眼她的脚踝，就本能地用裙摆遮住脚踝，恶狠狠地瞪了那男子一眼。 游廊上的女孩—“善解人意”、“性情温和”吗？十有八九并非如此。莫非那些品质是因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管家，处处受约束才练就的吗？ 等她到了土耳其，如果想和隐形人一样行事，不仅将调温器定在“低档”，还把“同情”关闭，拒绝扮演部落母亲的角色，情况又会如何？她敢保证最耐人寻味的，是雇佣她的人将一头雾水，搞不清当初为什么聘她，为什么如此器重她。尽管查理?库伯是位男士，但那些事儿他不是做得一样出色，这么说他并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岗位上？ 因为大会聘请的一个翻译半道退出，引发了翻译危机，使得她，凯特，被查理夸成“无价之宝”的中年女子，有机会坐在这里。查理很想弄清楚为什么她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好，她本来只消一句话就可以将他打发走：“年龄大的女子比年轻女子更有耐心吧。” 凯特担任翻译的那个会议中，有个女代表，是个黑人，来自北非。她高个儿、优雅、聪慧、时髦且冷峻，卓尔不群。有时她身穿自己国家的长袍，看上去像只飒爽英姿的大鸟，有时候身着巴黎时装。她和凯特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两人都承认彼此毫无相同之处。但是看得出，她若缺席，会议就会冷场。她的言行—如此漠然，如此尖刻，虽然笑容可掬却不容情面，所作所为根本不管会议能否顺利进行—她的行为是不是与办事能力毫无关系？她有能力让会议顺利进行，就像凯特有能力做好组织工作和解决相关问题一样。 假使她，凯特?布朗是该组织的正式员工，她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呢？当然了，她要花一大半的时间向查理?库伯汇报工作，与他一起喝咖啡，开会商量怎么安排这样那样的事儿。事儿多着呢。 要是她真的留下不走，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接替查理的工作，而查理理所当然晋升一级。她做他的活儿得心应手，可他呢，职位高了，可能不太适应，有点迷茫，觉得干不顺手—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查理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某种透明液体或气体，像蚁后，将自己的精神（或类似这样的词儿—感染力）散发到蚁穴的每一个角落，以此凝聚所有的子民，因为它们没有别的交配对象。 这就是女子平时的家中所为—是凯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她曾起过这样的作用，还有那个非洲年轻美女，在那个业已结束的会议中，也曾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到土耳其她得再一次担负起这个重任。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她开始明白，她能在这个组织中找份工作，或者类似这样的工作，最好的理由就是：她已经习惯这个角色，除了提供无形的吗哪①、安慰、温暖和“同情”之外，她已经转不了型了。这倒不是她需要工作，或者想做事儿，只是二十多年来她像台机器，设定的功能就是为人妻为人母。 在一个吵闹喧哗的屋角，有个人泰然自若地坐着，那是个女子，精心保养却利索能干的双手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双目低垂，弓腰缩背，想借此抵挡那股寒风，那是一种动物被活活剥皮后感觉到的寒冷，或是在下着冻雨的大风天，羊羔刚钻出温暖潮湿的娘胎时，双膝发软跌倒在冰冻大地上的寒冷。 当然，要阻止这阵寒风，易如反掌：她一定有办法。阻挡几年也不费劲。她只需对家人说，她决定去找份工作—她知道，这个消息家人听了会如释重负。那么找份恰当的工作。在这里，可能吧，不行吗？还有比替国际食品组织工作更施展得开手脚的吗？接着便着手给自己体内那个温暖迷人的尤物浇水施肥，而她的那些品质却与她本人毫无关系，同真正的她毫不沾边，与这个静坐旁观、目光温和、皮肤细腻、垂着沉甸甸的深红色发卷的女子毫无牵扯。 但是，将有三周或一个月的时间，她会忙得晕头转向，没空琢磨这些事儿：她得照顾他人。等到明天这个时候—她又想起了去往伊斯坦布尔的前夕—她此时的感觉和想法是她与世隔绝了三天的后遗症，似乎离她很遥远了。对她来说，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忘了她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这一极其重要的结论，并铭记在心。即使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只要有短暂的片刻将它想起便足矣。 晚上，那个梦又来拜访她了—这次是海豹之梦的续集。现在，这个梦已经出现了两次，意在宣告它对她的重要性。她几乎快忘了梦的前一部分，这次她一定得记住……因此，她很焦急，甚至梦的第二部分展开时她还惴惴不安。 海豹又重又滑，她抱不稳。她踉踉跄跄地走在尖石上。水在哪儿呢，海在哪儿呢？怎么才能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由于害怕走错了方向，她向右转身沿着山边一块平地向前走，刚走几步，怀里的海豹开始扭来扭去，她知道第一次的路才是对的。她又朝北走。可怜的海豹身体两侧伤痕累累，被礁石和泥土中的小石子刮伤了：它拼命跳着想跃回海里，她很着急身上没带药膏。有的还是新伤，流血不止，还有许多旧伤口。或许长在石头边的那种矮灌木丛可以入药，叶子很苦。她小心翼翼地放下海豹，海豹将头枕在她的双脚上，不愿碰到石头。她伸手朝两旁扯了一把灌木树梢，因为没有榨汁的工具，就用嘴嚼，然后将汁液吐到海豹的伤口上。她瞧着海豹的伤口好像已经开始好转，但她不敢多加停留，赶紧又抱起海豹，挣扎着继续前行。 凯特当然知道，不过几小时的工夫，借助具有亲和力的航空公司的帮助，她就要从这一个具有亲和力的组织跳到另一个了。她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从收音机、电视和电影中知道国际航空服务人员的生活方式的。可是，情况出现了变化。在她即将启程的前一晚，罢工千真万确停止了，她也确定自己的航班没有问题，可第二天早上，行政人员又罢工了。凯特坐着火车到巴黎，打算从那儿搭飞机到罗马，可是到了巴黎，却被告知由于当天外国员工（主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员工）示威游行，通往机场的道路被堵住了，要想从那儿经过恐怕希望渺茫。她只好又坐火车去罗马。如何将一种机械设备铁轨与另一种机械设备飞机连接起来是个大问题。一路上她遇到了交通拥堵、上下车的混乱局面、种种延误，不过最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已经迟到了。到了土耳其，待遇如她所想：一辆闪闪发亮的轿车载着她一名乘客穿过人群，这些人如果不是司机或维修工人，恐怕这辈子都别指望能够坐上这样的车。车辆将她和周围环境一分为二，她只能靠眼睛四下里瞅。她用法语和司机聊天。她入住的酒店的气派和风格都与国际食品组织大楼相似。她的房间很像她才离开的那间毫无特色的盒子屋。因为路上一再耽搁，她来迟了，到达的时候代表们也到了，可是还有上千件该做的事没有做，再说，这里还缺一个翻译。行李送进房间时她只瞧了一眼，就赶紧到代表那儿去：她成了代表们发泄愤怒的活靶子，办事不得力的典型人物，偌大的一个酒店，到处都是牢骚满腹的代表，在抱怨工作人员不会做事。她自己昨天还有前天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时候也是这样怨气冲天。 酒店专门腾出了一整层楼给会议使用。那间商量大事的屋子与她刚离开的那间非常相像，几乎给她一种“家”的感觉。屋顶和四面墙全部包皮上亮闪闪的木头，不过地上铺的不是地毯，而是瓷砖，模仿的是清真寺的图案。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硕大无比的桌子，长方形的，安装了耳机、开关和按钮什么的。现在，轮到她给每个座位分发纸张（要是代表们的发言太过冗长，可以在上面涂鸦解闷），还有铅笔、水笔和水杯。或者，她无需亲自动手，只需过问一下，提醒负责会议事务的酒店员工别忘了就行。这个酒店员工名叫阿梅德，是个小伙子，胖乎乎的，脸色苍白，笑眯眯的，非常和善；是她的同行、盟友和兄弟。他能说法语、德语和英语，知道她还会说自己不懂的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他高兴坏了。虽然他对酒店的运营了如指掌，但是之前从未给会议事务帮过忙—或者应该这么说，他知道商务会议，但认为这次会议有所不同，因为会议的语言变来变去。一个身着镶边制服的男孩走到阿梅德跟前，凯特听见指令的下达与接收用的是土耳其语。这是她踏入这片土地首次听到土耳其语。她和阿梅德不论坐着站着走着嘴都不停歇，忙着商量对策，怎么让他人舒舒服服，她听到的土耳其语其实都是飘过耳边的—不再喧嚣了。酒店外面存在一个世界，当她的耳朵最终与其接触时，突然失聪了，失去理解力了：这个她听不懂的语言就躲在她的周围，像没有清洗干净的玻璃窗，半明半暗，苦不堪言。她的耳朵好像受到了责备，使劲竖着，想捕捉到走廊上的两个女服务员的对话—它们觉得应该听得懂，不懂就是它们的错……身边要是没有阿梅德，她就像台报废的机器无法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