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建国200余年，行至万历十五年，经历开国变革之日久矣。而这个时候的整个明王朝，已经进入一种一元化，由定型的庞大的文官群体维护的，维持成宪，依靠《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确定的道德标准来维持社会各方平衡的政治统治时期。在此体系中，货币制度从来没有，法律制度长期被废弛，技术和科学并不被重视，军事力量被丢弃和遏制。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异常繁荣，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兼并，大商人，大地主如雨后后春笋般涌向，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贫困人口，甚至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口也与日俱增，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也居高不下。此时的中国，实质上是由几百万个农村以及几百个大中小城市组成的，中央管理调度手段成为国家发展短板的聚合型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整个国家治理机制倒向了对道德标准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健全法制的长期漠视和肆意践踏，造成道德与法律的不可避免的长期脱节。而那所谓的道德思想，不过是根植于孔孟之道，深化于朱熹“四书”之理，演变于文官集团（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它是一种过度强调德行“阴阳”两面分化，鼓励人们“摒弃私欲，力求奉献”的仁德精神。
　　但事实上，终孔孟这样的大思想家一生，也未能时时坚持这样的君子仁德精神，何况芸芸众生。而当时要求别人风行这些标准的统治阶级，也不过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身男盗女娼之辈。
　　作为国家治理之本的道德精神标准，对人本性私欲的苛求，造成文官集团嘴上道德与内心私欲的长期脱节，造成官员乃至于士绅对人对己的普遍双重保准。对官员清廉的过度要求，造成的结果仅仅是官员们在形式上的清廉，事实上，贪污之风盛行，甚至差不多被整个社会所官员默认。此时的道德标准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大家相互攻击、扯皮、扯淡的武器。任何人乃至于当时的张居正面对来自于道德方面的攻击，都不可能承受其中的精神压力。而所主张的人性善之说，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纵容人性恶的那一面而已。而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也不过是《道德经》里面，“虚齐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变种而已。

　　自朱熹所强调的道德思想被明朝统治集团接纳及重视之后，明王朝对官员的选拔考核标准就是其对“四书”的熟稔程度。这样的后果，必然是整个社会对务实精神的严重缺失，以及执政能力的大打折扣，必然是官场昏官、庸官充斥其中。文官们对事务的处理，失去对人情现实的考量，常以道德经验代替。当其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工业精神被当时的道德精神扼杀。务实精神是人性释放、人性尊重以及结果导向的综合体。但是我们的道德约束太过了，并不是道德精神不重要，但是这个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反应该是要求自己的。我们用反了。
　　道德源自于人的主观，常与现实脱节，再者其服务于部分群体。运用他要求别人之时，不可避免的被扭曲应用。文官们的自我标榜和对不同利益集团的道德攻击，成为官员们的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实务的处理，也在此过程中，愈加被轻视怠慢。所以当时的大明王朝就是扯淡和扯皮之风弥漫的王朝。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明王朝的各项制度政策，时时出现与事实脱节的情况，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而部分文官团体却大举得利的状况。
　　其实老天是给过大明王朝翻盘的机会的。但是并非珍惜就能把握住机会，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开始向灭亡的方向加速前进了。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选拔出来的官员中，永远不缺乏有识之士。书中的几个主角，如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再加一个武官戚继光，无不是那个时代乃至于中华文明中的佼佼者。他们其实就是大明王朝的最后的救命稻草。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有这些有识之士，或掌权或具备过人影响力，无一能对现有文官集团体制造成实质冲击，促使其进步蜕化。单一思想教育下的成熟一元化文官体制，必然也必须由外界新生强大新生力量破坏重生。李贽最终体会到这一点，终无奈，叹“文极必开动乱之机”。

　　张居正堪称文官的典型代表。事实上，他身前过于完美的形象和死后过于诋毁的评价都主观色彩过于浓厚，这只能是那个时代道德强调过于极端，对人性缺乏考量的一种印证。他独裁的时代，其对官员的治理和对君主的扶助，以及死前未能有时间完成的财政税务制度的改革，均显示他对时事的观察和把握能力，以及对政治经济事务有效处理的能力。但是，作为这样一个官员，他也会玩弄权术、贪污受贿、沉迷美色，放眼古今，并非罕见。
　　申时行对整个文官集团治理的现实，看得比张居正更为深刻。但他的表现中，道家思想色彩浓厚了些，所处理事物无不以调节者和事老的形象出现。他无意于改革，着力于防范。但他忽略了对努尔哈赤在边疆扩张的提早遏制。
　　海瑞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最为推崇的“清官”。说其为历史上第一清官廉吏并不过分。他在道德上，完美实现了“摒弃私欲，力求奉献 ”，并在政治上力图重现洪武皇帝的精神。但在文官集团整体道德与实际脱节的现实状况下，海瑞的行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甚至万历皇帝内心都不能赞赏这种行为，而仅仅将其作为利用工具，直至最后死无葬身之资，令人哀叹。在这处理政务方面，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官戚继光。军事长期被废弛，武官地位低下，话语权缺失，财政支持力量不足，戚继光能自建戚家军，南肃倭寇，北拒鞑靼，留下赫赫战功。这应该是一个奇迹。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并不参与政治，同时最为关键的是戚继光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比较“灵活”。他在作为将领的治理手段中，也显示此人现实灵活的多面性，用迷信教育将士，用科学计算天时地利，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最先进的军事思想与最野蛮的惩罚手段并存。因此，我们也无需苛责这样一个卓越的民族英雄也会向张居正奉献美女和财宝，也会私养小妾，养儿防老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现实把握如此周详的戚继光，最终也卷入了文官集团内斗，不得善终。
　　李贽作为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但是他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他更多的是破坏过去的思想，而非建立起自身思想体系，成为了当时的“异端”，但不得不承认，其对现实的思考，实有可取之处。其对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几人的功过评价，对人性现实需求的肯定，无不是对那个时代文官集团思想的一种反思。但文官集团这个毒瘤已经不可遏制，就连后来的所谓文人楷模的“东林党”也不过是这个大毒瘤的一部分而已。最终的结局就是将国本一一葬送，亡国亡种。所以，虽然满清取代了大明王朝，但是在我看来那绝对是在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妥协和退步。

　　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遂导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携”。其实万历年间的此种情况应该给我们当下的社会敲响警钟，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其他，都没有这本书给人的警醒和启发多。当我们看到成都工商局下发文件要求买口罩实名制，当我们看到厦门当局要求买汽油实名制，当我们看到不断有地方政府以临时工搪塞冲突，当我们看到城管以维持城市秩序殴打市民而仅仅被行政处罚中的停职、开除处理，当我们看到政府一直主导经济走向，民间资本得不到有效疏导的时候。我能理解的是，我们在政治治理方面的能力远远不能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步伐。 宪法精神被践踏，用道德要求别人而非自己，行政处罚取代刑事惩罚等等这些其实已经将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精神丢进了本不应该去的垃圾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驾驭经济方面的能力迟迟得不到提高。这些现象另人忧虑。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日益严重，但是在我们自己而言，应该知道拯救中国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党。就算现在出现了那些虽然流淌中国血液的人，当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利用不同事件攻击我们国家。但是我也相信，我们的智慧是能够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不缺少勇气和决心，我们缺少的是对当下形势的准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