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发表演讲，在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前曾两度来这里进行访问。不过，那时我只是观察和倾听，也就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这两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1960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闻其声的那些人物，不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即便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风华卓著。我想在此列举这些人名。由于他们都已是融入历史之中的人物了，谨按照当时所记忆的日本式发音并略去敬称来列举这些名字。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份名单中全都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1984年第二次访华之际，在这一长列人名后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当时，身为我们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连在我国产业界对造成公害病负有责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长，以及多年来大受欢迎的女演员，也都得到了发言机会，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总书记面前继续作一个没有嘴巴的人。我在想，这是否与我被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的学者们托付的一封公开信有关？那是一封关于中国新闻记者的人权问题的公开信。
　　现在，包括上述这一切，作为我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已将这些巨人们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记忆之中。在小说家来说，对于那些必要的事物，较之于在短时期内作出评价，不如先将其储存在记忆里。在不断保持这些记忆的新鲜度的同时，与这些记忆共生共存，以期将来获得可以准确表述这一切的必要词语。较之于政治性评价，它们更应该是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的文学语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国听众面前成为一个有嘴巴的人，此外，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幸福，那就是我的诸多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则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因此，今天我想要谈一些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题外话。第一个题外话是这样的：
　　我在受奖演说中，曾叙说从孩童时代起便深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历险记》所吸引。被变化为小人儿的那位生气勃勃的少年，与那只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结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飞翔在瑞典的天空。借助小说中的这些情景，我甚至详悉了瑞典这个国家的地理。现在，我也有幸与自己的阿克(姑且不论我的妻子对于自己被喻为母雁是否会感到愉快)一同飞降在了斯德哥尔摩。
　　接着，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我还说起了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描述过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作为使者，骑乘在大雁背上飞翔于天际，往来于异界与人世之间。在《源氏物语》的《幻》这一卷里有一个场景，说的是失去了爱妻的光源氏远望大雁飞渡长空，不禁呼唤般地吟咏道：
　　梦也何曾见，游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①
　　①此译诗转引自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3页。诗中魔法使暗喻大雁，典出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临邛道士”——译注。这里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为骑乘之物，往返于异界的那个小人儿，是《源氏物语》的作者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长恨歌》中援引而来的。自最初用文字来表记日本固有语言以来，日本文学便最大程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平常我并未特别意识到本国的文学传统，可现在要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进行讲演，这才重新强烈感觉到与日本文学的历史相关联的自我。
　　而且，还不只是与日本文学相关联，甚至可以将其广泛地说成与日本思想相关联。在大学时代，我学的是法国文学，以欧洲思想为核心进行学习并接受了影响。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习场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在纳吉塔这一研究的引导下，我得以学习了儒教和儒学在日本被接受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略说来，以下的这一切为我开启了眼界：经历了形成幕府体制意识形态的荻生徂徕的学问及至伊藤仁斋的学问后，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们(他们承担着面临危机的封建时期的日本经济)如何接受了独自的儒教和儒学，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的。
　　也是在这一时期，与儒教和儒学为其基础的学问——汉学相对抗的另一门学问——兰学也问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医学研究为核心的兰学研究者们，也发现构成其学问和思想的人性基础，是从中国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兰学来推广西洋医学的开拓者绪方洪庵就认为，最为重要的还是“医者仁术”。在他青年时代的信件中，便强烈显现出了对鸦片战争的忧虑。就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脱亚入欧并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泽谕吉，也认为与其将欧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欧洲的语言(首先是荷兰语，其次是英语)与汉语这种日本人的学问专用语言相对照，从而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日本语。与现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国家主义思想核心由国学者本居宣长做了前期准备，这位本居宣长就曾认真学习过刚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思想专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说，我只能将现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与始于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得以实现时的日本思想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时，就中国的思想传统为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思考。当然，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前不久，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了“绝对零度写作”理论，研究了将文本从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剥离出来，单纯地用语言本身来书写文本。然而，身为一个日本小说家，我却无法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作为“绝对零度写作”来加以探讨。
　　再来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氛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日本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巨大牺牲。战后，日本国以及日本人清偿了这一切吗？(尽管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牺牲的侵略战争是无法彻底清偿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坚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却出现了以首都东京都的那位知事为首的一批新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仅想要忘掉侵略中国的责任，甚至还针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出、做出一些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语言和举动。
　　在这种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评性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感觉到“绝对零度写作”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这一百年》(新潮选书)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个问题进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芥川于1921年曾前来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这个坏习惯至今仍残存着，最近还在一部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交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进行的交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的意义。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道：“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进行批评，这其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说家没有中国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开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接着，在国内通过彻底推行国家主义思潮，对外则挟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威，巩固了国民国家的基础。对此进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被开除教职，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则被处以死刑。然后，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国在内的超国家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九四五年毁灭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小说家中野重治以外，从夏目漱石到芥川龙之介，再到昭和时代前半期的小说家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内村鉴三、幸德秋水那样对国民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点上，芥川感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种审查制度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出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种讥讽。假如芥川遇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交谈，或许就会痛切感受到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点儿话题。面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思想体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力中驱逐出去的新宪法之下，却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与芥川感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种困难非常之大，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1919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1960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脚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1960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的《红高粱》和《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像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像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同样，从我对中国的文学者们在五四运动至天安门事件这一时期内所完成的事业和曾那般努力从事的事业所做的归纳中，大家也一定发现了巨大的“分歧”吧。尽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本作家的现状。我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1935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进入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处于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只是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做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
　　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札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会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1968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札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
　　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力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力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力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
　　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力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力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力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种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像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像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会。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两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力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家权力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因此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可能集体自杀。因此，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团处开始。
　　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Football》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种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都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向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共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续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瞓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的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词“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素(例如歧视)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前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的张爱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说明，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关于诗人，我曾在美国的文学会议上与北岛进行过交谈，对他的作品也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强烈关注。如果谈到我对某人的诗风特别喜欢的话，女诗人舒婷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2000年的北京讲坛上，我列举了以上这些文学者的名字，如果大家从中感觉到了我这个日本小说家的“分歧”，我认为，或许你是正确的。
　　如同先前我所述说的那样，日本国和日本人不能忘记过去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做过的那一切，同样，如同不能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讨论“绝对的零度写作”一样，我自己也不能就现代中国的文学状况进行评论。我认为，尤其不能对政治性因素所投下的影子进行单纯的批评。这也是我与那些从人权角度上批评中国的美国朋友们保持不同立场的原因之所在，尽管我曾与他们采取过几次共同行动。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多年以来，尤其是这四十年以来，虽说是借助日译、英译和法译等译本，却也是一直在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中国那些从事着杰出文学活动的文学者们所创作的文本。作为这样一个读者，我在这四十年间一直持续地阅读着。因此，较之于那些在较短的时间之轴上进行的评价，我认为自己更能以一种长远和开阔的视野，看清楚那种综合性文学的整体形象。这就是我眼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我还要将从一开始就用英语进行小说创作的哈金的作品也归纳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的这种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与北京现在的知识分子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看法之间一定存在着“分歧”。而且，在与政治相关联的时候，我从不曾想过自己有资格认为自己的“分歧”是正确的。不过，作为文学上的意见，我却认为在长期的展望之中，自己的“分歧”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的看法相一致。那就是“伴随着分歧的重复”所具有的功效。
　　为了中国文学今后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我想向那些尚未取得重大业绩且为数众多的年轻的“Capability”所有者们表达我的心愿，那就是日本的小说家正在以如此开阔和长远的视野，关注着中国文学综合性的整体形象。
　　如果说到我自身的“分歧”，我要向如此宽厚地对待我的“分歧”，并让我这位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怀有深深敬爱之情的作家在你们的面前成为一个用口说话的人的各位女士、先生们，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最后，谨请允许我再一次提及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我本人并没有过高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向。只是在我抵达斯德哥尔摩后，随即参加的那个由文学奖评选委员们(记不清是十个人还是不足十人了)在他们所拥有的一间原属于个人住宅的美丽的俱乐部中为我悄悄举办的晚餐会，却让我难以忘怀。在客厅的书架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几册由普鲁斯特签名的书籍。我确实谈论过法国文学，也转告或被转告了有关君特·格拉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那些充满魅力的近况。
　　不过，让我深感兴趣的还是与委员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文学专家的对话。当时，还有几个委员也不断从旁插话。我们从鲁迅谈到今天的年轻小说家和诗人们。我能够如此愉快地谈论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学话题并忘却时间的流逝，除了青春时代以外，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例外。
　　如果想像一下那些拥有中国的风土和民众这种巨大“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所具有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得以聆听他们中的某一位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的那一天或许已经为时不远了。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学者们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借助令人叹服的韧性，倘若用更长远的目光来看的话，便会发现他们在明显而伟大的连续性上，拥有一种成功地追求表现自由的传统。当那一天到来时，日本年轻的“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也一定会非常高兴地受到他们的鼓舞吧。
　　谢谢大家。
　　(许金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