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一副黄牙不可避免地将要成为吴为不得不日夜面对的景物时，她遇到了一个极限。并非因为那时的吴为像一只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新鲜得让人无可挑剔。即便她是一只满是虫眼的苹果，或后来穷途末路为一只烂苹果，相信黄牙或口臭这些鸡毛蒜皮，仍然会成为她的忍受极限。她对嘴以及嘴里的东西实在过于敏感。甚至她在丧失意识前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与黄牙们的遭遇战——当她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时，明白了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彻底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孤军一人。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咬在了那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而且是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蟀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沦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过后她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也不对她怀有恶意的烟了。她坐在厕所门前的地板上，一面瞧着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黄牙，一面冥想着世事的无定。可不，转眼之间，这些大黄牙就碎了，就像一个本来形影不离的人，突然之间躺进了棺材。这时她一回头，一个头戴纱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进来。那男人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无，只光板一张。光板上纵横地刻满隶书，每笔每画阔深如一炷线香，且边缘翻卷，这张刻满隶书的脸板，无声无息地跟踪着她，与她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就转身俯向那张脸，问道：“让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可她怎么看也看不懂。从此她逢人便问：“你能告诉我，那脸上写的什么字吗?”于是人们把她送进了疯人院。忽然之间，不是党委书记请她看电影，就是办公室主任的太太请她吃饺子，如果看电影，邻座肯定是黄牙；如果饺子刚出锅，黄牙肯定凑巧来做客，自然就坐下来与吴为共享那锅饺子。起始吴为真以为巧合，后来就明白无巧不成书。黄牙决定着单位大小头目的升迁!在大学里，吴为的野性已被改造不少。新生一入学，校长就在迎新大会上宣告：“我们这所大学，共产党员的比例比部队还高。”这样的大学即便不是炼钢炉也是炼铁炉。从这个大门走出来的吴为，对无处可逃的局面自然有一定的了解，不要说户口本、粮本……一个档案袋就能把人套牢。于是她卑劣地想起了远在北京、当初被她拒之门外的韩木林。拒绝的理由说出来真让人莫名其妙，与房子、钞票等重大题材无关，而是一个非常不足道的细节：韩木林有口臭之疾。那时候，吴为不但像一只刚从树上摘下的苹果，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嗜咖啡成癖，牙齿上沾满咖．啡渍，不可避免地也是一嘴黄牙。口里更没有异味，即便吃了葱蒜，刷一次牙就能解决问题。试想，当那个风花雪月的夜晚，这样一只新鲜的苹果，这样一副洁白无瑕的牙齿，这样一张没有异味的嘴，在北海公园面临与一个臭嘴接吻的进退两难时，对吴为这样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即便韩木林身价百万，恐怕也难以摆平。像面对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这真是个问题”那个千古之题，吴为不得不在一副黄牙和一个臭嘴之间进行抉樟。吴为迷恋北京，其理由也与政治、经济中心，机遇等重大题材无关。她的北京，是总有一天会演绎《战争与和平》中某个情节的北京——娜塔莎在某个舞会上与包尔康斯基公爵相遇——而对中国和世界都已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现实毫无概念。又以为生活就像古典小说里读到的那样，无非恋爱和Party，户口本、粮本、档案袋等等则于此时隐退……又毕竟北京是文化之都。吴为一生迷信文化，哪怕是文化的影子，也足以让她热烈渴望。如果想过文明一点的生活，比如说听听歌剧《茶花女》；在什刹海赏赏荷花；在老胡同的细沙路上遛遛，想一想路边老房子里住过什么样的人，如今这些人都上哪儿去了……当生活如此像一首歌唱的那样“生活像泥河一样流……”，地域在最后的权衡上起了作用。韩木林占了地利的优势。与韩木林的婚姻只能说是吴为的一个阴谋，不但以他替换丁那嘴黄牙，还将他作为回到北京的跳板和一个生殖工具，后来更将一顶绿帽子戴在韩木林头上。那么韩木林对她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理解并无可谴责。吴为又有什么资格对不论任何一种市场的交换行为嗤之以鼻!2新婚之夜，忽有巨片乌云掠过如洗的天空，像给月亮盖上了一件黑色披风。吴为冷不丁地想起了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教堂里私订终身那段双人舞，朱丽叶穿的可不就是一件黑色披风?接着就猜想罗密欧和朱丽叶做爱的情景，他们不能老在教堂里跳下去是不是?却无沦如何链接不上自己这段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朱丽叶那光洁宽阔的前额和身上那件肃穆的黑色披风阻挡着以后的情节……接着吴为就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口气。“怎么了厂韩木林问道，顶温柔的。他的气息吹送在吴为的后耳上，温热且有些混浊。她便不再看月亮，而朝实实在在成为她丈夫的人望去，强迫自己不考虑接吻时必得面对的口臭。她虽然躲过了一嘴黄牙，却跳进了一个臭嘴，而且是她自己的选择，何况她又不是在洞房花烛夜才和韩木林接吻，才知道他有口臭。一个女人既然和一个男人有点什么，就得和那个男人接吻，不接吻叫有点什么吗?好在有点什么的结果是结婚，结了婚就不见得非接吻不可，因为有了档次更高的取代行为，一上床就不妨直接进入实质性阶段，万一接吻……只好屏住呼吸。唉，既然和这个嘴结了婚，不管有无口臭，都是不能打退票的了。结婚以后，吴为果然再也没有与韩木林接过吻，不知道韩木林对此有否察觉?这一望让吴为吃了一惊。韩木林的睫毛本来就长，月光的暗影把它们拉得更长，又摘了眼镜，于是那双眼睛媚得像个女人。接着韩木林俯下脸来吻她，两颊居然也像女人那样多肉!多肉，而不是胖。他那颜色本来就略深而曲线分明的唇，在黑夜里，简直像一张涂了口红的女人唇。一霎间，吴为有一种可怖的幻觉：她该不是在和一个女人做爱吧?这个夜晚之前，吴为始终没有仔细研究过韩木林的脸。她害羞，无法持续对一个也许会与之有点什么的男人的脸看上一分钟。除了怕羞她还怕别的。很多事都耐不住推敲和研究，很多东西近看和远看的结果大不相同。万一从这个准备与之谈婚论嫁的男人脸上挖掘出一点什么，那该如何是好?既然已经决定嫁给他，坯是不看为好。就是这样，为了一个小怕，最后她只好接受一个大怕。更没想到，一个男人的脸在做爱时和不做爱时是那样不同。接着她进入了一座黑城，走在街道正中，听到、嗅到这城市的声色、气味，好比一棵树、一面墙、一个人、一只狗、一朵花、一杯酒……甚至嗅到那杯酒的颜色、酒杯的形状。而酒的味道好不诡奇!不禁伸手去取那杯酒，酒杯却遁人了黑暗，可还能感到近在咫尺。她跟着往前走了一步，树、墙、人、狗、花；酒就往后退一步，与她近在咫尺地相持着，她着急地往前一扑，却跌在了地上……黑城立刻化作团团黑雾，隐向不可知的深处。事情有些蹊跷。韩木林翻下身去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响。问题是结婚以前他无法得知吴为这方面的水准，十分后悔结婚前夜没有坚持到底，找了个借口去敲吴为的门，她居然只开一条小缝，还用一条腿顶着门板，说：“太晚了，有事明天再说吧。”一点不肯通融。他们不是已经领了结婚证?这种事到了现场再说，即便不合适，还能打退票吗?和女人恋爱应该是水深火热，可与六十年代女大学生恋爱，却如隔岸观火。有个星期日想找吴为去划船，事先也没约好，不知在哪儿才能找到她。大学里正在开春季运动会，高音喇叭在树杈上一声接一声鼓噪，校园里到处是穿运动衫、吃冰棍的学生。韩木林信步走到操场，恰见吴为参赛女子八十米低栏，这才得以一见庐山真面目。两个小乳房，如距开放时期尚远的二月花蕾，毫无意趣地杵在运动衫后。两条腿大肌，像两条擀面杖，随着她的奔跑，擀动在皮肤之下，此外没有多余的肉。难怪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跑了第一，没有负担啊!韩木林宽厚地想，未经男人点化的女人大多如此。他期待着她结婚以后的变化。可她始终硬邦邦地不肯软来，硌得他不舒服。-个女人怎么可以成熟得这样慢?韩木林喜欢胖女人，压在身子底-卜像躺在软硬适度的沙发上：他毫不忌讳地向吴为说起这方面的偏爱，说：“……可你呢，你不是女人，是块木头，”“那你为什么还操练不误?”她问。一个女人怎么可以问丈夫这样的问题!很凑巧，新婚之夜，这两个人同时想到了不能退票的问题。与周围的女人相比，吴为相貌平平，只是她有股不同的劲儿，还挂着一种读厂很多的学问相。后来韩木林总结，因为那时他还年轻，所以才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日子根本用不着学问，越是有学问的女人越过不好日子；不但过不好日子，还可能把好端端的日子搞得相当复杂。这种不同的劲儿，多年后再见，已演变为一种气质。——韩木林一眼一眼看着吴为从身边走过，穿一条长及脚踝的裙子，使她本来就长的身条儿更长了。她还是喜欢长裙子。裙子的质地也不算好，她现在应该是有钱的了。头发已经花白，比几十年前胖了许多，一门心思找座位。这种神情他很熟悉，即使和她做爱的时候也是如此，老好像在研究什么，不过到了什么也没研究明白。身旁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想必就是她的现任丈夫。记不得在哪张小报上看到她再婚的消息，像这种名人，就是生了脚鸡眼媒体也会大炒特炒，现在这样的小报很多，他喜欢。吴为让那老男人坐在靠中间的位置上，然后自己在他身旁坐下。唉，如今坐在她身旁的已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男人了。不过他发现，他们看上去只是亲密而不是亲爱。一旦和一个女人睡过，多半就能猜出她和另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不过吴为又能和哪个男人亲爱得起来?做她的丈夫，恐怕还是徒有其名而已，难道在这许多年里，她没有一点进步吗?说到女人的魅力，通常是指光艳四射，使人无不迷恋的力量，她没有，她仍然只适于站在远处，一旁观赏。吴为向熟人点了点头，扬了扬手，像在外交部的使节招待会上，可又有老朋友间不拘俗礼的默契，这感觉也许来自她那位颇像外交官的丈夫。正像俗语所说，此人长着“登科一双眼，及第两道眉”。韩木林曾立誓要在禅月十八岁生日那一天，将吴为的丑事对她从头到尾和盘托出：可现在，任何丑闻对这个女人来说都没有意义，也不能伤害她了。要是他现在走上去对她的丈夫说三道四，简直就是自找没趣。再说，女儿又在哪里呢?怕现在的妻子误会，他曾委托老朋友去学校看望禅月，小小年纪，副滴水不漏的本事，既不像吴为也不像他。朋友说：“告诉你母亲，让她到我们家来玩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不好意思。”禅月不动声色地反问：“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不明白她母亲的过去，而是明白得一清二楚，倒叫朋友说不出话来。显然，不等韩木林把吴为的丑事一一对禅月道出，她早就知道了一切。不但知道，而且自有一套对付这些事情的主意。他是再不能对吴为为所欲为了。她们那个投头没脑的家，终于有了顶门立户之人。后来听说禅月去了美国。就是不去美国，也同样没了他的份儿。韩木林惊讶地发现，他竟有些伤感。难道是在追悔?韩木林懊恼地摇摇脑袋，好像不甘承认自己的追悔。他有什么可追悔的!试问天下男人，谁能平心静气听任自己老婆偷人养私生子?何况他并没有时刻揪着这件事不放，不过偶尔发作一下。如今吴为已是别人的囊中之物……不，他没有追悔，不过是残留的一点旧主人的感觉。相信所有的男人，看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女人已然易主，恐怕都会有这种感觉。她对谁都不合适，哪个男人碰上她就算倒了大霉。她也不应该一而再地结婚，这要不是成心害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对一个家庭来说，最基本的要素不是郎才女貌、家财万贯，也不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平和、简单、明了，像他现在的妻。他侧过头去看看妻，平头正脸，富富泰泰。这样的头脑，绝不会给你生出花样，只会给你生孩子。那些孩子也一定安静、健康，绝不会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消化不良，一会儿长湿疹，弄得你三天两头、半夜三更地送他们上医院。而吴为灵魂里总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在骚动，这种东西即使不给他戴顶绿帽子，也会措手不及地给他一个别的什么。见他摇头，妻子接口说道：“是，我也觉得女主角的演技太差。”“嗯?噢，演技太差。”与三十年前他们那个夜晚一样，舞台上的人物面临家庭的分崩离析。在街道居委会办完离婚手续出来，大战告捷的韩木林眼睛里突然有了泪，情不自禁对吴为说：“我不应该那样整你……其实我并不想整你。”吴为相信。到了现在，她也不认为韩木林是个心肠歹毒、工于心计的男人。可是……“别说了，说什么都晚了。”语气温婉，渐渐像个长大成人的女人了，不过实在姗姗来迟。“要是你不反对，咱们再走一走?”韩木林说。那是一个仲夏之夜，下着夏季才有的瓢泼大雨。整个城市、胡同、胡同两旁的院落、院落上的围墙、院内的房子、斜在胡同里的电线杆……像泥巴捏就的，在豪雨中不停地往下流着泥汤。他们的脚掌，在泥泞里拍打出吧唧、吧唧的声响，缭乱的雨丝好像无处可去，急骤穿过街灯昏暗的光晕，落人一片麻木的泥泞。吴为缩在又旧又小的雨衣里，大绺头发从过小的雨帽挤了出来，无处躲藏地让雨水淋成贴片，贴在了脑门儿上。既然再没有什么町争吵、可诅咒，剩下的反倒是一点惜别之情。但惜别不等于不别，何况……韩木林此时的优柔只是因为星星点点的反省，这反省只能在他们之间没有了义务和权利时才能产生，一旦再度承担起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谁都不会把对方对自己的伤害一笔勾销。“平心而沦，你不是个坏女人……”作为男人，韩木林实在明白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区别在哪里。吴为畏缩了一下。什么是好女人；什么又是坏女人呢?接着她茫然问道：“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在人们的轻蔑和羞辱下，吴为也相信了自己是个坏女人，现在突然得到大赦，宣告无罪释放，她反倒有些茫然。韩木林无法回答，好像以前明明知道是冤案，却有意不告诉她。又好像家里散落的一些东西，不到大搬家、大清理的时候，是找不到的。吴为缩在小雨帽下的瘦脸，凄迷又无助，韩木林和她打了几年架，也没在她脸上看到过这样的神情，好像这句话才真正触到令她伤心的痛处。“你要不要和我换件雨衣?”他问。“好吧。”也许是因为分手在即，她变得特别通融。从他们相识到结婚、到离婚，这是吴为第三次接受他的馈赠。第一次是结婚前，吴为生日，韩木林送给她一条手帕，手帕里包着四个苹果。第二次是结婚以后怀了孕，冬衣瘦得穿不进，他把自己的羊皮大衣给了她。最后就是这件雨衣了。也可以说，在他们关系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纪念物。吴为就是不肯接受男人的馈赠，连自己丈夫也不行，这也是当初乃至现在都让他觉得可贵的地方。而他也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并不喜欢为女人花钱。就连给禅月的抚养费她也不要，说：“我会把孩子养大。再说你还要结婚呢，结了婚还要生孩子，要是你每个月给我们抚养费，怎么负担你将来的那个家呢?”当吴为不是作为一个男人妻子的时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了。后来他们就无话可说地在雨中走了很久，专心致志地倾听他们的脚掌如何在泥泞里拍打出声响。就是现在，只要回忆起那个仲夏夜的夜晚，韩木林的耳边也是脚掌拍打泥泞，还有雨滴敲在雨帽上的声响。后来就送吴为回家，穿过那条他在那里把她杀得落花流水的胡同。恰巧有个男人从院子里出来去公厕，见他们在雨地里告别，就阴怪地嗽着嗓子，那动静连韩木林都觉得猥亵得难以忍受，好像他和她是在雨地里野合，而不是和他的老婆——哪怕是前老婆告别，弄得韩木林礼义廉耻地不安起来。吴为反倒一副久经锻炼的模样。从此一别，再未相见。剧院这个晚上当然算不得再见。今生也不会再见了。想到这里，韩木林不得不逼着自己承认，他是在追悔，当初实在不该把吴为逼得上天无路，人地无门。3韩木林和吴为不像夫妻倒像同学，说到结婚，不过是一起搬进了同一间宿舍。当韩木株冉人介绍“这是我爱人”时，人们的目光总是先绕几个圈子，发现周围没有其他女人，才会把目光落在吴为的身上。没心没肺的吴为，碰见了同样没心没肺的韩木林，他们一拍即合，这大概就是他们结合的根本。既不求上进也不自甘堕落，既不幸福也不烦恼，更不会过日子，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发了工资大家往抽屉里一放，谁也不管，几天就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完，然后就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包括旧书废报纸，最后连结婚戒指也卖了。最荒唐的是他们变卖旧书报的时候，竟然把韩木林夹藏在旧书中的，-张银行存单也卖掉了。那是韩木林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前在美国银行一张几千美金的存单。这两个没心没肺的人，只一声“噢——”的惋惜就算了事。换做胡秉宸，就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吴为一直穿着学生时代的衣服，看见女人们装扮得时新漂亮，只知欣赏，也不觉得没钱买一套．有什么遗憾。其实这样的日子相当不错，如纽约西区一些穷艺术家的生活，无牵无挂，很是潇洒。如果不319是生了禅月，吴为还觉悟不到日子不能这样过。可是他们相安无事，更难得的是非常平等。同学嘛，后来出了问题另说，那是吴为的责任，与韩木林无关。吴为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应该怎么办。如果不和盘托出，谁也不会知道那档子事。女人生孩子，比预产期不要说是早几天，就是早一个多月的情况也是有的，可她就得鬼鬼祟祟过日子。如果只是鬼鬼祟祟过日子倒也罢了，最难耐的是得昧着良心，藏着这个见不得人的隐情。假装正人君子，一直到死——实在太长了，而她刚刚二十几岁。她更没想到，为这段短暂的婚外情，会负上如此深重的罪恶感，没有一时不在考虑如何从这罪恶中逃出，而且明白必得采取一种决绝的办法，方能斩草除根。可她也将随着她的坦诚下地狱，《红字》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遭受的一切，她一分一毫都不会差地受下去，直到离开人世，而她刚刚二十几岁。如果和盘托出，韩木林能容忍吗?如果他就此提出离婚，她能不能得到禅月的抚养权?好像早知此生必定找不到那个男人。开天辟地以来，就为那个独一无二的男人准备的一腔情爱，也就无处抛撒。非得在那个独一无二的男人点化后才能幻化的一身柔媚，也只好躁动在天地玄黄之中，看不到出头的日子。所以早就立下志向，生个女儿继续找。叶莲子又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一个人必得如此孤绝地在世上走一遭吗?好可怕啊!生个女儿吧，既可为她继续圆梦，也可成为言无不尽的朋友和伴侣。吴为果然如愿以偿。待产室里待产的女人，比赛似的大呼小叫，似乎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在宣告自己的战绩。吴为脸对墙，专心致志等待着禅月的到来，一声不哼地咬破了一团。有紫丁香小碎花的手帕。后来禅月也喜欢紫色，那是她们家三代女人的颜色。禅月就要来了，正在用尽全力迈出她的第一步，也许就要像吴为那样开始艰辛的人生之旅。她不能乱喊乱叫消耗气力，她得集中心力领着禅月迈过这吉凶难卜的门槛。既然知道这个世界的险恶，当初也死活拒绝过到这世界上来，现在为了自己，不问一问禅月是否同意，就把禅月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吴为该说是很自私的了。当生活越来越为艰险，吴为多次对禅月说过：“真抱歉，妈妈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和她们家上两代女人不同，禅月说：“为什么?到世界上来走一趟，尝尝各种滋味儿，我觉得挺好。”吴为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想，初生之犊啊，将来就知道厉害了。护士把她们母女从产房送回病房那一刻，吴为迷糊了一会儿，觉得她和禅月不是躺在医院的手推车上，而是躺在一个无所依托的大摇篮里。这只摇篮，摇摇晃晃不知向何处去，心里一惊就清醒过来，可是右腿外侧那个暖烘烘的小布包，立刻让她塌实下来。小布包里包着她这一辈子最杰出的作品!这就是吴为熬成作家后，每每回答记者“你认为你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那个问题时，总是说“我女儿”的缘故。为此，她感念让她生出一个女儿的韩木林。如果没有韩木林，她能生出一个女儿来吗?半个也．不行。根本无法想像，几十年后，社会进步到女人可以买个精于做单身母亲!让她好不羡慕。右腿外侧那个小布包这时淘气地拱了一拱，好像知道她想了些什么，用胳膊肘捣了捣她的腿，一定是这样。当禅月还生活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如果有两块硬硬的小东西撑起她的肚皮，接着那两块小东西又抖-抖的话，肯定是禅月在她肚子里伸懒腰呢，两个硬硬的小东西就是她举过头顶的小拳头。禅月出生后，每每伸懒腰时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吴为没有勇气开口。吴为其实是个非常懦弱平庸的人，既不具备人杰的大德，也不具备宵小的大恶。如果她的道德观如铁打的江山也好，不，她的道德观相当虚伪。如果没有私生子这个实物为证，就是和十个男人睡了，只要神不知鬼不觉，还不是一个正人君子?那她还会忏悔吗?她的忏悔是逃遁无术——是社会舆论所迫，还是良心所迫?那么有种就将偷人养私生子的事情进行到底也行。可又马上懊悔不及，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一千人马，如果投身革命，肯定像胡秉宸领导下的那个李琳。她没有白帆那样的气魄，几十年来隐秘着私生子的问题，如果不是审查干部的政治运动，如果对方不交代出来，如果没有DNA技术的应用，白帆可能就一直隐瞒下去了。就像禅月说的那样：“您总是这样!不管做什么，结果都是自己的错。即便没做错什么，也永远不会理直气壮。有人找您凋查、找您了解情况了吗?没有!您总是自己主动跳出去说个清楚。好比这件事，为了您良心上那点儿安宁，您不但牺牲了姥姥和我，也牺牲了枫丹，还有您自己。坦诚没错，结果却未必如您所愿。”当她这样想来想去的时候，惟独没有想到她的坦诚将给叶莲子、禅月和枫丹带来怎样的遭遇，或缄口不言，她们另一种命运的可能。直到枫丹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她的存在之后，才逼得吴为刻不容缓作出抉择。助产士抱着枫丹在她眼前晃了一晃。吴为对那张小脸匆匆瞥了一眼，只瞥了一眼，好像再瞥一眼或是稍有迟缓，就是对禅月更大的背叛。那时吴为只知自己罪孽深重，不像后来经反复清算后那样清楚。而且她的思路很怪，觉得自己伤害最多的是掸月和禅月的将来。于是躺在产床上，将这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对韩木林交代出来：“枫丹不是你的孩子。”韩木林问：“还有呢?”她不说话了。又何必说仅此一次!难道一次就不是背叛?一次和若干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又何必说得那样凑巧!凑不凑巧反正是既成事实，有了私生子。那一刻，吴为的良心真获得了安宁。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一个逆来顺受、没脸见人、苦行生活的开始，坚信在那种生活中，定会熬煎出一个纯净的她，并将赎回偷人养私生子的罪恶。哪里懂得一个人为爱情，哪怕是自己虚拟出来的爱情犯下的过错，算什么错?!不论怎样，韩木林是个大度的男人，只说事到如今，吴为当然没有了对禅月的抚养权，他不能把禅月交给这样一个母亲——他没有说“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母亲”。他还答应，如果吴为痛改前非，还可以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但必须在禅月和枫丹之间作个选择。如果选择枫丹，他们只得离婚，禅月归他抚养；如果选择禅月，就必须抛弃枫丹，只有这样，才不会留给她的旧情一个纠缠不清的理由。并非韩木林多虑，几十年后，吴为与前情人邂逅于某家电影院，对方竟写信要求她到公园一会。——在经历过诉诸法律，遭遇过这个社会和公众所能给予一个下贱女人的最残酷、最不留：情的践踏之后!——在他们子法律面前驹咬狗之后！也许男人可以如此?既然吴为不得不在禅月和枫丹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为了禅月，她不能一错再错。为了禅月，她只能再犯一次大错：她不可能选择枫丹。吴为就这样可耻地逃避了一个母亲的天职。韩木林拿出拟好的字据：吴为自愿将亲生女儿枫丹转送他人……最让吴为没齿难忘的是，韩木林让她在字据下方，用最古老的办法按了手印，——签名都不作数。她就这样狠心地把枫丹扔进天连地、地连天的茫茫一片浊水，不见树木，不见房舍，不见河岸。从此孤零零的一个小人儿无头无绪地漂流起来。吴为从未停止对自己的审问：为什么对枫丹没有半点眷恋?日后，当她成了作家，不论知道或不知道她过去的人，不但不再在她身后吐唾沫，扔石子或往她身上扔破鞋，甚至开始尊敬她，可是她对自己说，这笔账永远不会了结。同样是自己的骨肉，为什么如此不同对待?她必须回答。因为枫丹是社会不承认的私生子。她对枫丹应有的母爱，被不得不面对社会和舆论的恐惧杀死了。吴为不过是自私而懦弱的胆小鬼。至于后来那套下三烂的生活勇气，不过是落水狗、癞皮狗被人打急眼时一种自欺欺人、虚张声势的哀吠，正像诗词所道“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还要等上几十年，这几声哀吠，才能变为知耻而勇的大气。吴为很快又陷入了新的、更深的良心谴责。她并没能以这样的代价，从韩木林那里换回家庭的苟安，韩木林还是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律行为使文学而不是爱情显示了它的不堪风雨。爱情的不堪风雨该是顺理成章，滑稽的是吴为所迷信的文学之不堪风雨。所幸吴为碰到了一个很人情的女法官，多少年来，她一直记得那位叫做杨柳的女法官。事情过去多年，她一直想要探访那位女法官，可是一直没有成行，或许往事不堪回首。文学根本就不待见吴为，文学拒绝了她，所以给了吴为这样一个严重的警告。可是她并没有迷途知返，最后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并再次受到文学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她不成为作家，还是胡秉宸麾下一个小职员的话，胡秉宸还会钓她这条鱼吗?人们并没有因吴为的举手投降就饶过她们母女三人。叶莲子和禅月这无辜的一老一小，马上跟着她一起下了地狱，人们给她的惩罚有多重，给叶莲子给禅月的伤害就有多深。一辈子没让人戳过脊梁骨的叶莲子，为了吴为让人戳了脊梁骨。叶莲子也无从知道，党小组已经全体通过，只等上级组织审批，眼看就要成为共产党员的她，突然被拒之门外的真正理由。零雨村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叶莲子-：夜之间，从顶替某个教师、只能领半工资、随时可能被解聘的“黑人”，变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从此不再流落天涯。将那另一半工资据为已有的朱校长，不知何处去了；李老师也再不敢将她对学生讲的“土豆是茄科植物”当做笑柄；“二校长”马文忠，不但不敢再找这个教师中最穷的叶莲子借钱不还，还于零雨村解放的第二天，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年后马文忠回到学校，向全体师生作了题为《英雄平叛四川残匪》的报告。那时候叶莲子还没离开零雨村，回想当年马文忠“借”钱的往事，只能是一片迷茫。叶莲子的脸上，终于有了那种真正可以叫做笑的玩意儿。既不是顾秋水赏给她的，也不是为求一口饭吃强做出来的，而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她在那位女军代表身上，看到了如她一样无依无靠的穷人的希望；认定那宽大的灰军装，就是她的护翼，以至每每看到那种宽大的灰军装，就想跑过去抓住它，放在脸上贴一贴。特别是吴为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军代表马上和医院联系，让吴为住进医院，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直到治愈出院，叶莲子也没有为一分钱操过心。她老是说：“要是不解放，吴为早就没命啦!”叶莲子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也以叶家翻身的事实教育着吴为。在她退休前的几十年里，孜孜不她拼却全力奔向那个目标。二十世纪中期，一个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必得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奋斗，说是脱几层皮也未尝不可。不像二十一世纪，就是有的拥有个人资产在脱了几层皮的追求奋斗之后，叶莲子确实接近了她的目标，但在最后的冲刺中被拦在界外，将叶莲子几十年追求毁于一旦的人，正是她亲爱的女儿吴为。她那几层皮是白脱了!那一夜大雨滂沱，因为幽会吴为很晚才回到家。小学校的大门紧闭，她进不了门、回不了家，本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更不好麻烦吵醒校工开门，只能翻墙而过。不知道是不是她疑心生暗鬼，那校工再见到她，眼神就暧昧起来。事发之后，法院到叶莲子供事的小学校外调，校工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叶莲子加入共产党的事从此搁浅。早知如此，不如大学毕业时就与班级党支部书记进行“等价交换”，不就是上床?以后各奔东西，谁也见不到谁。耶就可以留在北京，不必在黄牙或口臭之间非此即彼，让地左右不是，无以筹吴为也不得不那样想，如果缄口不言，独自承受这份罪恶的折磨，虽然卑劣，却不能不说是另一比起她的坦诚带给母亲和女儿的苦难，缄口不言的卑劣、胆怯、自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她承担的毕竟是她个人的、良心的审判，而不是三代人的全军覆灭。4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即便经过了法律程序，他们的日子还是可以凑合下如果许多事物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像吴为与韩木林这样的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顺便也挖掘出韩木林喜欢赶热闹的潜能。结果是韩木林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目，“革命”、“进步”这样的字眼竟与他有了关联，真让他受宠若惊。这副重担激励着他，进步、进步、再拿什么作为与革命的见面礼?先砸了家里磨砂玻璃的花瓶再说。但磨砂玻璃花瓶怎能对得住革命的垂顾?看看周围的革命行动，只好背弃“原谅一切，既往不咎”的约定，到吴为单位贴了她的大字报，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英雄王成那样“向我开炮”。开炮之后，只好划清界限。吴为和韩木林分居已久。分居后，韩木林与吴为展开了争夺禅月的拉锯战。韩木林最后将禅冬天，很冷。叶莲子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炉边，自韩木林把禅月劫走之后，她就这么坐着，不腌咸菜，不收拾屋子，不买菜，不做鞋子，不缝衣……要不是怕吴为饿着，恐怕连饭也不做。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放对了也揉不开，馒头上老是点散着一块块黄褐色的碱块，焖米饭自然也是夹叶莲子的眼睛盯着炉子，屈伸着她那些纤细可是粗糙的手指，又在默数禅月被带走多少日子。这时，她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什么的，只剩下一脸的皱纹。如果那时有人问吴为：母亲是什么?她一定回答说：母亲就是一脸的皱纹。吴为试图在脑子里描绘叶莲子的脸，怎么画都是那一脸的皱纹，其他部位全都画不出来。有时顶多画出她那双细长的眉，也是被烦心事折成了几道弯，而不是风平浪静的样子。吴为像是蛮有城府地说：“妈，咱们不能显出着急的样子，那样韩木林就更用这个法子整咱们了。”那时吴为成长了不少，以后她还将继续成长。在韩木林将禅月劫持之后，她立刻到托儿所，将掸月的卢口迁至她的名下，并将户口本藏匿到抄家行家也无法抄出的地方，以为这就可以将禅月留住，岂不知法律不会让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得逞。“对，不应该显出着急的样子。”叶莲子伸直用来默数的手指，让它们平躺在膝头，却把计算放进了心里，到现在为止，掸月走了一个月零三天。这时门嗵的一声开了。那个让她们想念得难以自处的小人儿，自己走了进来，那个死了的屋子眼看着就活了过来。“韩木林送你回来的吗?”“我自己。”禅月那个“我自己”还说得不大清楚，听起来是“我几几”。“你怎么回来的?”“走走。”禅月不会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只能走。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帽子在头上戴着，口罩、手套、大衣，一样不少、一样没落，全副武装地回来了。大衣放在箱子上。很高，禅月够不着。可是有一只大声袖子垂了下来，只要拉着这只袖子，大衣就会掉下来。帽子、围巾在什么地方?在床上。口罩、手套在什么地方?在大衣口袋里，禅月记得很清楚。现在床上堆了很多大衣、帽子、围巾，她得从那堆衣物下把她的帽子围巾掏出来。禅月爬上床，把脑袋扎进那堆衣物，那些衣物很沉，拱起来非常吃力、她像只在雪地里刨食的小松鼠，吃力地刨着，累得呼哧呼哧鼻涕直流。总算抓住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拉了一拉，是她的围巾，不是帽子，又继续往那堆衣物里拱。她得找到她的帽子，不论妈妈还是小姥姥，每次带她出门，这五件东西一样也不能少地给她穿戴整齐，怕她冻病。她一病，她们就急得天翻地覆，所以她不能病，她得找着她的帽子和围巾。“你干什么呢?”韩木林问。“玩儿藏猫猫呢。”禅月吓了一跳，赶快把脑袋从那堆衣物下缩回来，通红的小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其实她不怕韩木林，小姥姥怕，妈妈也怕，她不怕。现在吓一跳，是怕韩木林发现她的秘密。“方块儿七。”韩木林说。他没回头，忙着和一‘伙儿人打扑克，“好好玩儿，别淘气。”又说。韩木林不骂她也不打她，也不逼她按时睡觉，随她玩到什么时候。有时她玩得连衣服、鞋子都不脱就睡下了。要是她想吃花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要是想吃蛋糕，也可以一直吃下去，连饭也不用吃。起床后、吃饭前，也不用洗手洗脸。有好几次韩木林还给她酒喝，那些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各个拍手叫好。要是她没让开水烫着，要是她没拉肚子，要是她没从楼梯上滚下来……只能说她运气好。可她就是要回到妈妈和小姥姥那里去。幸亏韩木林背对着她。禅月继续在那堆衣物下找，终于找到了她的帽子，又把帽子戴在头上，这没有什么特别，不会惊动那伙儿打扑克的人。现在只剩下把大衣从箱子上拽下来了。禅月用力一拉，大衣就从箱子上滑了下来。她也就势蹲下，以为韩木林一定又得大吼一声：“禅月，你干什么呢?”可是韩木林没有吼，他们正在算得分。她抱起大衣，打开房门之前又回头看了看打牌酌人，他们还在算分，在那张小桌子上，四个男男女女的头差不多顶在了一起。禅月轻轻打开房门，轻轻走了出去，又把门轻轻关上。她得把门关好，不能给韩木林留下一点异常的感觉。然后她到腾着小腿，迅速往楼下跑。跑到二楼楼梯拐角处，禅月才停下来围围巾，戴手套，戴口罩，穿大衣。只有口罩戴不好，禅月扎不紧口罩的带子。她照小姥姥或妈妈的办法‘扎了三次也不行，其他全如小姥姥或妈妈给她穿戴得那样服帖。这时鄂百灵阿姨突然走上楼来。禅月又吓了一跳，以为鄂百灵阿姨一定会问她：“禅月，你上哪儿去?不要自己瞎跑，我要告诉你爸爸去。”要是鄂百灵阿姨这样问，她就没办法了。可是鄂百灵阿姨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就过去了，就像没看见她。这时禅月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鄂百灵阿姨转上楼梯；看不见她了，她才跑起来，一口气跑到大街上。大街上的汽车、大街上的行人，比妈妈、小姥姥或韩木林带她上街时不但多了许多，也大了许多，而且好像全朝她开过来、走过来，这时她真有些害怕了。她怕那些汽车，也怕那些人，想起了妈妈讲过的那个故事——有个不听妈妈话的孩子，自己偷偷跑到街上去玩，被玩杂耍的人骗走，玩杂耍的人在孩子身上披了一层狗皮，孩子就变成了一只玩杂耍的狗。过了很多年，孩子跟着玩杂耍的人回到家乡，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妈妈，孩子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认不出他了，因为他已经变做一只狗。禅月为这故事哭得非常伤心，就是听“白雪公主”、“小红帽”那样的故事，也没有这样哭过。禅月回头看了看韩木林住的那栋楼，不远，只要一转身，就可以从这条可怕的大街上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禅月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那时候她四岁。只有四岁就作出了她的选择，她要去找妈妈和小姥姥。汽车一辆接一辆从她面前驶过，她不知道这些车到哪里去，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知道，她不知道。她也没有钱买汽车票，韩木林和妈妈、小姥姥有，她没有。她只能走。沿着右边的人行道，一直往南走。韩木林多次骑自行车带她走过这条路，她记得很清楚。现在走过了那座学校。学校放学了，学生们唧唧喳喳从学校里走出来，有个男孩子在她的头上敲了一理，说：“黑，小孩儿！”还青面獠牙地往她脸前一凑。“你小孩儿!”禅月回嘴道。那男孩反倒一愣，不敢再捉弄她。然后就到了十字路口，路口有拉粮、拉砖、拉木头的马车。禅月第一个认识的动物是猫，第二个认识的动物就是马，就是在这个路口认识的马。她第一会说的是“妈妈”，第二会说的是“大马”。刚走到十字路口中间，从西边来了一辆拉水泥的大马车。“站住——站住——”她听见有人嚷嚷。让谁站住?她不知道，她得赶快走，天快黑了。大马突然就站在了她的跟前。大马很高、很大，禅月抬起头，只能看见大马的胸脯，听见大马生气地喷着鼻子。“吱——”的一声，从东边来的一辆大卡车又停在了禅月的身旁。她就这样被挤在了大马和大卡车的中间，赶大车的老爷爷和开卡车的叔叔都在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说着，他们就要跳下车来。禅月不哭。她不能哭，一哭他们一定嚷嚷得更厉害了，只能一直往前跑，不敢回头地往前跑。她听见他们还在后面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要是让车轧了怎么整?谁的孩子?怎么让孩子闯红灯?”他们不能撵她，他们还得关照他们的车呢。好在那时的行人车辆比后来稀少许多，那个路口也比后来的农村还荒凉。禅月一直往前跑，跑得好累啁，累得脚丫于上都是汗。小朋友就是这样唱的：“那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那么好的姑娘抠脚巴丫儿。”她真想把棉鞋脱了，晾晾她的脚巴丫儿。棉鞋是小姥姥做的，放了很多棉花。小姥姥一到冬天，就恨不得把她用棉花包起来，在妈妈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她们全都穿小姥姥做的鞋。等到禅月上小学，吴为才给她买了一双减价猪皮鞋，两只鞋还不是同一个号码，其中一只像是让热水烫抽巴了，鞋底往上拧着，幸好它们还是同一个颜色。妈妈虚荣地说：“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双皮鞋。”妈妈最不甘心的是别的孩子都有的东西禅月却没有。无论如何她也得让禅月像别的孩子一样，好比那双猪皮鞋，好比这件棉大衣。棉大衣是妈妈自己缝的，她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用手而不是用缝纫机，她们没有钱买缝纫机。大衣又长又大，现在就更沉了。妈妈说：“做大点儿，可以多穿几年。”然后禅月来到火车道口，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天快黑了，其实差不多就是黑了。因为房子里的灯亮了，路上的灯亮了，车上的灯也亮了。她只好跟着停了下来，夹在人们的腿和车轱辘中间，挺着圆圆的小肚子，叉着两条小腿，与那些形形色色知道从哪里来、知道到哪里去的大人们一样站着，担心又会有人嚷嚷“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幸好这回没人嚷嚷。不一会儿从东边开来一列火车，轰隆隆，轰隆隆，震得脚下地皮都颤颤。一节节车厢，像会走路的小房子，车厢里的灯光明亮，看上去又舒服又干净，有些人在说话，说的一定都是很有趣的话。火车开过去后，又跟着人们一起向前拥，有一条腿绊住了她，她侧歪了一下，撞在另一条腿上，可是她没有摔倒。等到看见胡同口卖豆浆油条的小铺，禅月就觉得不那么累了，等到又在胡同里看见虎子，她觉得一点也不累了。她就这么回到了家，看到了她想念的小姥姥和妈妈，那时禅月只觉得这一趟经历挺好玩，并不懂得这是她与小姥姥和妈妈的一份缘。更不要说禅月渐渐长大、越来越懂得羞耻之后，知道自己有个多么不称职、多么丢人现眼的母亲。但她无怨无悔地伴着吴为，把自己的生命、尊严和吴为紧紧地贴在一起，不但用她的小手搀扶着吴为走过了最为艰难的荆棘之路，并勇敢地捍卫着她。这样的女儿世上怕也难找。如果没有叶莲子那副老肩膀和禅月的这副小肩膀保护着吴为，为吴为分担那些凌辱的伤害，吴为怕是走不过这条路了。所以当韩木林委托朋友到学校看望禅月，对她说：“告诉你母亲，让她到我们家来玩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别不好意思。”禅月才会不动声色地反问：“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以此向那朋友，也等于向韩木林表示，她不是不明白吴为的过去，而是明白得一清二楚，因此，谁也别想再欺凌那个是人就能欺凌的吴为。等到吴为成为作家之后，禅月反倒不再像从前吴为备受凌辱时那样，总是冲锋在前护卫着她，而是隐身在后。在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问禅月：“听说作家吴为的女儿就在你们系读书?”禅月脸上哪怕最敏感的肌肉，也不曾牵动丝毫，回答说：“不知道。”直到大学毕业，也没几个同学知道，她是吴为的女儿。知根知底的朋友有时就会说：“禅月是太心疼你了……要是枫丹也能谅解一点你的难处，不到处张扬是你的私生子就好了，她对这个人世的险恶也该有点了解啊！”“只要能抵消一点儿我对枫丹的罪过，不论她怎样待我，我都心甘。”怎么能这样要求枫丹?社会给一个私生子的冷漠和歧视，恐怕得从枫丹出生一直纠缠到她这一生的结束了。吴为至少还有叶莲子和掸月的保护，枫丹呢?养父养母待枫丹不薄，但谁能顶替一脉血缘的牵系?谁又能为枫丹修复无父无母、独自漂流闯荡的创伤?枫丹又有什么义务继续承担这无由无根的尴尬?她能如此对待吴为，已经是对吴为极大的恩典了，吴为难道不该对她感激涕零吗?韩木林抄起一个方凳，一凳子把叶莲子砸昏在地。叶莲子当然想不到在顾秋水之后，还有一个与她什么债权关系都说不上的男人，对她拳脚相加。公寓里所有的门都紧闭着，门窗后，贴着公寓里所有的耳朵。韩木林家里的架天天打，一打几年，持之以恒。起先人们还拦一拦。一个女人被打成这个样子，总是可怜的。后来人们就不拦了。人们先是从韩木林的咒骂里得知了吴为挨打的原因，而后又从街道居民大会上了解到全貌。她们的家具不多，所以三人只能横睡在大床上。禅月睡当中。牛夜里，禅月有时被叶莲子的哭声惊醒，有时被吴为的梦话惊醒。开始禅月有些害怕，后来发现这对小姥姥和妈妈不但没有什么伤害，反倒和白日里窝窝囊囊的她们大不相同。好比叶莲子在梦中的哭叫，前半部透着由恐怖而生的绝望，后半部就变成了哭号和争辩，最后从绝望生出拼死一战的嘶号。而吴为在梦中却是胸有成竹，所向披靡。慢慢地，掸月习惯了她们在梦中的生活，不声不响地躺在小姥姥和妈妈中间，静静听着，从不打搅。只是眼睛眨呀眨的，一心想着长大之后，怎么才能在梦里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怎么才能让小姥姥和妈妈在梦中也不哭不叫不争辩不说梦话。她又慢慢懂得，她们在梦里，才能有那么点随心所欲，那么点成功。好不容易!屋子里还有三个窗户。一个窗户朝南，一个窗户朝西，一个窗户朝北。听风楼似的。大床横在北窗下，西窗下冬天放煤炉，又取暖又做饭。到了夏天，煤炉就搬到屋外的南窗下。叶莲子搬，或者是吴为搬，那时叶莲子还搬得动这种老式的铸铁炉子。小碗橱靠东墙放置，三个方凳各据碗橱一方。吃饭的时候，禅月跪在中间的方凳上，几岁的小人，如果坐在凳子上筷子就不够长，够不着饭莱。吴为和叶莲子或朝南坐，或朝北坐。韩木林抄起的方凳，就是这三个方凳中的一个。昏倒在地的叶莲子好像缩了水，突然变得那么小，那么老。她的白发披散下来，挡住了一只眼睛。血从额上流下，像皇上用朱笔在她脑门儿上批了一杠。禅月不怕韩木林打架，她只怕温暖的小姥姥永远这么小、这么老，闭着眼睛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妈妈张着两条胳膊的样子很怪，像一只灰色的蛾子，翅膀歪斜地向小姥姥飞过去。也许因为她的脸是歪斜的，从鼻子正中分开，一半脸看上去还是妈妈的脸，这个妈妈上班、下班，与小姥姥说着极其琐碎的事，抱着她亲亲热热……另一半脸随时抽搐着，抽着、抽着，就抽搐出各种令她恐怖的事。比如抱着她钻了公共汽车的轱辘。人们把她们从汽车底下拉出来的时候，好像不是为了救她们，而是为了揍她们一顿，汽车司机吓得嗓子都岔了，“你不想活别人还想活呢!”他说。妈妈迷怔着双眼，好像睡着了。她迷怔着眼睛的样子真可怕，禅月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叫着：“妈——妈——”可妈妈就是醒不过来。有人掰开妈妈两只死死扣着的手，把她从妈妈的怀里抱了过去，然后使劲拽着、摇着妈妈的两条胳膊，像要把她一撕两瓣……可是妈妈说：“没有，我没有睡着。”没睡着那些事她为什么想不起来?直到最近妈妈才对她说：“噢一想起来了，你用两条小胳膊勒着我的脖子，可有劲儿了。那时候你几岁?两岁，对不对?”现在禅月五岁。而后妈妈又来了一次跳楼未遂。禅月不能相信妈妈。没等妈妈扑到小姥姥身上，就被韩木林一个拳头撂到床上去了。他一迈腿又亡了床，两条腿一叉就骑在了妈妈身上，两只手掐着妈妈的脖子问道：“回不回去?回不回去?”妈妈的嗓子眼里就出来一个长长的“不!——”不是她说出来的，而是韩木林那两只手挤出来的。“回去不回去?”韩木林的两只手又从妈妈的嗓子眼里挤出二个短短的“不！”妈妈那两条腿开始蹬踺得还挺有劲，渐渐就成了老挂钟的慢摆……于是禅月在韩木林后背猛地一声尖叫：“韩木林，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禅月不管韩木林叫爸爸，只叫韩木林。等她再长大一些，即便对吴为的父亲也称之为“老顾”。有一天吴为提起顾秋水的时候说：“我爸爸……”禅月插嘴道：“您还管顾秋水叫爸爸?”她没说吴为该叫或者是不该叫，她只是问问。韩木林放开了吴为，扭过头来奇怪地看着掸月，禅月一溜烟跑到了楼下。外面下着很大很大的、灰色的雨，廊子被雨水溅得精湿。大门、台阶、瓦楞、楼墙散发着霉朽的腥气，然而雨水的喧哗却并不晦暗。禅月看见韩木林靠在廊子里的自行车，想了想，先拔掉自行车的气门心，然后再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哩的水洼里。自行车躺在水洼中，像一堆死了的烂铁。5后来吴为常对禅月说：“其实，韩木林算不上恶人，他只是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想看，哪个男人受得了这样的事?不，不，他没有要求街道居委会召开大会，没有。他只是向街道居委会解释一下他为什么打我。你想，那个时候，街道居委会那些人从来不愁事情太多，而是愁事情太少。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们想革命想得不得了，所以居委会就召开了一次居民大会……”吴为的声音和黑暗一样安静。所以禅月觉得吴为的说法是公正的。而且，吴为这时的脸已经不歪了。禅月没有远走他乡之前，常常喜欢晚上关了灯，和吴为躺在床上说话。到了能和吴为躺在床上说话的时候，她们已经多了一张小床和一间给小姥姥的小屋。很多亮着灯时不便说出的话，在黑暗中就不那么难以启齿了。就是黑着灯，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也是眼睛看着天花板，而不是彼此相对。“可韩木林当时不是说，他能原谅一切，还既往不咎吗?”“不容易，设身处地想一想，真的非常不容易。”“您爱那个人吗?”“我爱文学。”“这是一个理由吗?”禅月实在不能理解。“就像邓肯想要嫁给爱因斯坦那种心态吧?当然我不是邓肯，对方更谈不上是爱因斯坦。好像现在的文学女青年，总是把写了几笔的人当做文豪，以为是为文学献身吧?你妈妈是个糊涂的人，即便到了现在也没什么长进。”又何必告诉禅月韩木林偷查她的晨尿?对一个男人来说，这种鼠盗狗窃的事真不够磊落。毕竟韩木林是禅月的父亲，还是为亲者讳吧。在这些谈话中，禅月长大了。在那张床上，禅月也对吴为谈过她理智上不能接受的一段初恋。“我绝对不会像您那样去爱，妈。”可她还是哭了，“……不过说出来了就好过多了。”吴为无言地抚摩着禅月，掌心里流淌出阵阵无名的愧怍。就像是人总得出一次麻疹一样，从那以后，禅月再也没为爱情流过泪。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时吴为会向禅月求证：“你觉得我和胡秉宸有前途吗?”不知道是不是从叶莲子而来，叶家三代女人多少有些通灵异的能力。“说不好，因为您离我太近了……好像有那么点儿意思，但我不能肯定。”当胡秉宸终于抛弃吴为后，禅月才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没有好结果，可又不忍伤您的心……永远不能和有妇之夫有所纠缠。玩儿玩儿可以，但不能动真格的。不谈道德，从结局来说，拼死拼活得到的都是残缺破损的……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不论那个男人如何中意，一旦知道他是有妇之夫，马上收兵。何苦把大好青春葬送在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上?”吴为无言以对。吴为是自觉的。即便他人暂停对她的敲打，她也不会忘记对自己的回审，而且刻意。找一个原因或拣一个特别的时辰，完完整整、从头想到尾，而不是轻易地、零打碎敲地想。好像那是一个盛典-真不能说不是。好像担心那些往事会被她的成功湮没。好像一个已经得到超度的人，回过头去审看自己的皮相如何在地狱里历练，惊惧自己如何熬得过来，庆幸自己终于熬了过来，自怜自己居然熬了过来……所以这种回审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自我欣赏，虽然每每又像是在地狱里重过一趟，弄得她大汗淋漓，如洗桑那浴。最后，她带着一份感恩之情对着地狱合掌深拜，没有这一番历练，哪来的超度?她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好像要把几乎被岁月和荣辱淹没的往事，看得更清楚一点。韩木林一只脚站在大门外，一只脚踩在大门里，脸朝着胡同里的来往人等，喊道：“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想想，她偷人养汉不说，还养了私生子……”期期艾艾，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气势汹汹。即使在这种时候，吴为也没有想过，她应该站起来以牙还牙说点什么。哪具凡胎上，没藏着掖着一些可圈可点的东西?一旦见了天日，都是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的热点。吴为不，可能因为愚笨，应变能力差，也可能觉得那样做很不道德，不免落人以牙还牙以及揭人老底的下作。而且她也不想赖账，韩木林说的，句句都是她实实在在的罪行。门口很快围上了几十个人，也许全胡同的居民都来了。那可不是说打斗就打斗、说抄家就抄家，大闹革命的时候。女人的脸上各个严肃起节烈的神情，男人的嗓子好像一起出了毛病，此起彼伏咳嗽得十分蹊跷，又用他们的眼珠斜斜地叼着吴为。“这些，我不计较，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换了谁，谁能咽下这口气?现在她倒要跟我打离婚了……”真的，那时韩木林还不想离婚，他在吴为的俯首帖耳和唯唯诺诺中得到了在同事中从来不曾得到的满足，他们大部分都不尊重他。可是吴为倒要离婚了。韩木林没有像他们当初说定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容忍这件事，就痛痛快快离婚；如果他能容忍，就不要老翻老账。天天这样翻老账，日子还怎么过下去?更不巧的是吴为赶上了一个咬牙切齿的时代。人们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打，这样的女人还不该打?打都轻啦!”围观的人狠狠地盯着吴为，恨不得替韩木林打她二顿才好。居委会认为，根据吴为的罪行，划个坏分子让她劳动改造去算了’，或至少应该按照对待“黑五类”的办法，对她实行群众专政。这种时候，吴为偏偏逼着自己高昂着头，直视着韩木林的眼睛。她得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到底，包括面对一切后果，还要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人们说：“瞧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害臊，你骂她，她还对着你瞧。”这时韩木林掏出了《毛主席语录》，翻开早就准备好的一段，对吴为说：“念吧，好好念念这一段儿。”这下吴为不干了，她怎么能把毛主席语录拖进这种荒谬!人们更愤怒了，“念，念广他们站在冬天的冷风里，耐心等着。不论人们怎么喊口号，或是辱骂，吴为就是不念，直到他们的手脚冻得发麻才渐渐散去。露天批斗会后，只要吴为一出门，胡同里的人就在她身后啐唾沫，或扔石头子儿砸她。不但叫她“破鞋”，更有甚者，还脱下鞋来甩她，真是比霍桑的《红字》更“红字”。越是这样，吴为越是逼着自己放慢脚步，她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在公众的审判面前临阵脱逃。她一面挨着那些砸在背上的破鞋一面想：人们真还能找得出这许多破鞋，可能胡同里有人发动过一场找破鞋的运动，家家户户把能找到的、穿破的鞋都搜罗出来了……事实，上吴为对自己比谁都残酷。有多少次她含着眼泪，低声重复着“婊子”、“破鞋”这些字眼，甚至这样大声地称呼自己，一次又一次体味着这些字眼砸在心上的声音和感觉，一次又一次算计着，是不是能顶上一些她欠韩木林的债。这还不算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男人，紧跟在身前身后，说些流里流气的话来狎弄她。那些话让她感到好像被人扒个赤身裸体，摁在当街行婬一样——还不是强奸，强奸至少带有邪恶强暴无邪的性质，终归让人同情，而谁能同情她这样的女人，被人摁在当街行婬呢?她只能梗着脖子，贴着墙根而行，好像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为她藏起其实已经没有的面皮。有时真想一逃了之：寄希望于一旦搬离这个胡同，可能就不会有人这样对待她，并不知道那个红色的“A”字烙在她胸脯的同时，也烙进了人们的，尤其是男人的心里，甚至她的至爱——对她始乱终弃者胡秉宸的心里。她又能逃到哪里去?就算她逃到另一个地方，韩木林还会在那里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每天每天，她都得经过那条胡同；每天每天，她都要穿过这样一场枪林弹雨，才能回到有叶莲子和禅月的爱的家。至于韩木林到吴为所在单位贴她的大字报，也算不得什么。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日常生活，好比日后人们一出门就“打的”那样。最喜欢当众调戏她、侮辱她、捉弄她的是食堂里的大师傅，他们的侮辱确实像出苦力者干的那些活儿，一锤子下去，一砸一个坑……直到多年后，一个男同事竟还轻薄地用手指撩她的下巴。而吴为偏偏不像有些偷过人的女人那样，从此以后任人轻薄，哑巴吃黄连地受着；或撕破了脸皮，从此大开偷戒，正中下怀地发扬光大。她真不明白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怎么下得了这个手，质问道：“你这是干什么?”“跟别人睡都睡了，我摸一下都不行?”可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她挺着腰板，追逐着他的眼睛，一追上就牢牢铆住，“你这样做就太不对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被冤打成反革命，停发工资，被人专政，关在牢里，那时候谁也不理你，是我母亲照顾着你老婆和孩子，有我们一口饭吃，就有你老婆和孩子的一口饭吃……后来就是放了出来也没人理你。到了干校，人人都能回北京探亲，你却没有权利享受探亲的机会，是我问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你老婆和儿子，你交给我一个三十多斤的樟木大菜墩。千里迢迢，还要换两次火车，我除了背自己的行李，还得背着你那个三十多斤的大菜墩……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你是反革命，因为我想给你和你老婆一点儿同情和安慰。你倒相信我是‘破鞋’，是个拆烂污的女人!”说完她就转身离开，可是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还有韩木林的那个同事鄂百灵也来找她。当时吴为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忙忙地起来招呼：“请坐，请坐!”来不及找抹布，用自己的巴掌把凳子擦了又擦。可是鄂百灵不坐，背着手在她屋子里走来走去，就像在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公厕那样，无所顾忌地平膛过来又平堂过去。吴为只好讪讪坐下，仰头看着鄂百灵来回踱步。鄂百灵脸上的皮肤又细又光，是命好的女人那种脸。这张脸让吴为觉得她的小板凳太矮，洗衣服的大铁盆太破，煤炉子不够暖和，屋子里灰尘太多……．“你也要闹离婚?”鄂百灵不看吴为，而是仰着头把屋子里几扇光秃秃的墙面看了又看，好像墙上挂满了镜子。“我觉得这个关系再维持下去没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办手续?”“我要禅月的抚养权。”“你要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两个字是从嗓子里旋出来的，每个字的尾音都高不可攀地向上回旋，“这就怪了，你既然那么舍不得孩子，干吗把那个私生子给人?”吴为就明白了鄂百灵到这里来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对她说这句话。女人干起女人来，可能比男人干女人下手更狠。这可能是日后吴为总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个原因?那时候，谁都可以站下来，对着吴为的脸问这个问题。虽然他们和鄂百灵一起早就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吐出来、咽进去地嚼成了渣儿。直到那时，吴为还不后悔自己的坦诚。她还很清纯，还不够坏，只是觉得人生和她想像的有点不同。后来才知道，很多人不但和她一样，甚至比她更应该受到惩罚，可是一个个都非常地圣洁：有。当吴为继续成长，有时难免不像白帆与胡秉宸核对杨白泉的“着陆点”那样，歹毒地想起枫丹的“着陆点”。不知哪位高人给韩木林出的点子，有一阵儿韩木林从外地出差回来，总是先将她的晨尿偷去，在医院做过妊娠反应才与她交欢。偷尿在技术上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不知道毫无心计的韩木林是怎么完成的。那时吴为还是一点渣滓也没有的人，放到哪里也是一个不张扬的节妇，根本不在意他的蚍蜉撼树之举，还乐得他被这种证明击得铩羽而归，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对女人的奇耻大辱，只说：“你再这么干，我就让你好瞧。”“这叫什么话?”“这叫‘勿谓言之不预’。”韩木林也没往心里去，吴为是个不成熟的女人，喜欢装疯卖傻说些吓唬人的话。可反过来说，吴为也觉得韩木林不是个成熟的男人。的确，换了胡秉宸，肯定不会让吴为知道偷查她晨尿的事，这可能是吴为总觉得韩木林并不坏的原因。等到吴为真的出了事，韩木林偏偏没有查出来。多少次韩木林费尽心机偷取吴为的晨尿，又不辞辛苦，起早贪黑提溜着一玻璃瓶子尿，到医院去化验，节骨眼儿上却偏偏来了个万一。要么是医院的化验有问题，要么枫丹根本就是他的孩子……可是吴为一口咬定，枫丹不是韩木林的孩子，心里还坏坏地想：要真是韩木林的孩子，这份儿报应才叫痛快!6世界上的事有一还就有一报。这就是吴为看完那封信之后，两眼呆望窗外那片混浊的天空时想到的。吴为知道这封信早晚要来。现在它终于来了，在她已经不太在乎人们知道她有一个私生子的时候。也正是在她所预料的、差不多的时候。枫丹，吴为念着这个陌生的、十几年毫不相干，实际上又紧贴着她的、形影不离、没有一日忘记过的名字。枫丹还站在门廊的暗影里，吴为就觉得她非常像自己，比禅月还像，一不过只是形式上的，也一眼看出底层社会给枫丹的烙印。为此，吴为的心又愧疚地一缩。尽管在这一场人间悲剧中，本不应该有观众，吴为和枫丹还是把她们攒了多年，单等这个时刻一泻的眼泪流泻出来。那眼泪来得十分急骤，如狂风暴雨，但煞得也像来时一样急骤——也许在社会的挤压中，她们已经历练出一副铁石心肠。也许因为一旁坐着胡秉宸。也许因为吴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生的根本经验在于恰如其分，而矣为恰恰在不该抑制的时候抑制，该抑制的时候又发泄得淋漓尽致。胡秉宸可能是好意，怕吴为上当受骗。谁都可以骗吴为，在没了解清楚之前，他得在旁助她一臂之力。同时也不想放过这个了解吴为过去的机会，尽管在与胡秉宸热恋时，吴为对自己的过去已交代得一清二楚。他不是不相信吴为，也不完全是为了刺探吴为过去的奸情，而是经验使然——无论什么，都以亲自掌握为好。枫丹带来了自己的照片，也许想用这些照片来填补她们之间的空白。有几张差不多是半裸的，或用换头术的办法，将自己的头像安在模特儿的照片上。照片上的枫丹和眼前的很不一样。如果不仔细看，眼前的枫丹还是一个甜丝丝的小女孩，而看过照片，再回头看眼前的枫丹，就发现这个甜丝丝的小女孩，已是在社会上真真假假周旋过的成熟女人了。真是太早、太早了。这自然也是自己的过错，还不是她亲手把枫丹扔了出去!“私生子”这三个字，本就是一种宿命的暗示。“私生子”意味着生命伊始就被扔进了没有一丝光亮的野地，只有一星鬼火在闪闪烁烁。“私生子”们非得跟着那一星闪闪烁烁的鬼火走到底不可，走进这个社会为私生子准备的那座地狱。地狱大门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私生子，是你们婬荡无耻的母亲，将你们送人了这个地狱，因此你们注定要遭受世人的唾弃，只有少数幸运者才可以逃出这个劫数。在她们终于把彼此几十年不着边际的空白接上之后，枫丹说：“让我看看姐姐的照片好吗?”这是一个比较，枫丹早就想要在这个比较中了解作为吴为的私生子和一直跟随在吴为身边享有母爱的另一个有什么不同。社会给一个私生子的伤害枫丹早已熟知，现在她要探知的是吴为给她的另一种伤害。这才是让枫丹伤心断肠的时刻。照片上，吴为和禅月相依着，心有灵犀的样子。在罗马，在巴黎，在维也纳……在世界上的一切好地方。她们的脸上，有种从苦海挣扎出来到达彼岸后的宁静。尽管这宁静像烧伤者刚刚长出的嫩皮，一时还遮不住皮下痉挛变形的肌肉。这一切偏偏投有她的份儿——既没有分享这份宁静的份儿，也没有分享那痉挛之痛的份儿。而那个可以称作姐姐的人，用不着刻意装扮，一眼就能看出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又必定是有学养的、上等人家出身。养父养母待她虽然如同己出，把一个小户人家的小日子所能给她的满足，一分不剩地给了她，可是一看他们的举止，一听他们说话的腔调，就知道他们是大杂院里的人。就是眼前这个可以叫妈又不能叫妈的女人，不顾一切地把她扔进了那个大杂院，让她费尽心机，怎么抠哧也抠哧不掉那个大杂院的烙印。就是这个女人，把私生子那不名誉的身份给了她，使她从小就备受世人歧视，她所有的不遂心、不满意全是她的赠与。正因为狠心扔了她，这女人才得以功成名就，她们如今的好日子，难道不是牺牲她来换取的?换了任何一个大杂院出来的女孩，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这些话，吐在吴为那作家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假面上。可枫丹不会，无论如何，她是吴为生的。她是吴为生的。有那么一会儿，枫丹又像回到五六岁，相信自己就是养母所生那样天真了一会儿。有那么一刹那，枫丹真有了那么点依恋的感觉，可是很快就闪过去了。那句话吴为说了好几遍：“要是你有困难，我可以每个月给你一百块钱……”听起来就好像给她了一千、一万那样隆重，还是有条件的“要是你有困难”，还是“我可以”，而不是“我一定”。吴为以为“要是你有困难，我可以每个月给你一百块钱”，就能补偿她的罪过吗?亏她说得出口：对她那成千上万的稿费来说，一百块钱值得一提吗?枫丹当然不知道，吴为的月工资不过三百多元，还要支持两个家。吴为当然不知道，枫丹的收人已是中产阶级，如果她知道，还会说出这寒碜的一百块吗?吴为也没有像枫丹想像的那样，作为一个行为不端的女人，将私生子抛弃多年又终于见到时，抽风，下跪，昏厥，悲痛欲绝，心脏停跳……而是稳稳坐在沙发上，流几行迟迟疑疑的泪，——就是这几行泪，可能也是计划之外的。她的老丈夫也坐在一旁，拐弯抹角地问这问那，以验证她是否冒牌。她的家具也很寒碜，穿着也很普通……本以为如此辉煌的吴为，该是何等完美!如果一直不见吴为，也许她还有点让人琢磨的地方，现在枫丹很有些失望。送枫丹离开时，吴为问道：“你去找过你的生父吗?”“没有。”“你不打算去找找他吗?”没回答。“那么我能不能知道，你找我的原因?”“有那么一点儿血缘上的原因，也因为你是一个名人。”非常率真。亏心的吴为有时也想关心一下枫丹的生活，试着给她换来换去的地址打个电话，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枫丹你的电话。”社会给一个私生子的伤害枫丹早已熟知，现在她要探知的是吴为给她的另一种伤害。这才是让枫丹伤心断肠的时刻。照片上，吴为和禅月相依着，心有灵犀的样子。在罗马，在巴黎，在维也纳……在世界上的一切好地方。她们的脸上，有种从苦海挣扎出来到达彼岸后的宁静。尽管这宁静像烧伤者刚刚长出的嫩皮，一时还遮不住皮下痉挛变形的肌肉。这一切偏偏没有她的份儿——既没有分享这份宁静的份儿，也没有分享那痉挛之痛的份儿。而那个可以称作姐姐的人，用不着刻意装扮，一眼就能看出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又必定是有学养的、上等人家出身。养父养母待她虽然如同己出，把一个小户人家的小日子所能给她的满足，一分不剩地给了她，可是一看他们的举止，一听他们说话的腔调，就知道他们是大杂院里的人。就是眼前这个可以叫妈又不能叫妈的女人，不顾一切地把她扔进了那个大杂院，让她费尽心机，怎么抠哧也抠哧不掉那个大杂院的烙印。就是这个女人，把私生子那不名誉的身份给了她，使她从小就备受世人歧视，她所有的不遂心、不满意全是她的赠与。正因为狠心扔了她，这女人才得以功成名就，她们如今的好日子，难道不是牺牲她来换取的?换了任何一个大杂院出来的女孩，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这些话，吐在吴为那作家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假面上。可枫丹不会，无论如何，她是吴为生的。她是吴为生的。有那么一会儿，枫丹又像回到五六岁，相信自己就是养母所生那样天真了一会儿。有那么一刹那，枫丹真有了那么点依恋的感觉，可是很快就闪过去了。那句话吴为说了好几遍：“要是你有困难，我可以每个月给你一百块钱……”听起来就好像给她了一千、一万那样隆重，还是有条件的“要是你有困难”，还是“我可以”，而不是“我一定”。吴为以为“要是你有困难，我可以每个月给你一百块钱”，就能补偿她的罪过吗?亏她说得出口：对她那成千上万的稿费来说，一百块钱值得一提吗?枫丹当然不知道，吴为的月工资不过三百多元，还要支持两个家。吴为当然不知道，枫丹的收入已是中产阶级，如果她知道，还会说出这寒碜的一百块吗?吴为也没有像枫丹想像的那样，作为一个行为不端的女人，将私生子抛弃多年又终于见到时，抽风，下跪，昏厥，悲痛欲绝，心脏停跳……而是稳稳坐在沙发上，流几行迟迟疑疑的泪，——就是这几行泪，可能也是计划之外的。她的老丈夫也坐在一旁，拐弯抹角地问这问那，以验证她是否冒牌。她的家具也很寒碜，穿着也很普通……本以为如此辉煌的吴为，该是何等完美!如果一直不见吴为，也许她还有点让人琢磨的地方，现在枫丹很有些失望。送枫丹离开时，吴为问道：“你去找过你的生父吗?”“没有。”“你不打算去找找他吗?”没回答。“那么我能不能知道，你找我的原因?”“有那么一点儿血缘上的原因，也因为你是一个名人。”非常率真。亏心的吴为有时也想关心一下枫丹的生活，试着给她换来换去的地址打个电话，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枫丹你的电话。”然后听见枫丹问：“谁呀?”那种声音让吴为觉得自己很不礼貌，好像窥测了不该窥测的他人生活。得知叶莲子过世的消息，枫丹也曾写信给吴为——吴为：刚刚听到姥姥故去的消息，想你心情一定很怆然，又得知你得了很重的病，我便有些不知怎么办才好。极想去看看你，为你做点能做的事，但是想来想去，怕你仍然不希望见到我。所以还是决定写信，权且把它算做我的一份挂念吧。有时候，我觉得活着真是无可奈何的，那么多无从意料的事情，说来就来，逃也逃不过。八八年，我曾经历了最绝望的事，就是我老母的死。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被带到大平间，看着她从冷冻箱里推出来，我用从家里带来的温水最后擦了擦她的手和脸，送到八宝山火化，然后我们把她装进那个小盒子……在我想她的时候，常常出现这一幕。我想，无论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奔奔波波，悲悲乐乐，最后，都会被烧成灰，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小盒子放在一屋子同样的小盒子中间，你不知道你周围的人对你好不好，他是善良还是不善良。我知道你想起姥姥会多难过，人这一生，谁能像母亲对我们那样好呢?但是你如果想她，别老想姥姥这一辈子受了多少苦，你不妨想想那些好过的日子，想一想姥姥看着你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姥姥看到了你的成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我真的希望你活得好好的，我不怀疑，人活到一定的境界，一定是能用较为超脱的心态面对世事了吧!不觉要提起我去找你的那年，至今还有点后悔，那时仍是一个心智尚未健全的孩子，而想到你每次都能善待我，心里也温暖过一阵。我还记得你给我做过一条鱼，还有我爱吃的汤圆，你说是特地跑到东单去买的。我给你带去一大堆很烂的照片，想起来脸红。我也送过你两本小孩子才看的书，我想你一定特别看不上。，-今年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可以说，我是真的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着，很有责任感，人际关系也很好，同事间不是离得那么远。我想告诉你，我们不是陌生人，即使你永远不想再见到我，我仍然是你的女儿，我心里怀揣着对你的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今年我去度假，中途路过一个寺庙，我在庙里烧了香，我想到了你，觉得应该替你许个愿，我不知道灵不灵，我祝你将来的生活里多好运。写来写去，就让这句话作为这封信的结尾吧，真的，如果你什么都指不上，记住，你还有我。枫丹看完枫丹的信，吴为凄绝地想，她不是不希望见到枫丹，她是没脸见枫丹。枫丹这份爱，她有什么资格坐享其成?一个女人不管自身有多少缺陷，但作为母亲，应该是个十全十美、无所不能牺牲的。既然当初她没有对枫丹尽到母亲的责任，反倒把枫丹扔进不见树木、不见房舍、不见河岸，天连地、地连天的一片茫茫浊水，也就差不多是毁了枫丹的一生，现在，她又有什么资格当一个现成的母亲?!……坐而论道，吴为和枫丹相亲相近，真要建立起骨肉之情，却是梦想。她们之间隔着太多的创伤、距离和误解，以至她们无法走近对方。于吴为是隔着对枫丹的罪过，且是无法补偿的罪过。枫丹所有的不幸，说是应该由她负责，怎么负呢?她再不能给枫丹一个白纸一张的人生，让她和枫丹都从头开始……所以吴为的负责不过是一句空话。如果世上有什么惩罚，可以切实有效地抹去、改善枫丹因她而致的不幸，吴为愿意以身试之。之后再谈她们的亲情，相信那时她才可以心安理得做枫丹的母亲。可是没有!惨就惨在这里，没有!吴为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由她残害，而又没有了救赎之道的女儿呢?于枫丹，对吴为的感情大部分是理论上的，特别当她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又无法诉之于人，的时候。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时候，对吴为的怨怼也不禁而生。她不能不想，作为母亲，吴为没有对她伸过一个指头，呵护过一分一毫。如果吴为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女人也就罢了，但她知道，吴为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上也是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了。为什么这一切都有禅月的一份，却没有她这个女儿的一份?她不是更应该得到吴为的补偿?!得机会就宣扬自己是吴为的私生女，倒不一定是炫耀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母亲，而是让许久没有什么话题可供人谈论的吴为尴尬一下。在文坛这个多事、好事之地，除了对胡秉宸那份坚贞的爱情，多少年来让人没有话题可说的吴为，显得太正经了。难道不就是这个现如今顺顺当当地过着上等人日子的吴为，把她一下子扔进了大杂院?又何止是扔进了大杂院啊!难道吴为不该支付她为从大杂院里挣扎出来所付出的艰辛吗?枫丹看到的，只是吴为熬出苦海的情形。要是让枫丹像禅月那样，和吴为一起在拔不出腿的沼泽里挣扎，感同身受人们给她们的那些凌辱，枫丹受得了吗?吴为、禅月、叶莲子，也没想到她们能挣扎出来。要是那时让枫丹选择，是和吴为一起遭人歧视、欺凌，还是跟她的养父养母过宁静的小日子，枫丹会选择哪一种呢?哪一种都让枫丹无所适从。凡此种种，都是吴为一手制造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