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邻坟庵
　　调动工作后，第二次拥有的书房是由办公室改建的。也就是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中再树一堵墙，隔成一室一厅，便像一个小单元的规模了。家当依旧那几件，增加的只是书。陡然搬到这样一套宽阔的屋里来，更显得家徒四壁了。访客渐多，没有不能容膝的理由相拒，无奈只好用木箱之类钉成几把交椅。而外间的厅也不能让它全然空着，便把单位的风琴二胡等乐器搬来堆了一层，得闲时胡乱弄出一串怪音，装出一副准艺术家的模样。
　　屋在二楼，开门即见青山，那是本城人用于丧葬的地方，唤做关山。山并不矮，半腰以下密集地布满了坟墓和碑石。当地人犹未实行火葬，棺木都是由巨大的木块拼制而成，需要八个大汉方才能抬动的灵轿，埋进土里往往堆成一座堡垒。所以每天出门，抬眼便见那些凸起在山坡上的墓园，心里也觉有了块垒。
　　就在该年深秋，我在这个世界感情最深的外祖母却逝去了。我陪着风水师在关山腰的一丛小松林边选好了佳城之址，亲营墓圹，痛苦地埋葬了外婆。这样，我每天便能望见外婆的所在，心头也始终砌着一方沉重的碑石。在一些晴朗的黄昏，一个人便从街上买来香火纸钱，默默地跪到外婆的坟前，静静地焚去；然后坐守到天黑才在四起的凉风中下山归去。

　　而我卧室的窗下即是围墙，墙外是一户居民的后园。土家人有“庐墓”的习俗残存——就是要把先人的坟墓安置在家里，以便日夕相守。这家园中就有一座坟，没有碑碣，长满了野花闲草，似乎已荒殖了许久。倒是坟头的两棵杉树，就在我的窗边悄悄地成长；还有那些流水行云般过往的野鸟，也时来小歇倦羽，聒噪一番又飞去。我的床头和书桌就设在窗边，每一起身，就能俯视到窗下的坟。夜里睡觉，似乎也觉得就枕在人家的坟头上，心里不免也有些沉重。偶尔，也能看见一位佝偻老妪，去那坟上拔草，顺便捡走我弹出去的烟头纸屑，我便心生惭愧，再不敢往窗外乱扔物什了。
　　那些时日，心情仍是灰钝的。在单位上显得不与人群，人也便幽灵一般了无生气。触目皆是墓地，全部生活仿佛就是徘徊在这样两座坟之间。街上可以走动的地方除了书肆就是酒馆，每月的饷银就全部献给了这两处。一些大雪飘风的夜晚，一个人读书倦乏了，便在腰间系一条绳索，拴一个瓷葫芦，端一只磁杯，去敲响邻近一个老妇人所开的酒店。老妇极好，总又单独生火为我炒一碟菜，灌上一壶酒水，再倚门目送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归去。归来便把盛菜的磁杯煨在屋里的火盆上，任细微的木炭火把它烧得热气腾腾，独个儿把自己灌醉。醉后或痛哭或诵诗，扰得环邻不安。但大家见惯不怪，次日只含笑问声又醉了便不多言。

　　渐渐地，屋里的书多了起来。那时书很便宜，每月似可买几十本，买来便堆在床上及时读罢，再捧上书架，隐约肚里的学问也添了些许。城里的老师每有不解的语文，便来我这里找书或询问，往往能让他们释疑而去，因之竟有了一点虚名。有了新的寒舍，便想额上新的名号。几番推敲，决定因地取材，命此书斋为“邻坟庵”。还写了一律给诗友阿三，中有一联为“以坟名室聊埋骨，撮土筑巢为友鸥”。诗依旧消沉，阿三却能深会此中意蕴，竟颇为赏此一联。自称“邻坟庵主”的我，那时除开写一些所谓朦胧诗之外，还喜欢像一个传统文人那样，保持一点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方面的雅好。字临泰山石刻金刚经，印摹浙派诸师。小城也许浩劫之后斯文凋敝哲人其萎，遂使我这个竖子浪得浮名。久之，城中人有红白喜事，便辗转托人来向我索写联语，竟有些联语被传抄而谬种流传开去。
　　现在看来，邻坟庵时期的我，也许是最自在而发愤的一段岁月。其时，以大学校友为基本班底的一拨朋人，相议设立了一个诗社，取为“剥枣”。因建于八月，用《诗经》“八月剥枣”之典。社中同人皆性情中人，极重义气又都不乏文气，大学相继毕业后分散在各个乡村中学执教，显得穷愁潦倒，偏又愤世嫉俗。只有我在城里有这么一套单身公寓，大伙儿周末纷纷从各个乡村赶来雅集。多半是饮酒狂歌，微醉时便讨论读书方面的各种见识。这样一来，邻坟庵反而真的成了鬼市，仿佛时常聚会着一帮牛鬼蛇神在那儿高谈阔论，不免让周边社会为之侧目。剥枣社一直坚持了数年之久，当年的一批同仁现在人各天涯，沉浮不一，但提起邻坟庵，大伙仍不免怀念，那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快乐时代。尤其对我而言，那种稳定的读书生活、发狂的写作，都是不复再有的了。

　　在那以后，为了所谓前途，我走出了那个深山小城，结束了我那颇近中古风格的书斋生活。现在想来，竟有些不明所以的哀伤。事实上，那种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往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都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然而，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似乎封存在一座坟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