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执意把他推走了，快到门口时，他又挣扎着想起来，眼里泪水如注，乌黑的卷发随着身体甩来甩去。“我不会走太久的!我很快会回来!”他哭着那么哀伤悲凉。
　　安静了，门关着，大家心情复杂一言不发地躺着。只有约索夫还在说着：“出去时总是那么说，可进去了是不可能再出来的。”
　　手术后，我连着两天呕吐不止。医生的文牍员说我的骨头还没合上。还有两个人骨头弯了没长到一块儿，后来又断了。很令人感到晦气。
　　主任医师在病房检查时发现我们当中有两个年轻士兵长着扁平足，他非常兴奋。“你们的脚在这里很快就能矫正，”他微笑着对他们说，“只要给你们动一个小手术，你们的双脚便很快能跟正常人一样行走自如了。”护士小姐，请替我把他们记下。
　　约索夫见他一出去就忙不迭失地告诫他们：“那个老东西对科学技术非常狂热，像个变态者。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给你们动手术。他专爱给人做手术开刀，简直着了迷。要是他给你们矫正扁平足，放心，脚是不平了，但也成畸形了。那以后你们就只能和拐杖扶手打交道了。”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关切地问。
　　“就直接告诉他不愿意做!你们只想治疗枪伤。反正上了战场你们都不曾感到脚有什么不舒服。要是给那个老东西带上手术台，你们就成为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残废了。他只不过是想拿你们作试验研究。战争是他和其他所有医生的资源宝库，往往他们会因此而辉煌起来。你们到下边看看现在还有十几个人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都是他手术矫正的。有好些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来的。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比开刀以前更好走，而且多数腿上还打着石膏。老家伙每六个月便把他们重新找来；弄断骨头然后说这次一定能好起来。记住，只要你们不点头；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让你动手术的。”
　　“好阴险呀，一个人听完说。但另一个早就厌烦了约索夫。他说：“那也比上战场丢了脑袋强呀。这儿最多残废一只脚，但我可以因此回家了，总比死在前线舒服多了。他想给我做手术，就由他做好了。”
　　另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小伙子却不肯答应。老头次日一早就叫他们过去了。软硬兼施，又讲道理，又恐吓，好一阵子之后他们便答应下来了。他们仅仅是两个普通士兵，在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面前又能怎样呢?当他们送回时上面绷着石膏而且用了麻药。
　　阿尔贝特病情加重，伤势恶化。被他们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一条腿全部被锯了去了。之后，他更加沉默寡言了。甚至他说要是有一天手里再有一把枪，那他将首先给自己一颗子弹。
　　我们病房又从刚到的运输车队里送来两个病号。他们都己双目失明。还有一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师。为了以防万一，护士不用刀具给他喂饭，他曾突然从护士手里抢过一把。但不幸还是发生了。护士给他喂晚饭时把餐具放到他旁边的桌上，有人喊她便出去了。那音乐师迅捷地抓起餐叉，用尽全力穿到心脏上，又拼命地用一只大鞋往里敲打。有三个男人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跑进来用大力气才把那把餐叉拔出来。叉刺很钝，但他用力过猛扎得非常深。我们整夜都被他骂的难以入睡。天一亮，他便开始痛苦地嚎叫了。

　　又空下一个床位。我们就一天天地在绝望、惊恐、呻吟等痛苦地氛围中度过。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天不亮就死了。护士还没来的及去处理。太平间空间太小，都有些周转停放不开了。
　　有一天，忽然有人推开房门，只见那个满头卷发的彼得笔直地坐在担架上，嘴乐得合不拢，他看上去那么虚弱，面色苍白。后面丽贝亭护士也笑逐颜开地推着他到开始的床位上。我们都以为去了死亡病室他便真的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他来回看了看周围说：“你们还要说些什么呢?”
　　约索夫也奇怪不已，就连他也第一次碰到了这种事。
　　过了些日子，有几个允许站起来了。我还可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回走动了。阿尔贝特总是有些愤恨地瞪着我，所以我便很少在房间里走动。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怪异的眼神。有时我便悄悄来到走廊上，可以随意地走动。
　　腹部和脊椎受了伤，头部受了伤的在楼下一层，还有一些是双腿或双臂做了截肢手术的。右边住的是颚骨受伤，中了毒气，或耳朵、鼻子、脖子有伤的士兵。那些伤了肺、瞎了眼、盆骨被击中，关节被损伤以及伤势在肾脏和胃部的都住在左侧一边。看过这些地方就会明白原来人的每一个部位都会中弹受伤的。
　　有两个破伤风病人死的时候，面色惨白、身体僵直，其中一个连眼都没合上，瞪着这个世界就去了。许多床上都吊起伤兵的受伤的四肢，并在下面放一个盆，伤口渗出的脓水便滴到里面。很快便会积满，过两个钟头就得倒一次。躺在伸缩绷带里的人，一头用一个大铁磅挂在床上。那些伤到肚腹肠子上的，里面尽是淤集的粪便。我从医生文牍员那里看到一些拍着被粉碎的头骨、膝盖和肩膀的X光照片，惨不忍睹。
　　在一个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身子上，居然还会有一张人的面孔，而且还能证明他还继续一天天地活着。这真的让人无法相信。整个德国、法国、俄国会有无数这样的情形，而这里却仅仅是一个部门，一所很普通的医院罢了，一切事情都在这种险恶的情形中，没有了去说、去写、去做的必要，那都是毫无意义的。全部都是瞎编乱造的，不知所云的东西。这种血腥的灾难，这种痛苦的折磨极大的嘲讽着有了几千年悠远文化的历史。仅仅一所战后的医院便是对战争的强烈控诉。
　　我还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却过早地饱尝着命运的恐惧、绝望、死亡和对伤痛后的茫然之外，对于人生我没有别的概念。在我眼里只有麻木无知地顺从凶残，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和争斗。而有人却在创造更精明的武器撰写更辉煌的文章不断泡制和延长着他们的仇恨和屠杀。我们那些遍布各方的同龄人都亲耳亲眼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现在我们把这件事讲诉给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又将作何解释和答复呢?倘若战争结束了，他们还会对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已在这些年中成为一个个职业的刽子手，只知道杀人。我只懂得人生与死亡是紧密相联在一起的。此后怎样?将来我们又会怎样呢?

　　莱万多夫斯基是我们这个病房年岁最大的，已经四十了。他在医院十个多月了，等着重伤的腹部渐渐治愈。他的伤势在最近几个星期开始慢慢好转，有时还能一瘸一拐地弓着背走几圈。
　　她远在波兰的妻子给他来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他连续几天激动不已，信中说，她攒了些钱，准备当做探望他的路费。
　　她已经出发了，很可能随时就到，莱万多夫斯基茶不思饭不想，甚至把只吃了两三口的赤蓝香肠也大方地给了人。那封传看了几十遍的信，在他手来不停翻来折去，举在眼前绕着病房踱来踱去。邮戳的数字日期已经推算过好些次了。手上的油脂和脏物已经把信封上的地址磨得模糊难辨了。莱万多夫斯基终于熬不住发烧了，只得再躺倒床上焦虑，期盼地等待着。
　　在他和他妻子分开两年期间，她有了他的孩子，并一起要带到这儿来。可有一些别的事却让莱万多夫斯基联想不断。他原计划等老婆来了以后到外边呆一阵子，毕竟双方分离得太久，要有条件还是要相互在一块儿温存一番，干些别的事情呢。
　　我们曾听过莱万多夫斯基给我们大量灌输这种事情。在部队这又是很公开的。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有几个外出过的人说有几块很隐蔽的地方，根本没人知道，甚至有个人还能说出一所很安全的小屋的地址呢。
　　莱万多夫斯基愁云笼罩着，那些主意一点儿用都没有。对于他来说那种事已成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了。我们看他如此，都安慰他都表示一定能帮助他。
　　他的妻子是第二天下午赶来的。这个女人羞答答地站着，身材矮小，头发纷乱，眼睛在来回寻觅着，她披着一件已经很旧的带花边和饰带的黑斗篷。
　　她不好意识地站在门口，不停地小声自言自语着。我们屋里的六个男人把她给唬住了。
　　“你进来吧，玛尔雅，他们都很欢迎你呢。”莱万多夫斯基居然试着咽下一口唾液冲她说。
　　她先绕着跟每个人友好地握了握手。她伸手把小孩抱起时，小东西正好把尿布又弄脏了。她从一只花色手提包皮里拿一块布给孩子铺好垫上。她开始自在一些了，他们便亲热地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心急如焚，总是向我们哀伤无奈地眨眼。
　　医生查房过后，比较安全。有时也不过进来一个护士看看便走了。有个人出去观察了一会儿便朝莱万多夫斯基点点头说：“约翰；外边什么人都没有，很安全，你们开始吧。”
　　他们小声聊着。那女人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我们摆摆手冲她一笑，告诉她无所谓，别在乎这些。我们才不管那些闲话呢。在这里被枪弹残废的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在一起谁晓得下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呢?他们需要好好地亲热亲热了。
　　为防护士干扰好事，我们让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只要她们一过就设法拖住。两个人在外边大概看守了一刻钟。
　　我们又把几个枕头堆垫在莱万多夫斯基侧着的身后，小孩由阿尔贝特照看。于是我们转身背对着他们，黑斗篷很快便钻到被窝里去了。我们这边也有说有笑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还拿出牌来。

　　我手气不错，拿了一手梅花牌，有四张杰克，一圈便赢了。我们几乎想不起那边的莱万多夫斯基夫妇。不一会儿，阿尔贝特用尽一切办法都止不住那孩子的哭声了。细细地吸吮声音响起，我无意抬头，只见那孩子已在母亲怀抱里了，嘴上还咬着一个奶瓶。约翰的事情已经完成。
　　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似的，彼此又近了一步。莱万多夫斯基眉开眼笑了，汗水早已满身都是，而那女人却一副精神十足的样子。
　　约翰把花提包皮里的鲜嫩的香肠，挥舞小刀分切成片，让他的矮女人微笑着分给我们吃，她头发蓬乱但却漂亮多了，我们都叫她妈妈。她便很亲热地为我们打一打枕头。
　　几个礼拜过去了，每天早上我得到山德尔学校去接受治疗。我要在那里把勒得硬绷绷地一条腿变得能够活动起来。胳膊已经痊愈了很长时间了。
　　再从前线送来的病号，便由过去布料绷带改用白色皱纸绷带了。前线非常匮乏那种纱布绷带。
　　阿尔贝特的腿也很快恢复起来了。已基本上愈合了伤口。听说就要给他接人工假肢了。但那些日子他却越发阴沉着脸，沉默寡言了。经常说着话便戛然而止，呆滞地盯着前方，要没我们这些人，他早就死了。不过这两天，他已渐渐有所好转了。也经常凑过来看我们一块玩牌。
　　我准许休假回去几天。
　　母亲更憔悴了，她拉着不让我走开。
　　不久我便又被调到团里，再次奔赴前线。
　　我真有些不舍得阿尔贝特·克络普，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但这种朋友在部队已经很平常了。
　　我们已不习惯一周一周地计算时间了，刚来时还是冰封的冬日，炮弹炸起的弹片和冻土四处飞射都很危险，转眼间，却已草木嫩绿了。我们却在战场和营棚之间来回地调换生活着。我们对于战争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癌症和结核，重感冒和拉痢疾一样，只是在战场上死亡来的更快、更残酷、手段更多一些罢了。
　　我们大脑就像一块可以随意改变形状的泥团。平时它平平整整地很完好，一打仗上了战场它便被轰炸的光怪陆离了。
　　过去所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毫无用处，差不多都淡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没什么依据可以区别，学识、修养并没有什么不同了。这些东西有利的一面可以因此而占据一些环境；但也有不利的因素，会自然不自然地束缚人的思想。打个比方就如过去是每个省自己铸造发行硬币，后来统一了模式，把它们都溶化了。那就只能验明金属才能发现与过去的不同。我们也同样，先是个兵，再才是一个个具有温和而怪异等特性独立的人。
　　歌曲唱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犯人间的凝聚力和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死囚之间的可爱品质汇合成了这种博大而宽容的手足之情。它诱惑我们从那种紧张、危险充满恐慌和孤单的情境中所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一切乐观轻松的生活态度。它既是高尚的又是卑微的，但又怎能那样去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