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茶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交欢，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60年代也发着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个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现在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困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困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同对方困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①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EastNe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矾。
　　②InternationalChristianUniversity之略，国际基督教大学。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赶来离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21岁，再过几周就22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像样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以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问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座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个奇特的午后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进大衣袋，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个脚踏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坏梦？”
　　“总做坏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头，又缩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开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觉得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我摇下头，“说不准，或许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暧，你不认为10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来。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进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眼钟：凌晨2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儿。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吗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
　　“我不是杀人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25，”她说，“然后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