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记得，撞车以后，在米拉波诊所，我蓦地惊醒，而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寻找床头灯的开关。于是，在过于强烈的灯光下，我认出了白色的墙，玻璃窗户。我尽力重新人睡，可是，尽管我睡意浓重，却又辗转难眠。整整一夜，隔墙后都有人在说话。一个名字不停地被提到，由不同语调的声音说出：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早上，我才明白我夜里做梦了。只有这个名字：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是真实的，因为，在市立医院，当身穿白大褂那个家伙问我们俩是什么人的时候，我亲耳听见从她嘴里说出了这个名字。
　　有一天晚上，在奥利南机场，我正在等候从摩洛哥回来的朋友。飞机误点了。已经十点多了。通往进港口门的大厅几乎空寂无人。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中的真空地带。突然，我听见机场里一个无形的声音重复了三次：“在624号登机门，有人找雅克琳娜·博塞尔让。”我顺着大厅跑了起来。我不知道三十年来她变成什么样子，但岁月已不再重要。我有一种错觉，以为那儿可能还有一个登机门。极少的几位乘客出现在624号门。门前，有一名穿着深色制服的男子在站岗。他语气生硬地问我：“您有票吗?”

　　“我找个人??刚才广播??雅克琳娜‘博塞尔让??”
　　最后几位乘客走了。他耸耸肩，说道：“先生，那个人大概早就登机了。”
　　我又说了一遍：“您肯定吗?雅克琳娜·博塞尔让??”
　　他挡住我，说道：“先生，您看得很清楚，再也没有任何人了。”
　　11
　　这场事故以前那个阶段中的一切，都在我的记忆中混淆起来。在朦胧的光线下，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我期待电压增大，以便看得更清楚。当我今天回想起来，惟有埃莱娜·纳瓦希那的身影凸现于这片浓雾。我记得她的左肩有一颗美人痣。她曾告诉我，她就要动身去伦敦几天，因为有人向她推荐那儿的一份工作，她想去了解一下，这是否真的值得考虑。
　　一天晚上，我陪她到北站乘坐火车。她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告诉我她不久就回巴黎。但是，她从来都没有回来。三年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喂??这里是‘帕蓝’旅馆??先生，有人要同您说话??”
　　“帕蓝”旅馆几乎就在她家的对面，在一条人们能瞧见里昂车站大时钟的小街道上。有一次，我们曾在那儿以伊薇特·丹迪亚克和帕特里克·德·泰鲁阿纳的名义要了一间房。女人的声音在重复说：“先生，您一直在听吗?我这就递给与您通话的人??”

　　我肯定是她。我们将再一次在两堂钢琴课之间的空隙时间见面，学生们会练习弹奏胡梅尔的包皮列罗舞曲，直到课程结束。正如博维埃尔博士喜欢重复说的那样，生活是永无休止的轮回。电话线路上有噪音，很像树叶丛中沙沙的风声。我紧紧握住耳机等待着，以免稍一动弹，就可能把这根历经岁月，绷得紧紧的线拉断。
　　“先生，您的通话人在同您说话??”
　　我想我听见有人打翻家具的声音，或者，某个人在楼梯上摔了一跤。
　　“喂??喂??您听见我说话吗?”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感到失望。电话里总有噼噼啪啪的杂音。
　　“我是您父亲的一个朋友??您听见我的声音吗?”我徒劳地向他作肯定的回答，他可听不见我的声音。
　　“居伊．鲁索特??我是居伊·鲁索特??您的父亲也许跟您说起过我??我是您父亲在奥托事务所里的同事??您听见我的话吗?”
　　他好像为了做做样子而向我提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真正关心我听见与否。
　　“居伊．鲁索特??我们和您的父亲一起有一个事务所??”
　　我也许可以以为，他从五十年前的香榭丽舍大街的一个酒吧里跟我说话，那儿，喧闹的谈话都是环绕着黑市生意、女人和马匹。声音压得越来越低，只有一些句子的片段传到我的耳旁。

　　“您的父亲??奥托事务所??遇见??在‘帕蓝’旅馆数天??我也许能碰到他??。只要告诉他：居伊。
　　鲁索特??奥托事务所??居伊·鲁索特打来的??
　　一个电话??您听见我的话吗???“
　　他怎么得知我的电话号码呢?我的号码并没有在电话簿上。我想象这个幽灵从“帕蓝”旅馆的某个房间打来电话，也许就是从当初伊薇特·丹迪亚克和帕特里克·德·泰鲁阿纳在那儿过了一夜的那个房间。多么奇怪的巧合??然而，这声音已是太遥远了，句子也太不连贯。我暗自思忖，他想要看的究竟是我的父亲，因为他以为我父亲还健在，或者说是我呢。不一会儿，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于是，再一次响起了家具被翻倒的声音，或有人在楼梯摔跤的声音。然后，是电话的信号音，仿佛那头已经挂了。已是晚上八点钟，我没有勇气再打电话到“帕蓝”旅馆。我实在感到失望。我希望听到埃莱娜·纳瓦希那的声音。这么长一段时期以来，她可能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最后一次梦见她时，她没有来得及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这个梦就中断了。